璁鸿

世上的人说人死后能变成鬼，有知觉，能害人。
试用人以外的物类来验证一下，人死后不能变成鬼，没有知觉，不能害人。
用什么来验征这一点呢？
用万物来验证它。
人是物，人以外的万物也是物。
物死后不变成鬼，人死后为什么偏偏能够变成鬼呢？
世人即使能够辨别物死后不能变成鬼，那么对于人死后能否变成鬼也还不一定能够辨明；如果连物死后变不变鬼尚不能辨明，那么也就更无法知道人死后能变成鬼了。
人之所以出生，是因为承受了精气，人死了精气就不存在了。能够成为精气的是血脉。
人死了血脉就枯竭，血脉枯竭而精气就不存在，精气不存在而形体就腐朽，形体腐朽而化成灰土，靠什么变成鬼呢？
人没有耳目就不会知道什么，所以聋人盲人，如同草木一样，精气离开人体，哪里只是和人没有耳目一样呢？
腐朽了就会消亡，成了恍恍惚惚看不见形体的东西，所以把它叫 鬼神 。
人们所见到的有形体的鬼神，本来就不是死人的精神变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鬼神是 荒忽不见 这类东西的名称。
人死后精气回到自然之中，尸骨归葬土中，所以称它叫 鬼神 。
鬼，是归的意思；神，是荒忽无形的意思。
有人说：鬼神是阴气和阳气的名称。
阴气阻止万物生长而使它们的形体归于地；所以就称它叫鬼；阳气助长万物使它们获得生命，所以就称它叫神。
神，是人和物获得生命的意思，舒展还原没有止境，终而复始。
人靠阳气获得生命，人死后形体中的阳气又回到自然界的阳气中去。
阴气阳气称为鬼神，人死也称为鬼神。
阳气使人获得生命，就像水结成冰一样。
水凝结成冰，气凝聚成人；冰融化为水，人死还原为神气。
它的名称叫神，好比冰融化后就改称为水一样。
人们见名称不同，就认为鬼有知觉，能变成形体而害人，这是毫无根据地对这个问题乱发议论。
人们看见鬼像活人的形状。
就因为他们见到的鬼像活人的形状，所以知道鬼不是死人的精气变成的。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用口袋装满粟米来证明。米装在囊中，或粟装在橐中，装满了就结实，口袋竖立起来就能看得出，人从远处看见它，就知道它是装粟米的口袋。
为什么呢？
因为口袋的形状和所装的东西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囊破米漏了出来，橐坏粟洒了出来，那么口袋就瘪下去了，人从远处看它，就再也看不出来了。
人的精气隐藏在形体里面，就像粟米装在口袋中一样。
人死而形体腐朽，精气散失，好比口袋穿孔，粟米洒漏出来一样。
粟米洒漏出来，口袋就不再具有形状；人死精气散亡以后，怎么能够再有形体而使人们会看到他呢？
禽兽死后，它们的肉全部没有了，只有皮毛还存在，用它制成皮衣，人们望见皮衣，觉得类似于禽兽的形状。
所以社会上有穿着狗皮袍装扮成狗的小偷，人们不会觉察，借助于狗的皮毛，所以人们就不会怀疑。
如今人死了，皮毛朽败，即使精气仍然存在，精神又怎么能再借这个烂掉了的形体来活动和现形呢？
死人不能借活人的形体出现，就像活人不能借死人的精神使自己的形体消失一样。
六畜能变化成像人的形体一样，是因为它们的形体还活着，精气仍然存在的缘故。
如果死了，它的形体已腐朽，即使像老虎犀牛那样凶猛的动物，也不能再变化成人形了。
鲁国公牛哀生病后变化成老虎，也是由于他的形体还没有死的缘故。
世上有活的形体转化为另一类活的形体的现象，却从来没有以死了的身体变成活的形象这类事情。
天地开辟之后，自从人皇以来，人通常能活到百岁寿限而死，如果加上中年早死的，有亿万人之多。
计算一下现在活着的人数，不如自古以来死去的人多。如果人死了就变成鬼，那么在道路上，就会一步一个鬼了。
人将要死的时候会见到鬼，就应当见到千百万个鬼，满厅堂满院子全是鬼，巷中路上也塞满了鬼，不应当只是见到一两个人变成的鬼啊。
人被兵器杀死，世人说他的血变成为磷。
血，是人活着时候的精气。
人们夜间行走看见磷，不像人的形状，模模糊糊地聚积在一起，像火光的形状。
磷，是死人的血，它的形状不同于活人的形体。它的形状不像活人的形体，那么精气离开了人体后，为什么会像活人的形体呢？
如果人们看到的鬼都像死人的样子，那还可以怀疑是死人变成了鬼，然而有人看到的鬼都像活人的形状。
病人见到鬼，就说某甲来了，可是当时某甲并没有死，而是阳气构成的像某甲的形状。
如果死人会变成鬼，病人为什么见到是活人的形体呢？
自然界的本性，能够重新产生火，不能使熄灭了的火又燃起来；能够重新产生人，不能使死人重新出现。
不能使死灰复燃，我才很怀疑死人能再变成活着时候的样子。
根据火熄灭了不能复燃的情况来对照它，死人不能又变成鬼，是很明白的了。
会变成鬼的，人们认为是死人的精神。
如果确实鬼是死人的精神变的，那么人见到鬼，应当只见到赤身裸体的形状，不应该见到系带穿衣的鬼。
为什么呢？
衣服没有精神，人死后衣服与人的形体一起腐朽，怎么能得以系带穿衣呢？
精神本来是以血气为主的，血气经常附在形体之上，形体即使腐朽了，精神仍然存在，能成为鬼是可以的。
衣服，是丝絮布帛做的，人活的时候血气并不依附在衣服上，而衣服本身又没有血气，腐烂了也就完了，和死人的形体一样，怎么能照旧为衣服的形状呢？
由此说来，见到鬼穿的衣服像死人原来的衣服，那么形体也就不过是像死人原来的形体了。
像死人原来的形体，就知道鬼不是死人的精神了。死人不能变成鬼，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知觉。
用什么来验证它呢？
人还没有出生时，在元气之中；人死了以后，又回归到元气之中去。元气恍惚不清，构成人的气存在其中。
人还没有出生时没有什么知觉，人死了又回复到没有知觉的原始状态，怎么会有知觉呢？
人之所以聪明智慧，是由于含有五常之气；五常之气之所以能够存在于人体，是由于五脏在人体之中的缘故。
五脏没有受到伤害人就有智慧，五脏有病人就神志不清，神志不清就愚昧痴呆。
人死了五脏就会腐朽，五脏腐朽了那么五常之气就没有寄托之处了。用来蕴藏智慧的器官已经腐朽了，用来产生智慧的五常之气已经离开人体了。
形体要靠气才能生成，气要靠形体才能产生知觉。
天下没有离开物体而独自燃烧的火，世间怎么能有脱离形体而独自产生知觉的精气呢？
人的死亡，就好比睡着了一样。
睡着了和昏迷差不多；昏迷和死亡相近。
人昏迷不醒就死了。
考察一下人昏迷后又醒过来，死过去又复活过来的这种情况，与睡着了又醒来是相似的，既然这样，睡着、昏迷、死亡，是同一回事。
人睡着的时候不能够知道醒时所做的事情，就像是死了以后不能够记得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
人们在睡着的人旁边说话做事，睡着的人不能够知道，就像对着死人的棺材做或善或恶的事情，死人不能再知道一样。
睡着，精气还存在于人体，人的形体依然完整，仍然无所知觉，何况死人的精气已经消失，形体已经朽烂了呢？
谁要是被别人打伤了，就会到官吏那里去告状诉苦并向人们叙述这件事情，这是人有知觉的缘故。
如果被人杀死，人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人杀的了，或许家里人不知道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假如死人有知觉，必然怨恨那个人杀害自己，应当能在官吏面前诉说，告知凶手的名字；或者能够回去告诉家里的人，告知尸体在什么地方。
这些都不能做到，就是死人没有知觉的明证。
世间死去的人，能够让活人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借用他的口说话，以及巫师叩动元弦，召来死人的灵魂，通过巫师的口说话，全是浮夸荒唐的说法。
如果不是荒诞无稽的，那就是老物的精神所造成的虚像，不是死人在显灵。
有人说：死人只是不能说话而已。
既然不能说话，那么也就是不能有知觉。知觉依靠精气，说话也依靠精气。
人没有生病的时候，智慧精神是安定的，生了病，能会头脑昏厥，精神错乱。
死亡，是疾病的最终现象。
疾病，只是死亡的略微表现，尚且神志昏乱，何况病危的时候呢！
精神错乱，尚且没有知觉，何况人死后精气散失了呢！
人的死亡，好比火的熄灭。
火熄灭了光就不照耀了，人死了知觉也就失灵了，二者实质上是同一个道理，议论者还认为死去的人有知觉，太糊涂了。
人病得将要死的时候，与火将要熄灭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呢？
火熄灭了光消失了而烛还存在，人死后精气消失而形体还存在。说人死了还有知觉，这就如同说火熄灭了又还有光亮出现一样。
隆冬季节，寒气主宰一切，水凝结成冰。越过春季天气温暖，冰融化成水。
人生在天地之间，他们就好比是冰。
阴阳之气，凝聚成人，年岁到了尽头，死了又还原为气。
春水不能再结成冰，死人的魂怎么能再现形呢？
夫妻互相嫉妒，同在一室居住，淫乱而行为不正，经常忿怒争辨是非。夫死妻改嫁，妻死夫另娶，用死人有知觉这种说法来检验改嫁和另娶这件事，死去的夫或妻应该大为忿怒。
如今已死的夫或妻都寂寞无声，改嫁的另娶的也很平静没有灾祸，这就是死人没有知觉的证明了。
孔子埋葬他的母亲于防山，不久暴雨到来，防山的墓倒塌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伤心地流着泪说： 古代是不修墓的。
于是就不再为他的母亲修墓。
假如死人有知觉，一定会怨恨活人不为他修墓，孔子相信这一点，应该立即修墓，以此讨好魂神，然而孔子却不修墓，说明圣人明白道理，知道死人是无知的。
枯骨在野外，有时发出哀叹鸣叫的声音，好像夜间听到人的哭声一样，认为这是死人发出的声音，那就错了。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活人之所以能够说话叹息，是由于气包含在口喉之中，动摇舌头，口一张一合，所以能够说话。
好比吹奏萧笙，萧笙折断破损，气散了不能包含在其中，手无法按，就不能发出声音。
萧笙的管子，好比是人的口喉；手按萧笙的孔，就像人活动舌头一样。
人死了口喉就腐烂了，舌头不能再动，怎么能够说话呢？
然而枯骨有时哀叹鸣叫，是因为人骨自有发出哀鸣的道理。或许是妖气所发出的声音，这就和夜间鬼哭没有什么不同。
妖气形成哀鸣这种怪异的声音，自有它的道理。由于这种声音紧靠在枯骨旁边，人们就认为这种枯骨尚有知觉，所以在野外哀鸣。
荒野之中没有埋葬的尸体成千上万，哀鸣的声音，应该每走一步都能不断地听到了。
世间有能让不会说话的人说话这种事情，却没有能让会说话的人死后重新说话这样的事情。
会说话的人死了，不能再使他会说话，犹如植物生长以青为颜色，这是自然所赋予它的，植物死了青色就消失，这是自然去掉了它的青色。
赋予青色植物就成青色，去掉青色植物的青色就消失，青色消失后不能再赋予它青色，植物也不能自己再发青。
声音和颜色的道理是相通的，都是从自然中承受来的。
青青的颜色，好比是枭枭的声音，枯死的植物的颜色不能再转青，偏偏认为死人的声音能够再说话，糊涂啊。
人之所以能够言语，是由于有气力。气力旺盛，是由于能够饮食。
饮食减少则气力衰弱，衰弱则声音沙哑，身体虚弱不能吃东西，那么口就不能再出声。
死亡，是虚弱的极端，怎么能够再说话呢？有人说： 死人享受饭菜的香气，所以能够说话。
死人的精气，就是活人的精气。
如果活人不饮食，只是用口享受菜饭的香气，不过三天也就饿死了。
有人说： 死人的精气比活人的精气更神灵，所以能够靠享受饭菜的香气而发出声音。
活人的精气存在于身体内，死了精气则在身体外。死人与活人的精气有什么不同呢？
身中与身外的精气有什么差别呢？
取水装满大盎中，盎破了水流到地上，流到地上的水不同于盎中的水吗？
地上的水与盎中的水没有区别，身外的精气为什么不同于身内的精气呢？
人死了不变成鬼，没有知觉，不能说话，就不能伤害人。
用什么来证明呢？
人发怒要用气，伤害人要用力，用力必须筋骨强健，强健就能伤害人。
忿怒的人，在别人的面前大声吼叫，口中的气喷射到别人的脸上，即使他像孟贲、夏育那样勇武有力，口中的气也不能伤害人。假如伸手打击，举足去踢，那么被打被踢的人没有不皮破骨折的。
人死了，骨头腐朽筋力消失，手足不能举动，即使精气仍然存在，就像大声吼叫之时不能继之以拳打足踢一样，怎么能够伤害人呢？
凡是人与物所以能伤害人，是由于手拿兵器，爪牙坚硬锋利的缘故。
人死了，手臂腐烂了，不能拿兵器，爪牙毁坏了，不能再撕咬了，怎么能再伤害人呢？
婴儿刚生下来，手足全都成形，手不能搏斗，足不能踢打，是因为精气刚刚凝聚成人，筋骨还不结实的缘故。
据此说来，精气并不能自行坚强，这是很清楚的了。
精气构成形体，形体微弱，尚且不能伤害人，何况人死了，精气离去精神消失了呢。
身体微弱尚且不能伤害人，死人的枯骨怎么能说可以伤害人呢？
难道是死人的精气没有离开形体吗？
怎么能伤害人呢？
鸡蛋没有孵化时，浑浑沌沌地存在于蛋壳内，打碎它来看一下，里面像水的形状一样。经过母鸡孵育，躯体才能形成，形成之后，才能用嘴啄用脚踢。
人死后回归到浑浑沌沌的状态，浑沌之气怎么能伤害人呢？
人之所以勇猛能伤害人，是由于有饮食的缘故。饮食饱足则身体强壮勇猛，强壮勇猛就能伤害人了。
人生病不能吃东西，则身体虚弱，虚弱困乏到极点，因此就会到死亡的地步。
生病困乏的时候，仇人在他的面前，他不能大声呵叱，有人偷他的东西，他不能制止抢夺，这是身体虚弱困乏无力的缘故。
人死了，身体虚弱困乏无力到极点了，怎么能伤害人呢？
有鸡犬之类家禽家畜，被人偷走了，即使是胆小无势的人，没有谁会不忿怒。忿怒到极点，甚至会去杀害人。
社会混乱之时，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假如死人的神气有知，应该能伤害人。
人的身体比鸡犬宝贵，自己被杀死比鸡犬被人偷走更严重，然而活着可对鸡犬被偷表示忿怒，死后却连别人把自己吃掉也不怨恨，这就是死人不能害人的证明。
蝉还没有蜕皮是复育，已蜕皮就脱离了复育的形体，改变为蝉的形体。
要说死人的精神离开人的形体就象蝉脱离复育那样吗？
那么变成蝉的就不能害变成复育的。
蝉不能害复育，死人的精神怎么能害活人的身体呢？
作梦的道理是难以解释清楚的。
有人说： 梦，是人的精神停留在自己的身体内所产生的吉或凶的虚象。
又有人说： 梦是人的精神离开了身体，和别人以及物相接触而产生的。
现在假设做梦时精神确实留在身体中，那么死人的精神也将是与此情况相同。
现在假设做梦时人的精神确实离开了人体，人梦见杀伤人以及自己又被人杀伤，第二天察看别人的身体，察看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兵刃创伤的迹象。
做梦依靠精神，这精神，就是死人的精神。
做梦时的精神不能害人，死人的精神怎么会害人呢？
火势旺盛锅里就沸腾，沸腾停止而气也歇息，这是由火势所决定的。
精神发怒才能害人，不怒就不能害人。
火在灶中猛烈燃烧，锅里就沸水翻滚热气蒸腾；精神愤怒于胸中，就气力强盛身体发热。
现在人将要死了，身体寒凉，凉变得益寒，人于是就死了。
当人死的时候，精神不发怒，死亡以后，就像水离开了锅一样，死人的精神怎么能害人呢？
老物精与人发生关系，人就会得痴狂病，如果知道是哪一种老物精使他害这样的病而去治它，病就会痊愈。
老物精没有死的时候，精神依附在形体上，所以能够变化；老物精死了，形体腐烂，精神散失消亡，没有依附的东西，就不能变化。
人的精神，就如老物精的精神一样。
老物精活的时候，它的精神能使人害病；它死了，精神也就消失了。
人与物相同，人死了精神也就消失了，怎么能成为祸害呢？
假如认为人比物高贵，精神有差别，然而已有的事实，是老物精能变化，人则不能变化，这样说来，人的精神反而不如物的精神，物的精神反而比人的精神更神灵了。
水火能淹死、烧死人，凡是能伤害人的东西，都是由金、木、水、火、土所构成的东西。金杀伤人，木打死人，土压死人，水淹死人，火烧死人。
如果人死后，精神变成 五行之物 的话，就能害人，不变成 五行之物 ，就不能害人。
不变成 五行之物 就会变成气。
气能伤害人，是由于太阳之气有毒的缘故。
假如人死后，变成的气有毒，就能害人；不变成有毒的气，就不能害人。
论述死人不会变成鬼，没有知觉，不能够害人，那么人们所见到的鬼，不是死人的精神，那些伤害人的，不是死人的精神所为，就很明白了。


一般人犯毛病，毛病在于说事情夸大事实，写文章著书，文辞超过真实情况，赞扬美的超过好处，批评坏的超过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好奇，不奇，话没人听。
所以称赞人不夸大他好的地方，那么听的人心里不痛快；诽谤人不增加他的过错，那么听的人心里不满足。
听说一要夸大成十，看见百要增加成千，这使那些很简单的事，分成十种、百种复杂的事；很明白的话，变成千种、万种相互背离的说法。
墨子哭练丝，杨子哭歧道，大概伤心失去根本，悲痛得离开了事实。
流言蜚语，众人传说的话，出至小人的口，流传在街头巷尾之间，都是这样的。
各家学说的文章，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是贤人写的，精妙思想集粹，应该符合事实了，然而有的地方还是夸大。
也许儒家经书上的话符合实际吧？
说话慎重莫过于圣人，儒家经书万代不变，然而有的还说过了头，夸大了事实。
夸大事实都有目的，不会胡乱地、错误地把少的说成多的。
然而一定要评论，正是为了说明经书上的夸大跟传说的夸张是不一样的。
经书上的夸大不是少数，略举比较明显的，让模糊迷惑的人，观读采纳，能够开通思想，理解觉悟。
《尚书·尧典》上说： 尧能使万国和睦相处 ，这是赞美尧道德崇高能导致天下太平的教化，教化施及中原各族和边远民族。
说能与边远地区和睦相处，是可能的；说有万国，是夸大。
尧与西周，都治理着五千里内的土地。
西周时有一千七百九十三个诸侯国，加上要服、荒服地区和所有海外不吃五谷的人，像穿胸、儋耳、焦侥、跂踵之类，合拢这些数目，不到三千。
天覆盖到的地方，地上拥有的地方，全在三千之内。
而《尚书·尧典》说 万国 ，夸耀超过事实，是用它来赞美尧。
想说尧的道德崇高，教化的人很多，中原和边远的民族，没有不和睦的，所以称 万国 。
像《诗经·大雅·假乐》上说周宣王时 子孙千亿 一样，是赞美周宣王德高能敬重天地，天地保佑他，子孙众多，直到千亿。
说子孙众多，是可能的；说有千亿，是夸大。
子孙即使众多，不可能到千亿，这是作诗的人颂美宣王，过分夸大实际情况。
考察一下，从后稷开始受封于邰起，到宣王，以至宣王的外族内属，凡有血缘关系的，也不到千亿。
千与万，是数目的大数。 万 是说很多很多，所以《尚书·尧典》说 万国 ，《诗经·大雅·假乐》说 千亿 。
《诗经·小雅·鹤鸣》上说： 白鹤在沼泽深处长声鸣叫，声音在天上都能听到。
是说白鹤在曲折深奥的沼泽长声鸣叫，声音就像在天上听到一样，用它来比喻君子在穷乡僻壤修养德行，名声就像上达了朝廷一样。
说听见声音高远，可以；说在天上听到，是夸张。
诗人说声音在天上能听到，这是因为看见白鹤在云中叫，从地面能听到它的声音。因此推测它在地上鸣叫，应当也在天上听得到。
白鹤在云中鸣叫，人听到声音抬头看它，眼睛看见了它的形状。
耳朵和眼睛能力相同，耳朵能听到它的声音，那么眼睛就能看见它的形状。
然而耳朵能听到的，眼睛能看见的，不超过十里，即使它在天上鸣叫，人不可能听见。
为什么呢？
天离人有几万里远，那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到。
如今白鹤鸣叫从下面听得见，它叫声很近。
因为从下面听到它的叫声，于是就说它在地上鸣叫，应当也在天上听得到，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那白鹤在云中鸣叫，人是从下面听见的；如果在沼泽深处鸣叫，人没有在天上，怎么知道在天上能听到呢？
无法知道，那么这种想法只是从类比中得出的。
作诗的人或许不知道。还诚心诚意认为如此；或许知道是想拿它来比喻其他事情，所以夸张得很厉害。
《诗经·大雅·云汉》说： 周的百姓，没有一个人留下。 这是说周宣王的时候，遇到严重的旱灾。
诗人悲伤旱灾太严重，人民深受其害，说剩下来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忧愁痛苦的。
旱灾很严重，那是有的；说没有一个人留下，则是夸大。
周的百姓，跟今天的百姓一样。
如果今天的百姓，遇上严重的旱灾，由于贫穷瘦弱没有积蓄，肯定急得捶胸盼雨。但像那些富人粮食富足，粮仓满满的，肚子不饿，还会有什么忧愁呢？
天大旱，山林里草木不会全枯萎，就像地上发大水，丘陵的高处不会全淹没一样。
天大旱，山林里的草木，富贵的人，一定有遗留逃脱的，而说没有一个人留下，是过分夸张的文辞，是想说旱灾太严重了。
《周易·丰卦》说： 大大的房子，遮盖住家，从门缝里看，静悄悄地像没有人一样。
不是那里没有人，而是没有贤人。《尚书·皋陶谟》说： 不要空设各种官位。
旷，是空设、虚设的意思；庶，是众多，各种的意思。
不要虚设各种官职，是说安置无能的人，跟空设没有两样，所以说是空官。
不贤的人也都心存五常，只是才能低下达不到，没有成为完美的贤人，并非狂妄愚蠢得身上没有一点道德和才能。
道德有高下，才能有大小，做官供职，都想在职努力效劳。
《尚书·皋陶谟》所说的那些无用的官，《周易》所说的那些房子里的人，还是能够有点用处的，怎么能说空空的没有人呢？
《诗经·大雅·文王》说： 众多有才能的人，周文王依靠他们使国家安宁。
这是说文王获得的贤人多，不贤的人少。
现在看来，《周易》应该说 静悄悄的人很少 ，《尚书·皋陶谟》应该说 各种官职中不要只安置很少几个起作用的 。
用 很少有人 来形容，是可以的；说 空空 得没有一个人，也太过分了。
五谷对于人，吃了它们都会感到饱足。
稻谷的味道，甘甜很鲜美。
豆、麦虽然粗糙，但也能充饥。
吃豆、麦的人，都说它们粗糙不甘甜，却不会说肚子空空没有吃的东西。
竹子和木头的拐杖，它们能扶持病人。
竹拐杖的支撑力，弱小赶不上木头的。
有人拿着竹拐杖，说不刚劲有力，却不会说手空空的没有扶持的东西。
不贤的臣子，就像豆、麦、竹杖之类。
《周易》的作者明知道备位充数的官吏在家，却说屋里没有人，这是厌恶他们得很。
《尚书·皋陶谟》说到的各种官员，也包括多少有点才能的人，却说不要空设官职，这讥刺得太厉害了。《论语·泰伯》说： 尧作为君主，真太伟大了！
他的德行浩大无边，老百姓竟不知道怎么称赞他。
传书上说： 有个五十岁的老头在路上玩击壤的游戏，旁观的人说： 尧的功德真伟大！
玩击壤的老头则说： 我太阳升起就劳动，太阳落山才休息，凿井喝水，耕田吃饭，这里边尧有什么样的力量！
这种说法是要证明尧的功德浩大无边，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来。
说他功德广大，可以；要说老百姓竟不知道怎么称赞他，是夸大。
四海浩大，万民众多，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尧的功德，恐怕不是事实。
其实，玩击壤游戏的人说： 尧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是想说老百姓竟不知道该怎么称赞他。旁观的人说： 尧的功德，真伟大啊 ，这是什么样的老百姓，就能知道尧的功德伟大。
实际上确有知道尧功德伟大的，却说没有，全是夸张。
儒者的书上又说： 尧、舜时的百姓，可以挨家挨户被封官。
这是说他们家家户户有君子的德行，可以都做官。
说能被封官，可以；要说是挨家挨户都可以，就是夸大。
人五十岁作父亲，作父亲而不知道君主的功德，拿什么来教育子女呢？
太平社会，家家是君子，人人懂礼义，父亲不会丧失礼义，子女不会舍弃德行。
有德行的人有识别能力，能识别君主的莫过于臣子，贤臣最能理解君主，能理解君主，所以能治理老百姓。
如今他们不曾知道尧的功德，怎么能被封官呢？
五十岁还在路上玩击壤的游戏，跟小孩和未成年的人混在一起，算什么贤者呢？
子路要子羔做郈的长官，孔子认为不行，因为他没有学好，无知识。
玩击壤的人没有知识，怎么能做官呢？
称赞尧的功德浩大无边而没有人说得出来，那么就不能说尧的百姓能挨家挨户被封官；要说贤者能挨家挨户被封官，就不能议论和指责玩击壤的人愚昧而不知道怎样来称赞尧的功德。
既然有 击壤者 这样愚昧的人存在就不能说挨家挨户被封官，要是挨家挨户被封官就不能说尧舜功德浩大无边得没有人能说得出来，看来这二者都是夸张。夸张之所以产生，都是为了要赞美尧的功德。《尚书·西伯戡黎》说： 祖伊进谏纣王说： 现在我们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希望你灭亡的。
罔，是无的意思，祖伊是说我们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希望纣王灭亡的。
说希望纣王灭亡，是可能的；说没有一个不希望，则是夸大。
纣王即使罪大恶极，老百姓和大臣们蒙受他恩惠的不止一个，而祖伊夸张的话，是想用这话让纣王有所畏惧。
所以说：说话不夸大，人心不会惧怕；人心不惧怕，德行不会改变。
把话夸大，是想用它使人畏惧，希望它能使人警戒觉悟。
苏秦以齐宣王说： 临菑城中，车碰车，人挤人，抬起衣袖能成幕，连起衣襟能成帷，挥洒汗水能成雨。
齐国即使繁荣昌盛，也不会如此。
苏秦夸张的话，是在激励齐宣王。
祖伊进谏纣王，就像苏秦说服齐宣王一样。
圣贤夸张文辞，对外有目的，内心未必这样。
怎么知道呢？
《尚书·武成》说周武王讨伐纣王，鲜血流得能漂起杵来，可见帮助纣王作战的人很多，所以流血如此之多。
如果老百姓都希望纣王灭亡，军队会土崩瓦解，怎么肯作战呢？
然而祖伊说 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想纣灭亡的 ，这就像苏秦夸张的话一样。
《尚书·武成》说血流得能漂起杵来，也太过分了。
战死者流的血，怎么能漂起杵来呢？
考察周武王是在牧野讨伐纣的，黄河以北地势高，土壤都很干燥，士兵被砍伤血流出来，就会渗入干燥的土里，怎么能漂起杵来呢？
何况周与殷的士兵，都带足了粮食，不可能有用杵臼的事，怎么会有杵漂起来呢？
说血流得把杵漂起来，是想说讨伐纣的时候，由于士兵死伤的很多，以至到了能把杵漂起来的地步。
《春秋·庄公七年》： 夏四月初五，晚上不见恒星，星星像雨一样落下来。
《公羊传》说： 像雨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雨。
不是雨却为什么说它像雨一样呢？
没有修订过的《春秋》说：星星像雨一样落下来，在不到地面一尺时，就回升上去。
君子把它修订成，星星像雨一样落下来。
没有修订过的《春秋》，指没有修订《春秋》时鲁国史官的记载，上面说 星星像雨一样落下来，在不到地面一尺时，就回升上去 。
君子，讲的是孔子。
孔子把它修订成， 星星像雨一样落下来 。
像雨一样的意思，是像下雨的样子一样，山里的气形成云，上升未到天，就降下来成为雨。
星星像雨般落下来，它们落下还没到地上，又回升上夭，所以说像雨一样。
这是孔子订正了的说法。
其实，星星落下来有时到了地上，有时又没有到地上，离地几尺几丈，很难考查清楚。
鲁国史官记载说 一尺 ，也太过分了。
地上有楼台和高山丘陵，怎么能一概说是离地一尺呢？
孔子说像下雨一样，符合实际。
孔子写《春秋》，于是订正说像下雨一样。
如果孔子不写《春秋》， 星星像雨一样落下来，不到离地一尺 的文辞，就会流传到今天。
汉光武皇帝的时候，郎中汝南人贲光上书，说汉文帝时住在明光宫，整个国家只判了三个人的刑。
这是在称颂赞美汉文帝，陈述他的功绩。
光武皇帝说： 孝文的时候不住明光宫，全国判刑也不只三个人。
积善事修德行，美名传扬，这是因为君子讨厌处在众人所指的地位。
贲光上书在汉朝，汉朝就是当代，夸讲功德称颂美名，尚且超过事实，何况上古的帝王离现在久远，都是贤人从后代对他们进行赞扬陈述，不符合实际脱离本来情况的，当然就更多了。
要是不遭到光武皇帝的驳斥，若干代之后，汉文帝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的事记载在儒家的经典上，人们不知道它是被夸张的，那么汉文帝住在明光宫，全国只有三人被判刑的事，就终于会成为真实事情了。


炎热夏天的时候，雷电迅猛响亮，击断树木，毁坏房屋，有时还危害杀人。
世俗认为雷电击断树木、毁坏房屋，是天来取龙；它危害杀人，是人暗地里有罪过，拿不干净的东西给别人吃喝，于是天发怒，击杀了他。
隆隆的雷声，就是天发怒的声音，好像人的怒吼。
社会上不论是愚蠢人还是聪明人，没有人认为不是这样的。
推究人间的道理加以评论，它是虚假的说法。
雷的产生，同属一种气、一种声响。折断树木，毁坏房屋的时候，也危害打死人；危害打死人的时候，也折断树木，毁坏房屋。
偏偏要认为析断树木，毁坏房屋，是天来取龙；危害打死人，是惩罚暗中有过错的人，这跟天取龙表现出的吉凶不一样，同一时候，同样雷声，这不符合事理。
辩解的人认为，雷声隆隆，是天怒吼的声音。
这种说法只适合于惩罚过错，不适合于天取龙。
惩罚过错，天发怒可以；天来取龙，龙有什么过错而要对它发怒呢？
如果龙是神，天来取他，不应该发怒。
如果龙有过错，跟人一样有罪，杀死龙罢了，天为什么还要取它呢？
打死人，天发怒可以；来取龙，龙有什么过错而要对它发怒呢？
打死人不取，杀死龙要取，人与龙的罪过有什么分别，而雷处死他们为什么却不一样呢？
这样看来，天取龙的说法既不能听，惩罚过错的话也不可从。
以什么来证明呢？
考察雷声迅猛响亮的时候，人仆向前在地上死去，接着隆隆的声音降临到人的头上，所以能够打死人。
果真隆隆的雷声是天发怒吗？
要是天发怒，那天是在用口里的怒气杀人。
口里的怒气，怎么能杀人呢？
人被雷打死，察看那人的身体，像被烧烤过的样子。
如果天用的是口里的怒气，口里的怒气能产生火吗？
况且口长在身体上，口的活动是跟身体一起的。
当雷击断树木的时候，声音觉得在地上；雷声减弱，声音感到在天上。
像这样，声音感到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口要到地上，身体也应该这样。
当雷声迅猛响亮的时候，抬头看天，却不见天落下来。看不见天落地，那么隆隆的雷声，就不是天在发怒。
天怒跟人怒没有两样。
人发怒，自己靠近别人那么声音就大，远离别人那么声音就小。
如今天的声音离得近，而它的身体却离得很远，可见这不是天发怒的真实情况。
况且雷声迅猛响亮的时候，声音或在东、西，或在南、北。如果是天发怒，天体就应该移运，口也应该向东西南北移动，那么抬头看天，天体也应该向东西南北移动。
有人说： 天已经随着声音向东、西、南、北移动了，只因为云雨昏暗不明，人们不能看见罢了。
千里内外不会同刮一股风，百里内外不会同响一声雷。
《周易·震卦》上说： 雷能惊动一百里。
雷鸣电闪的地方，打雷下雨天空昏暗不明，但是百里之外，没有雨的地方，应该看见天向东、西、南、北移动了。
口长在天体上，天体应该跟随口，口一移动，整个天体都该移动，不能只是打雷下雨的地方，天体才跟随着口活动。
况且说发怒的是谁呢？
是天神呢？
还是苍天呢？
如果说是天神，神发怒没有声音。如果说是苍天，天是一种物体，不会发怒，因为发怒要用口。
况且天和地的关系，像夫妻一样，它们就是人的父母。
儿子有过错，父亲发怒，用板子把他打死，母亲不会哭吗？
如今天发怒杀人，地应该哭。
现在偏偏只听见天发怒，不听见地在哭。
要是地不会哭，那么天也不会发怒。
况且天有愤怒就有欢乐。
人暗中有过错，也暗中有善行。
暗中有过错，天发怒杀掉他；如果暗中有善行，天也应该高兴而奖赏他。
隆隆的雷声，认为是天发怒；如果是天欢喜，也应该哈哈地笑。
人有欢喜有愤怒，所以说天也应该有欢喜有愤怒。推究人的情况来说明天，可见对天的知识是以人为基础的。
如果人不会发怒，那么也没有根据认为天会发怒。
既然根据人来说明天，就应该全部把人的特征用上。
人生来发怒就要怒吼，欢喜就要唱歌欢笑。
经常听见天发怒，很少听见天欢喜；经常看见天惩罚人，很少看见天奖赏人。
难道天愿意发怒，不愿意欢喜，贪恋惩罚，吝啬奖赏吗？
为什么天发怒惩罚人有证明，天欢喜奖赏人没有证明呢！
雷击，折断树木，毁坏房屋，有时危害打死人，就认为是天发怒。
但有时只是打雷，没有折断树木，毁坏房屋，也没有打死人，难道是天无缘无故地发怒吗？
君主不无缘无故地欢喜，也不无缘无故地发怒，欢喜与发怒一定会有奖赏与惩罚。
没有惩罚而白白地发怒，是天在胡闹。
乱来就会失掉威严，这不是天的行为。
解释政事的人，用寒冷与温和的气候作为欢喜与发怒的征兆。君主欢喜那么天就温和，要是发怒那么天就寒冷。
打雷闪电的日子，天气就一定寒冷了。
汉高祖先人刘媪曾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中与天神交合，这时雷鸣电闪昏暗不明。
天正施气给刘媪，这应该是大喜的时候，怎么天要发怒响雷呢？
如果认为击断树木是天发怒，不击断树木是天欢喜，那么隆隆的雷声就不应该是同一种声音。
人发怒、欢喜是不同的声音，天发怒、欢喜却是同一种声音，跟人的不相同，那么人根据什么认为打雷是天发怒呢？
拿不洁净的东西给人吃喝，是个小过错。
以极尊贵的身份，亲自处罚这样小的过失，不是尊贵的人该做的事。
尊贵的人不亲自惩罚有过失的人，所以君主不亲自惩办有罪的人。
天比君王尊贵，亲自处罚有小过失的人，这是天的德行比君王还低劣。
天用心，跟人用意一样。
君王惩办恶人，刚听到他罪恶的时候，愤怒地遣责他，等到要惩办他的时候，又同情怜悯他。
所以《论语·子张》上说： 如果弄清他犯罪的情由，在杀他们的时候就应该同情怜悯他们而不要高兴。
商纣恶贯满盈，周武王要杀他，还同情怜悯他。
所以《尚书·多士》说： 我将按照公平合理的办法处治并怜悯你们。
君王惩罚恶人，是怜悯地杀掉他们，而天惩罚有过错的人，是发怒并击毙他们，这是天刻薄而人慈悲了。
解说雨的人认为是天施气。
天施放气，气聚集厚了就变成雨，所以雨能滋润万物，称为及时雨。
人不高兴，不会给予恩惠；天不高兴，不会降雨。
认为打雷是天发怒，下雨是天欢喜。
响雷常常跟雨一起来，按照解说者的话，天是在一边发怒一边高兴了。
君主不在同一个时候进行赏罚，而天的喜怒却同时，天与人相反，赏与罚相背。
况且发怒与欢喜同时表现出来，是混乱的行为。
憎恨人作乱，发怒惩罚他们的过错，但却用混乱行为去惩罚他们，这不应是天的行为。
冬天打雷，人们认为是阳气开始散发；春天打雷，认为是阳气进一步发泄；夏天打雷，却不认为是阳气旺盛，而认为是天发怒，可见这终究是句假话。
人在天地之间，是一种物质实体；动物，也是一种物质实体。
动物吃的东西，上天不能知道；人吃的东西，上天偏偏就知道吗？
万物对于天，都是儿子。父母对于子女，恩德都是同样的，难道会因为人尊贵贤能特别关心，而因为动物低贱愚蠢毫不留心吗？
为什么天观察人这么清楚，而观察动物却这么不清楚呢！
狗和猪吃人给的腐臭食物，天却不杀那个人。
如果认为人尊贵只禁止给人吃脏东西，那么老鼠弄脏了人吃的东西，人不知道，不注意吃了它，天却不杀老鼠。
如果天能原谅老鼠，那么也应该能原谅人。人不小心把不洁净的东西给了别人，别人不知道吃了它，难道是故意拿腐臭东西给别人吃吗？
如果是故意给别人，别人也不会肯吃。
吕后斩断戚夫人的手，挖去她的眼睛，关她在猪圈里，把她当做 人猪 。
喊人们来看，人们都很伤心；孝惠帝看了，就病倒卧床不起。
吕后故意这样做，天不惩罚她；人粗心不知道把脏东西给别人吃了，天立即就杀死他。
不能原谅无心的过失反而宽恕有意的罪过，这是上天办事太昏乱了。人吃了不洁净的东西，口不晓得那是脏的；如果吃完了，才知道，名叫肠洿。
戚夫人被关进猪圈，身体被脏东西污辱，跟 肠洿 有什么分别？
肠跟身体有什么区别？
只顾肠不顾身体，只怜悯肠子被弄脏而不怨恨身体被污辱，这不是上天的意思。
况且人听说别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心里平静得像没有听见一样，但看见戚夫人的人，没有不伤心的。
人悲伤，天意也悲痛。
天悲痛戚夫人，那么就应该怨恨吕后。考察吕后死时，未必遭雷打。
道士刘春使楚王英迷惑，让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刘春死时，也未必遭雷打。
建初四年六月，雷击会稽郡鄞县的五头羊都死了。
那羊暗中有什么过错而雷要打死它们？
船夫弄脏了小河的上游，人们吃了下游的水，船夫并没有被雷打死。
天神住在天上，就像君王住在地上一样。
君王住在层层宫门之内，那么天神就应该住在隐蔽的地方。
君王住在宫室里面，那么天也有太微、紫宫、轩辕、文昌等居住的星座。
君王跟一般人相互离得很远，不知道人的暗中罪过；天神住在四宫之内，又怎么能看见人的暗中罪过呢？
君王听说人的过错，是靠人报告才知道；上天知道人的罪过，也应该是靠鬼的报告。
假使天是向鬼神了解人的过错，那么天要杀人，也应该是派鬼神去执行。
如果天派鬼神去杀人，那么所谓天发怒，实际是鬼神在发怒，而不是天在发怒了。
况且君王处决死囚在秋天，天用雷杀人在夏天，这是君王用刑违背大时。
如果遵循天意办事，君王杀人，也应该仿效上天。
天杀人在夏天，君王杀人在秋天，天与人相背，这不符合遵循天意办事的道理。
有人解释说： 拿不洁净的东西给人吃，是天最讨厌的事。
杀罪恶大的人，不必等待规定的时间。
君王最讨厌的，是谋反大逆无道；天最讨厌的，是拿不洁净的东西给人吃。
天和人讨厌的事，小恶大恶是不一样的。
如果对小恶大恶的看法相同，那么君王就应该效法天，制订拿不洁净东西给人吃的法律是死刑。
可是自古以来圣王统治天下，制订刑法不具备这条法律。这样说来，是圣王疏忽大意，在制订刑法时有遗漏了。
有人解释说： 鬼神惩处暗中的过错，君王惩处公开的过错。
暗中的过错隐秘，人不会察觉，所以让鬼神来管。
我说，暗中的过错不只一种，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杀掉呢？
只查办 饮食人不洁净 这一种过失，不是惩处暗中过错的公正道理。
天发怒不过一天，人发怒在瞬间。
人暗中有过错，也许有在冬天发生，未必专门在夏天发生。
在冬天犯了错误，天不立即用雷击打死他，要拖到久远的夏天，这不符合 天怒不旋日 的道理。
绘画工匠，画雷的形状，一个接一个，像把鼓连在一起的样子。又画一个人，像力士的容貌，称他是雷公，让他左手拉着连在一起的鼓，右手举槌，像要击鼓的样子。
那意思是用来表示：雷声隆隆，就是连成一起的鼓相互扣击的声音；那巨大的像霹雳的声音，就是槌打鼓的声音；雷劈死人，是雷公一边拉连鼓一边举槌，同时撞击造成的。
世人相信它，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
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可以看出，它是幅乱来的图画。
雷，不是声音就是气。
声音和气，怎么能推拉而变成把鼓连在起的样子呢？
如果确实能推拉，那就是物件。
能互相敲打而发出响声的，不是鼓就是钟。
隆隆的声音，是鼓呢？还是钟呢？
如果的确说对了，那么钟鼓不能凭空悬挂，必须要有■簴，然后才能稳固，然后才能发出响声。
如今钟鼓成了没有依托悬空挂着的东西，雷公的脚没有踩踏的地方，怎么能打雷呢？
有人说：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是神。
如果一定要有依托才能悬空挂着，脚要有踏的地方，然后才打雷，这与人一样了，怎么是神呢？
我说，神是恍恍惚惚没有固定形体，进出没有门，上下无界限，所以才称之为神。
如今雷公有形体，雷声又由器物发出，怎么能是神呢？
如果没有形体，不能画成图象；如果有形体，就不能称之为神。
要说神龙能升天，尊重事实的人却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人有时看见了龙的形状。
因为它的形体出现，所以人才可以画出升天的龙的样子；因为它可以被画出来，所以实际上不是神。有人责难说： 人也看见过鬼的形体，鬼不是神吗？
我说，人有时看见鬼，但有看见过雷公的吗？
鬼称叫神，它行走时脚踏在地上，跟人差不多。
画上雷公的头没有悬挂在天上，脚不踏在地上，怎么能是雷公？
会飞的东西都有翅膀，动物没有翅膀而会飞的，称作仙人。
画仙人的形体，却要给他画上翅膀。
如果雷公与仙人一样，也应该再画上翅膀。
假使雷公不会飞，画雷公像的人说他会飞，就不对；假使确实会飞，不给他画上翅膀，这又不对。
这样说来，画雷公像的人画出雷公的样子，都是虚构的。
况且解说雷的人，说打雷是天发怒在怒吼；画雷公像的人，说雷公发怒是在拉动连在一起的鼓。
确实像解说雷的人说的，那么画雷公像的人说的就不对；确实像画雷公像的人说的，那么解说雷的人说的就是错误的。
二家的说法相背，并且都说是对的，这就没有是非的区别。
没有是非的区别，所以实际上也就没有是非。
正因为无法判定这些疑惑的说法，所以虚构的说法得逞了。
《礼》上说： 在尊上刻雷的样子，或凸或凹，或弯或直，因为相互纠缠，就像有响声一样。
纠缠的形状，就像征沉闷不绝一类的雷声，这是用形象来拟雷。
气相互纠缠而突然分裂，那隆隆的雷声，就是纠缠发出的声音；那巨大的像霹雳的声音，就是气喷射出来的声音。
气射中人，人就会死。
实际上，雷是极盛的阳气冲击阴气造成的。
怎么证明呢？
正月阳气开始散发，所以正月开始有雷。
五月阳气旺盛，所以五月雷声迅猛。
秋天冬天阳气衰微，所以秋天冬天雷潜伏。
炎热夏天的时候，太阳主事，阴气来侵犯。
阴气与阳气纷争，就互相纠缠。
相互纠缠就会互相碰撞、喷射。
它们碰撞而喷射出来的东西有毒，射中人人就要死，射中树木树木就要折断，射中房屋房屋就要毁坏。
人在树下或房屋之间，碰巧被射中就会死去。
以什么证明呢？
试拿一斗水倒在冶炼的火上，气被冲得霹雳作响，像雷声一样。
稍微靠近，一定会烧伤人的身体。
天地是个极大的火炉，阳气是猛烈的火，云雨是极多的水，相互纷争、冲击、喷射，怎么会不迅猛呢？
射中烧伤人的身体，人怎么会不死呢？
当冶炼工匠溶化铁的时候，用泥土作模子，模子干了，那么铁水就会顺着往下流，否则就要飞溅出来向周围喷射。
射中人的身体，那么皮肤就会被烧伤脱落。
阳气的热度，不仅仅只是溶化铁水那点点热度；阴气冲击阳气，不仅仅只是泥土那点点湿度；激气射中了人，不仅仅只是烧伤脱皮的那点点痛苦。
雷是火，火气烧人，人不可能没有痕迹。
或者烧焦的地方样子类似文字，人看见了，认为是天记录他的过错，就拿给老百姓看。
这又是假的。
假使一个人的死是由于他有罪过，所以天用雷杀他。
杀他就应当公开他的罪过，以惩诫那后人，就应该使这些文字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不该隐秘不清。
图在黄河中出现，书在洛水中出现。
黄河中的图、洛水中的书，都是天作的，人一读就知道它的意思。
如今被雷打死的人身上的字，也是天写的，怎么就难得读懂呢？
如果认为人皮不能写字，那么鲁惠公夫人仲子，即宋武公的女儿，生下来就有文字在她的掌心，说 为鲁夫人 。文字明白可以读懂，所以仲子嫁给鲁公子。
雷书不显露，所以难得用来惩诫后人。
这样说来，火烧人留下的痕迹，不是天刻画的了。
或许，被雷打死的人身上稍微有点痕迹，却被夸大其词，或许根本没有却凭空生造那说法。可见弄虚作假的庸人，喜欢偏造奇谈怪论。
怎么证明，雷是火呢？
因为人被雷击中而死，立即察看他的身体，要是击中头部那么头发胡子就被烧燋，要是击中身体那么皮肤就被烤煳，到他的尸体上能嗅出火气，这是证明之一。
道术之家因为仿造雷，把石头烧红了，丢在井里，石头滚烫井水冰凉，激声轰鸣，像打雷一样，这是证明之二。
人受了寒气，寒气进入腹部，腹中原来温和，热气与寒气纷争，激气就咕噜咕噜像雷响一样，这是证明之三。
当打雷的时候，电光时常闪现，光就像火闪耀一样，这是证明之四。
当雷击的时候，也许会烧掉人的房屋和地上的草木，这是证明之五。
解释雷是火有五条证明，说雷是天发怒却没有一条证明。
这样看来，雷是天发怒，就是句假话。
有人责难说： 《论语·乡党》上说： 遇上炸雷暴风人一定会改变神色。
《礼记·玉藻》上说： 有狂风炸雷暴雨那么人一定会改变神色，即使是夜深也一定会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坐正。
因为害怕天发怒，害怕惩罚到自己头上。
如果打雷不是天发怒，雷击不是惩罚过错，那么做官的为什么会被吓得变色心跳穿上朝服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呢？
我说，天跟人就同父与子一样，父亲被某件事而改变神色，作儿子的怎么能不在乎呢？
所以天改变神色，自己也应该跟着改变神色。顺应天时，以表示自己没有违背天意。
人听见狗在外面叫，没有不惊慌害怕的，于是就毛骨悚然地侧着耳朵仔细地听动静，何况是听到天改变神色发出不寻常的、砰磕一声迅猛巨大的声响呢？
《论语·乡党》上指的，《礼记·玉藻》上说的，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
君子做事慎重，自己知道没有过错，即使有过也像日食，月食一样明显，不会有暗中拿不洁净东西给别人吃的事，自我检查没有可畏惧的，为什么要害怕打雷呢？
如果真是不害怕打雷，那么他们变色心跳就不足以证明打雷是天发怒。
为什么呢？
因为雷不是针对自己响的。
要是确实害怕打雷，也不足以证明是在惩罚暗中有过错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雷击杀的，很多都是没有过错的人。
君子是害怕偶然碰巧被雷打，所以恐惧变色动心。
这样说来，君子变色心跳，不能证明打雷是天发怒，却反而表明雷是在乱击杀人。
乱击杀人而不惩罚有过错的，因此人害怕雷。
如果雷真是在惩罚有过错的，那么邪恶的人就该害怕打雷，而道德高尚的人就用不着恐惧了。
宋王偃问唐鞅： 我杀的人很多，但是臣子们却越来越不怕我，其原因是什么呢？
唐鞅回答说： 君王惩罚的，全都不是好人。
惩罚坏人，好人为什么要害怕呢？
君王想要臣子们害怕，不如不管他们好与不好都经常惩罚他们，这样臣子们就会害怕了。
宋王按照他的话做了，群臣都感到害怕恐惧，于是宋国的大臣都极为恐惧。
这是由于宋王胡乱施刑杀人，因此宋国上下害怕恐惧。
因为惧怕雷电乱击杀人，所以君子听到打雷都变色动心。
君子 惧雷电妄击 而变色动心，就同宋国群臣害怕 宋王妄刑 而感到极大的恐惧一样。


韩非的政治主张，是明确法令尊重功绩。
即使是贤人，对国家没有好处也不能给予赏赐；即使不是贤人，只要他对国家治理没有害处也不能施予惩罚。
讲求功绩注重赏赐，使用刑惩。
所以他评论儒家，说他们是 不耕种就享受 ，把他们比喻成一种蛀虫。在评论儒家有益无益的时候，又把他们比喻成鹿和马。
马像鹿的值千金，天下有值千金的马，没有值千金的鹿，因为鹿没有用，而马有用。
儒者像鹿一样，有用的官吏像马一样。
韩非知道用鹿、马作比喻，却不知道用帽子和鞋子来作比喻。
假使韩非不戴帽子，只穿着鞋子来拜访，我会听从他责难儒家的话。
要是把帽子戴在头上而站在大堂中，忍受没有好处的装饰，多做了件无用的事情，说的与穿戴相违背，行动与主张相反，我因此要指责他的说法而不采用他的政治主张。
烦劳人体，对人体没有好处的，莫过于跪拜。
假使韩非碰到人不拜，见到君父不下跪，未必对身体有害。
然而对尊者和双亲一定要跪拜，这是很重要的礼义，不能违反。
所以礼义在自身，身体不一定就肥；礼义不在自身，身体不一定就瘦而变得衰弱。
如果说对身体有好处，礼义不如饮食。
假使韩非子在君父面前接受赐给的饮食，不拜就吃，能这样做吗？
跪拜，是礼义的表现，并非对身体实际上有好处，然而韩非始终不违反它，这是因为人不能废掉礼义来贪图对身体的好处。
儒生讲的是礼义，耕战讲的是饮食。
重视耕战而轻视儒生，是抛弃礼义找饭吃。
假使礼义被废掉，维持统治秩序的礼法就会被破坏，上下关系一片混乱，阴阳二气也会错乱，天晴下雨违背时节，五谷没有收成，于是老百姓饿死，农民无法耕种，士兵也无法打仗。
子贡要取消告朔的活羊，孔子说： 端木赐，你爱那羊，我爱这礼。
这是说子贡痛恨浪费羊，孔子不愿意废掉礼。
原以为旧堤防是没用的而把它拆掉，肯定要遭水灾；认为原有的礼义没帮助而把它取消，肯定要有灾祸。
儒者活在世上，就是维护礼义的原有堤防，有他们看来没有好处，但要没有他们就会带来损害。
学校的设立，自古就有，由于尊重礼教，所以设置官吏专管教育。
官吏不能废掉，礼义也不能抛弃。
儒生是掌管礼义的官吏，认为没有用处就废掉他们，这是抛弃了礼义。
礼义对于人不产生直接的具体效果，但有具体效果的事情都要依靠礼义来完成。
就像脚踩着路行走，踩着的路，要靠没有被脚踩的地方才能存在；人的身体要靠手脚才能行动，然而行动要靠不动的身躯才能活动。
所以一件事或许看来没有好处而好事却要靠它，一件事或许看来没有直接效果而有直接具体效果的事却要依靠它。
儒生，耕战必须依靠他们，要是抛弃而使他们不存在，那怎么行呢？
韩非指责儒生，认为他们有害无益。大概是说一般儒生操行不好，举止不重礼义，名义上是儒，行动却和一般人一样，用真才实学作幌子，而提出些有害的主张，一心想做官发达，所以值不得尊重。
至于志向纯洁，行为光明，不追求爵位、俸禄，抛弃卿相官位就像脱鞋一样的人，才会居于官位处理政事，即使他们没有建立功绩，但却是以推行礼义为事业的人。
国家能存在的原因，是有礼义。
老百姓不懂礼义，国家就要灭亡，君主就要遭殃。
今天儒者的操行，是重礼爱义的，他们引导不懂礼的人，激励没有义的人，使人民变得善良，喜爱自己的国君，这也是很有好处的。 听说伯夷的作风，会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软弱的人树立志向 ； 听说柳下惠的作风，会使轻薄的人变得敦厚，心胸狭隘的人变得宽宏大量 。
这是最高的教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
段干木闭门隐居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很敬重他，坐车经过他居住的里巷时也要扶轼俯身表示敬意，秦军听到这事，终于不敢攻打魏国。
假使魏国没有段干木，秦兵一进入国境，国家就有被灭亡的危险。
秦是强国，打仗没有不胜的。把战争强加给魏国，魏国必败，三军即使苦战，也要血流千里。
如今魏文侯向闭门隐居的人表示敬意，就使强大的秦国军队退却，保全了魏国的领土，拯救了三军士兵的生命，论功没有比他更大的，论赏没有能超过他的。
齐国有节操高尚的人，叫狂谲和华士。二人是兄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屈从别人的意志，不在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君主那里做官。
姜太公吕尚被封在齐，认为这两个人使齐国人士气瓦解人心涣散，开了不为君主效劳的先例，就同时把他俩杀了。
韩非赞赏这种做法，认为他俩留着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其实，狂谲、华士、段干木这类人，姜太公杀了他们，并没有排除和得到什么；魏文侯扶轼俯身向段干木表示敬意，退了强大的秦军而保全了魏国，功劳谁的大呢？
假使韩非赞赏段干木闭门隐居的高尚节操，那么魏文侯尊敬段干木，就是对的；狂谲、华士的节操与段干木的节操一样，韩非称赞姜太公杀了他们，那就错了。
即使韩非指责段干木的操行，贬低魏文侯对他的尊敬，但段干木正以这样的操行而使国家得到好处，魏文侯正以尊敬段干木的办法而收到了功效，这可见韩非不奖赏功劳，不尊敬有益的人。
议论者中有人说： 魏文侯到里巷对段干木表示敬意，秦军因此不去攻打魏国，并不是法制的功效。这一功效是特殊情况，不能经常实行。虽然在保全国家方面有好处，也不值得重视。
那么，法制的功能，指的是什么呢？
养活三军士兵，明确赏罚法令，严厉刑法，富国强兵，这就是法制。
考察秦国强盛，能因为你有法制就不攻打吗？
六国灭亡，都灭亡在秦国的军队。
六国的军队并非不精锐，士兵的力量也并非不强，然而战不胜，甚至于被打败灭亡，这是因为强弱不相当，多少不一样，即使明确了法制，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假使小孩违背了大力士孟贲的心意，孟贲发怒，小孩持刀跟孟贲对打，小孩肯定不能取胜，因为力量远远不如孟贲。
要是孟贲发怒，而小孩讲究礼节对他非常恭敬，孟贲才会不忍加害。
秦国与魏国，就像孟贲与小孩一样。
魏国有法制，秦国肯定不会害怕，就像小孩持刀，孟贲不会躲避一样。
魏文侯到里巷对贤者表示敬意，不仅仅是小孩似的讲究礼节毕恭毕敬。
照理，力量弱小就该讲究德行，军队强大就该发扬威力。
秦国靠军队强大，威力无穷战无不胜，却撤回军队，不去侵犯魏国领土，是因为秦军尊重段干木操行贤良，推崇魏文侯的礼义。
看来，敬重贤者，是弱国的法制，这样力小能得到强有力的帮助。
说敬重贤者不是法制的功能不能经常推行，怎么行呢？
汉高皇帝议论想废掉太子刘盈，吕后很担忧，立即召见张子房来出谋划策，张子房教太子用谦恭的态度去迎请四位受高皇帝敬重的白发隐士，并送给厚礼。
高祖看见了他们，心中废掉太子的意思就消失了，这样太子的地位安稳了。
假使让韩非为吕后出谋划策，上策不过极力劝阻，下策不过使用武力，以此来稳定太子自己的地位，实际是采取自杀的办法，岂只是丢掉太子的地位！太子敬重厚待四位白发隐士来消除了高皇帝废掉太子的想法，就像魏文侯到里巷对段干木表示敬意，退掉了强大的秦军一样。
治理国家的办法，所积蓄的东西有二个：一叫培养德操，二叫培植武力。
培养德操，就是供养名望极高的人，以表示能敬重贤人；培植武力，就是供养力大的人，以表明能用兵打仗。
这就是说文武都采用，德操武力都具备。战事或者可以用高尚德操来感化，或者可以用强大武力来征服。
外部要用德操来树立自己，内部要用武力来装备自己；仰慕高尚德操的人可以不战而折服，抵毁德操的人由于害怕强大的军队而退却。
徐偃王修习和实行仁义，各地来朝见的有三十二个国家，强大的楚国听说这件事，就发兵灭掉了它。
这是有德行，而没有武力准备的人。
可见，德行不可能单独担负治理国家的任务，武力也不可能单独完成抵抗敌人的任务。
韩非的政治主张不能培养德操，徐偃王的德行不能完备武力，他们二人都片面，各有不足。
从徐偃王忽视武力而遭祸，就能知道韩非一定会因忽视德操而受害。
凡是人都禀受天性，清高、污浊、贪婪、廉洁，各有各的操行，就像草木各有各的本质，不能再改变一样，狂谲，华士不肯在齐国做官，就像段干木不肯在魏国做官一样。
他们天生品行清高廉洁，不贪图富贵，并非是当时痛恨社会，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肯随便做官。
即使不杀这些人，这些人的品行也是不可能效法的。姜太公杀了他俩，韩非认为是对的，这是认为人没有天生的品行，草木没有各自的本质。
姜太公杀了他俩，假使齐国还有像他俩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为他俩被杀的缘故，就不保持自身的清高；假使没有他俩这样的人，虽然供养他们，他们的品行终究不会感化别人。
尧不杀许由，尧时的百姓也没有都在树上搭窝居住；周武王不杀伯夷，周朝的百姓也没有都隐居饿死；魏文侯到里巷对段干木表示敬意，魏国人也没有都闭门不出。
由此说来，姜太公如果不杀狂谲、华士二人，齐国人也不会都不做官。
为什么呢？
因为清高廉洁的品行，是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的。
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清高廉洁，那么即使供养他们让他们努力去做，也不可能使他们得到鼓励而做到；如果人通过努力能够做到清高廉洁，用杀人的办法来禁止他们，是不可能使人们停止这种努力的。
那么，姜太公杀他俩，对于教化百姓没有好处，白白地杀死了没有罪的人。
赞赏没有功绩的人，杀死没有罪过的人，这是韩非不对。姜太公杀无辜，韩非表示赞同，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是用杀死无罪的人了。
坚持不做官，未必有合适的罪名，姜太公就杀了他。
如果出来做了官没有功绩，姜太公肯奖赏他吗？
奖赏一定要有功绩才能授予，惩罚也要有罪恶才能执行。
假使姜太公不奖赏出来做官而没有功绩的人，那么他杀了不做官而没有罪恶的人，就是错的，韩非赞同他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说法。
不做官的人，本性廉洁少欲，喜欢做官的人，本性贪婪多利。
利益欲望在心中不存在的人，则把爵位俸禄看成像粪土一样。
本性廉洁，就会极其节俭，过分贪婪就会无止境奢侈。无止境奢侈，那么他想要的连君位也在其中。
考察一下，古代篡权叛逆的臣子，少有清白廉洁的人。
本性贪婪，反而能立功；本性狂妄，反而能轻生。
积累功绩可以受重赏，过分奢侈会贪图君位。
姜太公留下 诛不仕未有罪之民 的作法而离开人世，所以齐国有陈恒劫持并杀害君主的灾祸。
姜太公的这个政治主张，导致了劫持杀害君主的作法。韩非赞同他的主张，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也是导致国家危险和灭亡的。
周公旦听见姜太公杀了狂谲和华士，就指责这种做法不对，于是便亲自拿着礼物去看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像狂谲和华士之类。
周公旦以礼待他们，姜太公却杀掉他们。周公旦与姜太公他俩的操行，谁做得对呢？
宋国有个车夫，马不走，就拔剑杀掉它并丢到沟里。再驾一匹马，马又不走，他又杀掉马丢到沟里。
像这样干了三次。
用这样的方法驯马，够厉害了，但不是王良驯马的方法。
王良驾车，没有疲沓不走的坏马；尧、舜治理国家，老百姓没有作乱的。
王良是驯服马的心，尧、舜是顺服老百姓的思想。
人和人本性相同，人与马不同种类。
王良能调理与人不同种类的马，姜太公却不能引导同本性的人。
这样看来，周公旦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驯马的作法是一样的；姜太公杀死狂谲和华士两人，跟宋国车夫杀马的作法是一样的。
拿王良驯马的方法与宋国车夫驯马的作法，让韩非评论，韩非肯定认为对的是王良而指责宋国车夫。
因为王良保全了马的性命，而宋国车夫则杀死了马。
马被杀，不如保全它的性命；像这样，老百姓被杀，不如让他活着。
假使韩非指责王良，自己就跟宋国车夫一样，要杀害好人了。
如果他指责宋国车夫，宋国车夫的作法跟姜太公相同，这样，他一面指责宋国车夫，一面又赞同姜太公的作法，可见韩非的好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治理国家就像修养自己的品德一样。
修养自己一生的品德，要是缺少给别人恩惠的品行，只有伤害别人的操行，那么结交亲戚朋友就会交情疏远、关系断绝，把耻辱带给自己。
用修养个人品德的道理来推论、比喻治理国家的道理，那么治理国家的道理应该是用道德。
韩非主张靠刑法，专用它来治理社会，这就是主张修养自己品德的人，要采用伤害别人的办法。
韩非难道不知道用道德是个好办法吗？
而是他认为社会衰败事态改变，老百姓的心奢靡轻薄，所以制作法律制度，一心在用刑。
世上不能缺少道德，就像每年不能断绝春天一样。
认为社会衰败难以用道德来治理，就可以说因为年头荒乱，万物不能在春天生长了吗？
君主治理一个国家，就像天地使万物生长一样。
天地不能因为年头荒乱就让春天离开，君主也不能因为社会衰败就抛弃道德。
孔子说： 有这样的老百姓，所以夏、商、周三代才能按正道进行教化。
周穆王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够衰败了，他用刑法来治理国家，混乱而没有功绩。
后来甫侯规劝他，周穆王把道德记在心上，于是长久地统治着国家，功绩一直流传到后代。
周穆王治理国家，开初混乱后来终于治理好了，并不是他在前糊涂昏庸，之后才高明的；而是先前用蚩尤的刑法，后来遵循甫侯的劝说。
治人不能抛弃恩惠，治国不能废掉道德，种植作物不能离开春天，韩非想专用刑法来杀人，怎么行呢？
鲁缪公问子思说： 我听说庞是的儿子不孝。他的行为怎么样不孝呢？
子思回答说： 君子尊敬贤人以推崇道德，用好的东西来规劝老百姓。
至于错误的行为，是小人所记的东西，我不知道。
子思出去，子服厉伯进来拜见鲁缪公。
鲁缪公问起庞是的儿子，子服厉伯把他的过失告诉了鲁缪公，全都是鲁缪公没有听见过的。
自从这事以后，鲁缪公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厉伯。
韩非听说这事，而指责鲁缪公，他认为明智的君主应该找出坏人并杀掉他们，子思不揭发坏人坏事让国君知道，而子服厉伯揭发了坏人坏事并告诉了鲁缪公，子服厉伯应该受到重视，而子思应该被轻视。
如今鲁缪公看重子思，而瞧不起子服厉伯，这违背了贵贱的应有的位置，所以韩非指责鲁缪公。
韩非所崇尚的，是法制。
人做了好事，按法制要奖赏他；做了坏事，照法制得惩罚他。
君主即使没有听见宫外的好事与坏事，根据法制这些好事和坏事都会得到处理。
听见坏事不能就进行惩罚，就像听见好事不能就进行奖赏一样。
对别人不检举坏人坏事就指责，是韩非的就张。
让韩非听到好事，他一定要考核，考核确实有功绩，才肯奖赏。
听见好事不能立即给予奖赏，因为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未必可信。
像这样，听见好事跟没有听见，无区别。
听到好事不能立即奖赏，那么听到坏事也不能马上惩罚。
听到好事一定要考核，听到坏事也一定要审查，考核有功才能给奖赏，审查有证据才能实行惩罚。
听见不实际的，看见不真实的，经过核实不能成立，奖赏与惩罚就不能进行。
奖赏与惩罚不能进行，那么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能确定。没有确定的事情，需要有一套办法才能确定它，那想靠耳朵听到的情况就进行奖赏与惩罚，是不对的。
郑人子产早晨出去，走过东匠闾，听见有妇人的哭声，就按住他车夫的手让车停下，仔细地听。
过了好一会儿，让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原来是个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女人。
第二天，他的车夫问： 夫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子产说： 她的哭声是恐惧的。
凡是人对他亲爱的人，知道他病了就会忧愁，知道他快要死了就会担心，已经死了就会悲哀。
现在她哭丈夫死去，不悲哀而是恐惧，这就可以知道其中必定发生了不正当的事情。
韩非听说这事就指责说： 子产不也多事吗！
坏人一定要等自己的耳朵听到，眼睛看到之后才知道，那么郑国查出来的坏人就太少了。
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不运用参照对比的方法进行考察，不明白法制，光靠自己尽力用耳听，用眼看，费尽心思来发现坏人坏事，不是也太没有方法了吗？
韩非指责子产，是对的；但他指责鲁缪公，就错了。
妇人不悲哀，就像庞是儿子不孝一样。
既然指责子产靠耳闻目睹来发现奸妇，却又想要鲁缪公靠口问来确定坏人坏事。
子产不依靠地方长官，而用耳闻来确定事实真像；鲁缪公也不依靠官吏，而用口问来确定真像。
其实，耳闻和口问，是一回事，都不依靠官吏，都不参照对比。
子服厉伯回答的话不能够用来确定事实真像，就像妇人的哭声不能够用来确定事实真像一样。
不能够确定事实真像，子产就让官吏把妇人抓来审问情况。
不能够确定事实真像，却不让官吏去审查，偏偏相信子服厉伯的话，就以未经证实的不孝事情来定庞是儿子的罪，怎么行呢？
韩非说： 子思不把庞是儿子的过失告诉鲁缪公知道，缪公反而看重他；子服厉伯把庞是儿子的过失告诉鲁缪公知道，缪公却瞧不起他。
人之常情都是喜欢被重视而讨厌被瞧不起，所以季平子作乱已形成，而鲁昭公还不知道。
这就是鲁昭公被驱逐的原因。
鲁昭公被驱逐，是因为法制不明确呢，还是因为没有及早知道坏人呢？
法制明确，即使不知道坏人坏事，坏人坏事也无从发生；法制不明确，即使天天寻找坏人坏事，就像决开水源，用手掌去堵洪水一样。
车夫没有马嚼子，看见马要跑，无法去制止它。
让王良手上拿着马缰绳，马就没有想跑的意思，这是驾驶有办法。
如今不说鲁昭公没有好的政治主张，而是说他 没有早知道坏人 ；不说他法制不明确，而说他 没有沟通下面的情况 。韩非指责鲁缪公，跟他政治主张的基本思想是相违背的。
庞扪是的儿子不孝，子思不说，鲁缪公看重他。
韩非指责缪公，认为明智的君主发现好人就该奖赏，发现坏人就该杀掉。
不孝的人，是低下愚蠢的人。
低下愚蠢的人不懂礼义，顺随感情放纵欲望，跟鸟兽一样。说他们 恶 ，可以；说他们 奸 ，就不对。
奸人外表和善内心凶狠，脸色严厉内心软弱，行为举动，模仿贤人，以求升官，向君主讨好献媚，怎么肯做出不孝，显露自己的恶劣行为，以自取被斥退和杀身的灾祸呢？
庞是的儿子可以说他不孝，但不能说他 奸 。
韩非说他 奸 ，不符合 奸 的事实。
韩非说： 布帛有多有少，一般人不敢乱拿；闪亮的金子有百镒，跖也不会去夺取。
照这样说，法制明确，老百姓就不敢触犯。
假设国家明确了法制，有偷盗的想法，不敢触犯；存心不良的人，也不敢发作。
坏心藏在胸中，仍不敢触犯法律，因为明确的法制使他们感到恐惧。
明确的法制使他们恐惧，那么就不需要审查坏人发现坏事了。
假使法制严厉，老百姓中就没有坏人；假使法制不严厉，老百姓中就有许多是坏人。
不说明智的君王严刑峻法，而却说发现坏人就杀掉。
说发现坏人，这是法律不严厉，老百姓中有人触犯了它。
不专心于明确法制，而专心于发现坏人，韩非的话，跟主张法制是相违背的。
人们疏通沟渠，是知道它一旦堵塞必定会淹死自己，不去堵塞沟渠而会造船和桨的人，深知水性不能堵塞，水的汹涌势头肯定要淹死人的。
臣子的本性欲望会夺取君位，就像水的本性会淹死人样。
不告诉君主用什么防范坏人，而指责他不知道 欲奸君父 的情况，这就像不准备防水的船具一样，却只想先知道水会淹死人。
被淹在水里，不责怪水而抱怨自己，是自己忘记了防备。
这样说来，君主被臣子驱逐，是由于丧失了防范的法制。
要防备被淹死不需要堵塞水源，君主要防范被驱逐也不需要事先发觉哪个大臣会干坏事，韩非应该把这道理告诉君主。
水的本性能灭火，如果把水装在釜里，水开了也不会把火灭掉，这是肯定的。
君像火，臣像水，法制是釜，火没有发觉水会灭掉它，君主也用不着预先察觉臣子要干的坏事。


有人问： 贤能的人实行先王之道，能得到高官厚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谄媚奉承，来取得富贵呢？
我说：谄媚奉承的人知道实行先王之道可以得到富贵，但却一定要以谄媚奉承来取得爵位和俸禄，是因为不能克制贪婪的欲望；人是知道努力耕作可以获得粮食，努力经商可以得到财富，然而一定要去盗窃，是因为私心得不到克制，以礼制来决定自己做官还是辞官，这样的人没有不被尊重的，然而违背礼制的人多，尊奉道义的人少，这是私心贪婪，神志昏乱而执迷不悟的缘故。
其实，谄媚奉承的人与贤能的人才智相同，只是谄媚奉承的人由于私心而自取灭亡；偷盗的人与种田的、经商的才智相同，只是偷盗的人由于贪心而自投法网。
有人问： 佞人与贤者才能相同，才能和操行应该是相称的。那么佞人为什么偏偏因为有私心而自取灭亡呢？
我说：富贵是人共同的欲望，即使有君子的操行，还是会有饥渴的私欲。
只是君子能用礼制来克制私心，用道义来抑制私欲，所以能够遵循先王之道，遵循了先王之道就没有灾祸。而小人则放纵贪利的欲望，违犯礼义，所以采取不正当的献媚讨好，不正当的献媚讨好就会招来罪过。
可见，贤者是君子，佞人是小人。
君子与小人本来操行就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不一样。
有人问： 谄媚奉承的人与说坏话陷害人的人一条道路的人？
还是有区别呢？
我说： 谗人与佞人都是小人，一路货伎俩不同，都是以嫉妒为本性，但采取的行动与动机却不一样。
谗人是用口害人，佞人是以事害人；谗人公开说不隐瞒自己的意见，佞人则模棱两可地隐藏自己的动机；谗人没有欺骗的心计，而佞人存有阴谋诡计。
所以君主能疏远谗人而亲近仁人，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
指责的人会说： 君主都只能疏远谗人亲近仁人，而不能识别贤人与佞人，那么佞人就不能识别了吗？
我说： 佞人可以识别，而君主不能识别。
平庸的君主，不能识别贤人；不能识别贤人，就不能识别佞人。
圣贤的人，用九条道德标准来检验人们的行为，根据办事的效果来考察人们的言论。
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言论不被办事效果证明的，这种人就不是贤人而是佞人。
看来能识别佞人就可以识别贤人，能识别贤人就可以识别佞人；能识别佞人就自然会觉察到贤智的人，能识别贤人就会自然地发觉奸佞的人。
贤人与佞人的操行不同，而考察他们的是同一个标准；他们私心不同，而看到的却是同一效果。
有人问： 用九条道德标准检验行为的方法，已经设立很久了。读过《尚书·皋陶谟》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就好比用斗斛来量多少，用秤来称轻重一样。
但是在位拥有领土的君主，为什么在自己下边常常会有奸邪的佞臣和常常会有被欺骗受蒙蔽的祸害呢？ 我说：不怕没有斗斛，而是所量的不是谷物；不怕没有秤，而是所称的不是该称的东西的缘故。
在君位的人，都知道用九条道德标准可以检验人的行为，办事的效果可以识别人的私心，然而被欺骗蒙蔽却不能看见，那是没有考察明白的缘故。
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检验的行为；只有不善于考察的人，没有不可以识别的私心。
有人问： 行为不符合九条道德标准，办事的效果经不起考核官吏功绩标准的检验，这种人很接近于不是贤人，不是贤人那就是佞人了。
平庸之材，没有高超的才智，够不上贤人，不能建立贤人的功绩，不具备贤人的操行，可以说是佞人吗？
我说：才能有够不上的，操行有赶不上的，功绩有比不上的。
即使智慧比不上，才能相差十倍百倍，但是行为取舍的标准应该是相同的。
贤人与佞人的操行迥然不同，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
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和名声即使都很不错，但他办事的结果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一个人对是非的评议即使很恰当，但他办事的效果有好的也会有坏的。
只有那些言论符合先王之道而行为却违反先王之道，名声很大而操行败坏的人，才是佞人。有人问： 行为符合九条道德标准的就是贤人，不符合的就是佞人。
只有社会上一般人操行的人能全说是佞人吗？
我说：凡是操行不好的都是恶人，恶人中犯上作乱的，称作 无道 ；恶人中善于伪装的，称作佞人。
君主制定刑罚和法令，佞人被列在恶人中；君主奖赏和勉励，贤人被列在善人中。
善人中最好的，是贤人中的圣人；恶人中极坏的佞人，是恶人中的枭雄。
所以说： 由善人中可以观察出贤人，由恶人中可以观察出佞人。
只要断定出善人与恶人，那么贤人与佞人就会显露出来了。
有人问： 视听有看不清听不见的时候，做事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如今以这样的标准为贤人，做不到的为佞人，恐怕不符合贤人的实际情况吧？
我说：视听难免会看不清听不见，做事难免犯错误，这是一般人的缺点。
所以说：明知故犯不论罪再小也要严惩，误犯的过失，不论多大也可以宽赦。
圣明的君主要考查犯罪的动机，所以能严惩明知故犯的人，宽赦误犯过失的人。
明知故犯就要加重惩罚，误犯过失可以减轻处理，这是所有狱吏都能决定的，贤者看见了是不会有疑惑的。
有人问： 人的言论和行为没有效果，就能说是佞人吗？ 我说：苏秦联合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促成合纵，使得强大的秦国不敢趁机向关外发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得六国不敢同时向关内进攻。
六国联盟形成合纵，就使秦国畏惧六国强大；秦国促成连横，就使秦国强大天下弱小。
他俩功绩昭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竹帛的史册上，即使是贤人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
司马迁叙说很多贤人的事迹，张仪与苏秦分别有传，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和名声均相当，跟贤人没有两样。
其实，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
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处于战乱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
在这种时候，稷和不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效果。
至于说气候正常，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盗贼减少甚至消灭，人人讲究廉洁谦让，家家推崇道德的功绩，禄命显贵美好，治国方略能做到的，这些都不是道德能促成的。
司马迁记录功绩，是有意向后代推崇，因此在记录成就时就突出其效果，广泛收录卓越人物，因为张仪和苏秦的功绩值得赞美，所以列入了他们的事迹。
由此说来，佞人也能用权术游说立功做出效果。
即使没有效果，也不能把他们说成佞人。
有人会质问说： 恶人中立功的称作佞人。
能做出功绩的人，才智一定高明；思虑深远的人，一定依靠仁义，可是他们都混杂在大贤之中。
所以 觉佞 篇说： 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便文章华美。
与君主心意相同，碰巧投合了君主的心意，君主由于喜欢就看不见他的错误，怎么还能知道他们作假并察觉他们的奸邪呢？
我说：这是说平庸的君主，才能低下头脑糊涂，才被蒙蔽迷惑看不见。
要是圣贤的君主，就能考察清楚明白，像看砧板上的干肉，手掌中的纹理，数棋盘上的棋子，点车辕中的马一样。
鱼鳖藏在深水潭里，捕渔的人知道它们生息的地方；禽兽躲在深山中，打猎的人看得见它们的行踪。
佞人的操行不同于一般人，一般人不能看出来，可见平庸的君主，是没有高超才智的人。
又会有人质问： 君主喜欢辩论，佞人就言语锋利；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文章华美。
既然言论操行都相同，又怎么能察觉出他们呢？
我说：《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上说： 根据他从前的话来衡量他后来的行动，听他后来的话来检查他过去的行动，看他公开的表现来考察他背地里的行为，观察他的内心来衡量他的外表。
所以假装亲善故作清高的人就能识别，修饰伪装不真实的人就能辨别，质朴诚实为善的人就能知道，具有忠心保持气节的人就会显现出来。
佞人原来的性格不善辩论，由于君主喜欢辩论，佞人便学着迎合君主；佞人本来的才能不会作文、由于君主喜欢文章，佞人就想去迎合君主。
君主奢侈，佞人自己就穿着华丽的服装；君主节俭，佞人自己就不修饰打扮。
现在的操行与过去的不一样，在朝廷上的行为与在家的不一样。
考察他们在乡里的行为，验证他们在朝廷上的行为，察看他们供养双亲的节操，弄清他们事奉君主的品德，要是内外互不相称，名声与实际互不符合，碰巧就会显现出来，奸邪的伪装就会被察觉和揭露出来。
有人问： 人的操行没有永恒不变的，可以斟酌形势制定适当的措施，因而诚实的人有时也会欺骗人，正直的人有时也会不公正。
一个人斟酌形势变化有所安排，前后行动可以不一样；一件事为了适应需要，对周围的人可以说不同的话。
儒者的书上记载，权宜之计不止一种。
现在用平素一贯的言行来考察他们，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吗？
我说：贤者有权宜之计，佞人也有权宜之计。
贤者实行权宜之计，后来有好结果；佞人实行权宜之计，也违反常规，但后来得到坏的结果。
所以贤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公事为了国家；佞人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
观察他们所实行的权宜之计，就可以评论出贤人与佞人；观察他们的动机，就可以说出邪恶与正直了。
有人问： 佞人喜欢诋毁人，有这事吗？
我说：佞人不诋毁人。
如果诋毁人，这人就是谗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佞人寻求利益，所以不诋毁人。
如果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要诋毁他呢？
如果不对自己有利，诋毁他也没有好处。
用计谋求得好处，用权术得到利益，利益和好处得到了，还要嫉妒别人与自己一起做官，然后危害别人。
他们危害人并不诋毁人，而他们害人并不薄待人。
他们称赞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知道；厚待人而危害人，所以人不怀疑。
因此佞人危害人，人却不怨恨他；害人，人遭灾祸却不仇恨他，这是因为佞人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意做得很巧妙的缘故。
如果诋毁别人，别人也要诋毁他，弄得众人不亲近，士不依附，怎么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从君主那儿取得利益呢？
有人问： 佞人不在一般人面前诋毁人，在郡将面前会诋毁人吗？
我说：佞人是利用别人去欺骗郡将，而不在郡将面前诋毁人。这人又问： 那么佞人是怎么做的呢？
回答是：佞人要诋毁人，就先赞扬他；要危害人，就先安稳他。怎样诋毁，怎样危害呢？
假如甲有高尚的操行特殊的智慧，名声显赫，唯恐郡守召见询问甲，扶植提拔超过自己，佞人想故意使他被废置不用又不说他的坏话，就常常大加称赞他。
推荐甲的人很多，郡守将打算用他，去问佞人，佞人肯定回答说： 甲很贤能应该召见他。
为什么呢？
甲的意思是不想留在县里，过去听他说过，声称希望进入郡府，在郡里则希望进入州府，由于志向很高那么操行就与一般人不同，只看远处的人，那么心思就不会关心近处。
屈才而用他，他心里不满意，否则就装病不干；位低而使用他，就会伤害贤人，不这样就会损害长官的威信。
所以郡守因此失去名声损害有声誉的人，是喜欢把可作部下的人都当作部下的缘故。
郡守自已能够迁就他，任用他是可以的；自己估计不能够迁就他任用他就没有好处。
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好处；不任用他，双方互相不会有害处，郡守害怕甲的志向太高，就相信了佞人的话，于是放弃不任用甲。
有人问： 佞人只是以高超的才能和宏大的智慧观察和揣摩一般人呢，还是有老师作为学习的榜样呢？
我说：佞人自有才智可以欺骗人，但到他游说君主时，就需要权术来打动君主，就像名将自有勇敢来镇住敌人，但到他打仗的时候，就需要兵法来指挥军队进攻。他们的权术就是合纵和连横，老师就是鬼谷子。
传书上说： 苏秦和张仪向鬼谷先生学习合纵与连横的权术，鬼谷先生挖地成了个坑，说： 能下来，说得使我哭出来，那么就能分到君主的封地。
苏秦跳下去，说得鬼谷子先生哭得眼泪流下来沾湿了衣襟。张仪也一样。
苏秦辅助赵国，并且还辅助六国。
张仪贫困低贱地回来，苏秦让他坐在堂下，拿仆人吃的饭菜给他吃，又多次责备以激怒他，想使他去辅助秦国，张仪愤怒怨恨，于是向西去秦国。
苏秦派人以厚礼相送。
张仪后来察觉，说： 这次又落在他的圈套之中，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赶不上苏君的地方。
智谋深奥有权术，权宜之计高明得出奇，所以苏秦尊贵受人推崇，荣耀显赫，成为一代豪杰。
计谋要奥妙，权术要高明，但它的舆妙与浅陋不能同时实行，明显与隐晦也是不能同时明白的。
有人问： 佞人修养名声抬高自己，有这事吗？
我说：佞人贪图财利垄断权力，不修养名声抬高自己。
因为取得权柄，占据要职，就会抬高名声自己树立起来。
这种行为被小人称赞，而君子不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利与义相矛盾，正与邪刚好相反。
道义能打动君子，利益能打动小人。
佞人贪图财利和名声显赫，君主感到不安，否则会自身难保。
察看世上的佞人，都由于遭灾祸而结束，可见不能保养住自己的身体，怎么能修养自己的名声呢？
上古列叙臣民事迹，凡放弃尊贵地位而修养自身品德的，凡抛弃物质利益而追求声望的，都会在竹简帛书的史册上记载下来，像伯成子高放弃国事而耕地，於陵子辞去相位，给人浇灌菜园。
近代兰陵的王仲子、东郡的昔庐君阳，放弃官职长期托病，不接受君主的征召，这些可以称得上修养名声了。
可见，君子不因为道义去做官，也必不因为道义去献身；不因为道义辞官不做，也必不因为道义来树立名声。
佞人怀有贪图财利的心，看轻后患，只看重自身眼前的富贵，忘记生死和遭到杀身之祸，还谈什么名声的修养！
道义被毁坏，操行从而被玷污，还说什么抬高自己！
有人问： 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呢，还是名声小的佞人容易识别呢？
我说：名声大的佞人容易识别，名声小的佞人难以识别。
为什么呢？
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他的行迹容易察觉；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他的痕迹难于察觉。
用什么来证明呢？
已有的事例，小强盗难于察觉，大强盗容易发现。
攻打城池，抢劫虏掠，一旦发生则事情就会被发觉，众人都晓得有盗贼。
挖墙打洞，像狸猫走步样敏捷，像老鼠偷吃样隐蔽，就不会知道是谁干的。
有人会反驳说： 名声大的佞人奸狡得很，能够迷惑扰乱人们，如果他们容易识别，君主又为什么难于识别呢？
我说：《尚书·皋陶谟》上说： 能识别人才算明智，这连帝舜都难做到。
虞舜是大圣人，驩兜是大佞人。
大圣人难于识别大佞人，大佞人不怕大圣人，怎么能说容易识别呢？
这就是说，从下面来识别佞人，跟从上面来识别佞人是两回事。
从上面来识别佞人，大的难于识别，小的容易识别；从下面来识别佞人，大的容易识别，小的难于识别。
为什么呢？
因为名声大的佞人才智高超，论说时辞句华美。
凭看华美的辞句，已使君主折服，并不会责备他，才智有时也不能察觉他。
名声小的佞人才智低下，对答时有谬误，碰巧不周密，君主就会警觉，能知道其中的原因。
这就是大佞人难于识别而小佞人容易识别的缘故。
屋漏是在上面，知道屋漏的人是在下面。
漏的地方大，下面看见它就明显；漏的地方小，下面看见它就不明显。
有人对孔子说： 冉雍有仁德而不会花言巧语。
孔子说： 为什么要能说会道呢？
用狡辩来对付人，老招人讨厌。
错误地提出一些主张，烦扰农民和商人，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劳民悦主。
君主受损害老百姓得好处，是忠臣的主张；老百姓受损害君主得好处，是佞人的主张。
季康子比周公旦富有，但冉求还为他搜括财物而使他更富有。
孔子说： 弟子们应该敲起鼓去声讨他。
搜括财物，季康子不知道那是罪恶，不知道是老百姓都反对的。


富人的住宅，用一平方丈的地做内室。
内室中所有的箱子柜子都装满了缣布丝绵。
穷人的住宅，也用一平方丈的地做内室。
内室中空空只有四墙壁立在那里，所以叫做穷。
通人就像富人一样，不博通的人就像穷人一样。
他们都七尺身体，通人胸中怀着各家学说，不博通的人腹中空空连一片木简也没有读过，就像穷人的内室，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
能看出穷人不如富人，那么就应该知道通人与不通的人不相等。
世人羡慕富人而不以通人为荣耀，看不起穷人而不以贤人为低贱，这是不懂得用类推的方法来比较。
当然，富人可以羡慕，钱财货物多而富裕，所以人们羡慕他们。
其实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通人积累的书有十箱以上，书上圣人的话，贤人的话，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时代，治国治家的方法，刺讥世上庸俗的言论，全都具备。
假使一个人通达事理，见识广博，那么他能够引以为荣耀的，就不仅仅是缣、布、丝、绵一类的财物了。
萧何进入秦都咸阳，收集了有关的公文档案和地图，汉所以能控制全国，是这些文书的作用。
用文书能统治天下，国家的财富，与一家人的财富哪一个多呢？
人的眼睛看不见颜色叫盲，耳朵听不到声音叫聋，鼻子不知道香臭叫痈。
有痈、聋和盲，就成不了健全的人。
人不博览群书，不通古今，不能识别各种事物，不懂得是非，就像眼瞎、耳聋、鼻痈的人一样。
儒生不博览群书，尚且是闭塞不明，何况俗人没有读过书，不知道是非，他们就更是闭塞不明了！
这就是些泥塑木雕的人，耳朵眼睛都齐全，就是听不见看不见。
淌过浅水的人能看见虾子，淌过稍微深水的人能看见鱼鳖，到过深渊的人能看见蛟龙。
脚走的地方不同，所以见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人掌握先王之道的深浅，那更是这样。浅薄的人就看些传记小说一类的东西；深厚的人就要进到圣人室内读罕见的书籍，因此掌握的先王之道更加深刻，见闻更加广博。
人去游玩，肯定想去都市，因为都市有很多新奇的东西看。
进都市一定想去看市场，因为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货物。
各家的学说，是些古往今来的事情，它们非同一般，不只是都市大市场可比。
游都市的人心里感到满足，逛大市场的人心里感到满意，何况是博览、钻研经书的时候呢！
大河遇旱而不涸，是由于很多干流与它相通。
浅水坑连日不下雨，泥土就会现出来，是由于没有水流与它相通。
所以大河互相隔着，有小河相互连结，一齐向东流去归大海，因此大海广阔。
大海不与河流相通，怎么会有大海的名称呢？
人胸怀各家的学说，就像大海拥有河流的流水一样，如果不能认为这样的人渊博，那就是认为大海比河流小了。
大海比河流广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通人比不通的人高明，却没有人能够识别它。
水向下浸润就产生了咸味，这是水有滋味的缘故。
东海里的水咸，是流水太多的缘故；四川一带的盐井，水源太深。
人们有的没有井盐可吃，有的打井得不到盐水，这样能得到盐井的好处吗？
不跟圣贤弄通学业，想在世上有崇高的名声，困难啊！
司法的官吏，不了解以往的判例，论罪就不可能恰当。
只懂一家章句的儒生，不通古今，评论事情就不会符合实际情况。
有人以为能解说一种经书就够了，为什么需要博览群书呢？
孔子学派，要学习五经，五经都学习好了，就接近圣人的才能。
颜渊说： 用文献知识来丰富我。
才能智慧高的人，才能做到博览古今。
颜渊说 博 的意思，难道只指一种经书吗？
不能通晓五经，又不懂得民众的事，只墨守和相信一家学派，不喜欢广泛阅读，没有复习旧知识获得新体会的聪明，并且具有保守愚蠢不博览的愚昧，这样的人认为只解说一种经书就够了，那是理所当然的。
开门让阳光进屋，阳光不能照到阴暗的地方，就开个窗户，以便帮助门使屋子更明亮。
对一种经书的解说，就像太阳从门照亮屋子一样；用传书来帮助学习，就像有了窗户一样。
各家的学说，能使人通晓道义明白事理，不只是开个窗，让阳光照进屋可比。
所以阳光照进屋内，就像道义学术照亮了胸中。
打开门让阳光进屋，坐在高大的堂屋里，登上楼台的最高处，看周围人家的庭院，这是人们所希望的。
闭门静坐，面向黑暗深处，挖个墓穴睡下，去到黄泉的深处，这是人们所厌恶的。
闭塞视听，思想僵化，不能高瞻远瞩博览古今，那就是死人之类！
汉武帝时，燕王刘旦在明光宫，想去卧室，三道门都自动关上，叫侍从二十个人去开门，门打不开。那以后，刘旦因为谋反而自杀。
门会自动关上，是燕王刘旦要死的征兆。
死，是件不吉利的事情，所以关闭堵塞是预兆。
齐国庆封没有学问，六国大夫会盟赋诗，庆封不会，所以他后来果然有被楚灵王杀死的灾祸。
可见，没有弄通学问的人，跟行尸走肉一样。
亡国的社，上面盖了屋顶，下面堵住了出口，表示与天地隔绝。
《春秋》上说薄社是 亡国之社 ，周朝以它作为借鉴。
经书传书，人们应当经常看它，就像社应该与天地通气一样。
所以人没有通晓博览经传，就像薄社之类一样。
因此不跟天地通气，健康强壮的人会死，正在开花的植物要枯萎。
东海中，可吃的东西，混杂不只一种，因此它们很多。
海水的精气浓厚旺盛，所以它产生的东西很多都不一般。
因此通人胸中具有的学问不只一种，由于才智高超，所以他们在道义学问上没有不包括的。
学生在一个老师门下学习，学业好的学生，大家都尊敬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了解经书的意旨深刻，通晓老师的学说多。
但对古今的事情，各家的学说，通人了解得又多又深，难道他们仅仅是老师门下的优秀学生可比吗！
只知道甜酒甜，而不知道调入蜜糖更甜，不能算懂得味道。
农夫能多种好谷子，称作上等农夫；那种得少的，称作下等农夫。
读书人的才能，跟农夫的能力，是一样的。
能多种谷子，称作上等农夫，能有广博学问，不称作鸿儒，这是只称赞牛能负重，而不赞扬马跑得快。
要是有人称赞自己的手，却诋毁自己的脚，谁会说他聪明呢？
县城的路不通往农村，农村的路不到城镇，骑马坐船的人，一定不经过它们。
所以血脉不通，人们认为是重病。
看来，不通达，是件坏事，因为它向坏的方面变化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所以盗贼藏在杂草丛中，邪恶的心出自无道。无道的意思，就是没有道义学术。
医师能治疗一种病称作巧医，能治疗各种各样的病称作良医。
所以良医掌握了治各种病的药方，能治各种人的疾病；才能大的人胸怀各家学说，所以能治理各家族、宗族的变乱。
以扁鹊能治各种病的本领，要是跟巧医只治一种病的本领相比，谁高明呢？
子贡说： 如果找不到那道门走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威严壮丽，各种房舍建筑的多样。
这大概是拿宗庙和各种房舍来比喻孔子的学术思想。
孔子的学术思想精深，所以拿宗庙的威严壮丽来比喻；它博大不是一种，所以拿各种房舍建筑的多样来比喻。
这样说来，学术思想达到广博的人，都是孔子的学生了。
殷、周地域，最远五千里，荒服、要服的边远地区，仅仅能控制它们。
汉朝扩充疆域，控制到万里以外，就连要服、荒服的边远地区，人们穿衣也宽袍大带。
恩德不优容不能安抚边远地方的人，才智不高的人不会有广博的见识。
所以听闻多见识广，就不会受到愚昧无知的指责；深刻了解道义与学术，就不会受到浅薄愚昧的诋毁。
人们喜欢看图画，是由于图上画的是古代有名气的人。
观看古代名人的画像，怎么能比得上亲自观察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呢？
把他们的像挂在空白墙上，形体和容貌全在，而人们不被它激励和劝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见到他们的言论和行为。
古代圣贤留下来的文章，在竹简帛书上已经记载得明明白白了，难道他们仅仅是墙壁上的图画可比吗！
空空的器皿放在厨房里，即使涂上金银作装饰，而其中没有食物对消除饥饿有好处，人们是不会理睬的。
好菜好饭好肉，即使用沙锅装着，看到它的人也会向往。
古代圣贤的文章内容形式都很好，能适合读者的口味，不只是餐具中的食物可比；对读者有益处，不只是饭食对身体有滋补可比。
所以餐具空空没有食物，饥饿的人不会理睬；胸中容虚不具备学问的人，朝廷是不会任用的。
擅长击剑的人，争斗打仗一定胜利的原因，是学到了曲成侯、越女的剑术。
两敌相遇，一个灵巧一个笨拙，其中一定胜利的，是有本领的人。
孔子和墨子的学业、圣贤的书籍，不仅是曲成侯和越女的作用可比。
培养人们的德操，增加人们的知识，不仅是打仗一定胜利的刺杀技术可比。
所以击剑的技术，有必定胜利的名声，圣贤的书籍，有必受尊崇的名声。
城镇的官吏，把他们调来当自己的部下，地方长官就拿政治和教化的事问他们，聪明点的官吏，就要求他们陈述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东西，如果地方长官有所觉悟，就会用来改善政事尊崇经传。
圣贤的言论和行为，古书流传，能使人的心受到感化，使人的智慧变得聪明，这不只是与城镇官吏对答的话可比。
禹和伯益共同治理洪水，禹主持治水，伯益负责记与一般不同的东西，海外山外，没有远的地方没到过，就把所见所闻写成了《山海经》。
不是禹和伯益就不能走那么远，《山海经》也就写不出来了，这样看来，《山海经》能写出来，是伯益见过的东西广博的缘故。
董仲舒认识重常鸟，刘子政知道贰负的尸骨，都是他们看过《山海经》，所以才能立刻说出这二件事来。
假使禹和伯益走的地方不远，就不能够写出《山海经》；假使董仲舒和刘子政没有读过《山海经》，也不能解决这二个疑难问题。
实沉与臺台，由于子产知道的东西多，所以能回答是参宿神与汾水神。龙出现在绛的野外，蔡墨通晓占卜，所以说能饲养它。
父亲和兄长在千里以外，快要死了，留下教诲的遗书。儿子贤的，就会要来读，并存在胸中，不肯忘记，尊重先人敬重兄长，所以把它看得非常郑重其事；儿子不贤的，就会随随便便，漫不经心，没有体会了解父兄遗嘱的心思。
古代圣贤遗留给后人的文字，它们的重要不只是父亲兄长的遗嘱可比。有的人能够认真阅读并领会遗嘱的内容，但却有人抛在一边，不予接受，二者之间的好歹，路上的行人，都能评论出来，何况那些能分清是非的人，还不能区别它们吗？
孔子病重，商瞿占卜死期是中午。孔子说： 拿书来，不然到中午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圣人好学，快要死了都不休息，还惦念着经书，没有因为快死的缘故，而舍弃忘掉经学，他真算得上世世代代的圣人，被大家效法和学习，大概不假。
从孔子以下，到汉朝的时候，有才能值得称颂的人，没有一个是整天吃饱了而不用心干事的，不是在讲说五经就是在阅读各种书籍。
各种书籍内容庞大，很难全面掌握。
用卜卦占卜来推测凶吉，都是周文王、周武王用过的办法，从前有商瞿能算卦，后代有东方朔、翼少君能通晓占卜射覆。
这种办法虽是小伎，但也是圣人的方术，现在人却连这个都不懂。
人生来就承受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本性，喜爱道义乐于学习，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现在却不是这样，要吃得饱，喝得痛快，稍用心思就想睡觉，肚子成了饭坑，肠子成了酒袋，这就成了一般动物。
没有羽毛鳞甲的三百六十种动物，人是它们的首领。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人最为宝贵，宝贵在人懂得求知。
如今愚昧无知，对学习没有一点爱好和要求，跟三百六十种没有羽毛鳞甲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能说他们是无羽毛鳞甲动物的首领而尊贵他们吗？
中原地区的人所以比边远地区的人尊贵，是因为他们懂得仁义的规矩，知道古今的学问。
如果仅仅凭借他们自身先天的智慧来谋取衣食，经过若干岁月，白头终生，最后没有了智慧，就和边远地区的人同类。
看了蜘蛛织网来捕捉飞虫，那么人使用的欺骗手段怎么能超过它呢？
凭借自身先天的智慧，玩弄权利去欺骗，以得到富贵长寿的快乐，没有古今的学问，这跟蜘蛛同类，有血动物，没有饿死的忧虑，都能用自身的智慧来寻找到食物。
不通的人，也能自己供养自己，做官也能得到高官。地方长官就像齐大夫高子样昏庸，怎么能识别他们呢？
他们靠时运积下了些功绩，因为天命当了官，不通古今，由于地位高而被看成贤人，他们与通人当官的手段不一样，怎么才能识别通人并以破格提拔来对待他们呢？
地方长官没有像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类人，心中本身通达明白，博览古今，所以他们尊重通人就会见尊贵的客人一样。
燕昭王为邹衍扫地，那他唯独承受的是什么天性呢？
东城令董仲绶知识称得上是儒家最杰出的人，海内外都称他是通人，所以他待人时能识别出特别突出的人，因此钟离的产公能以一个普通百姓而受到高度尊重，这是由于董仲绶对产公了解得很清楚。
这样看来，能被了解，普通石头也会发光冒气；不被了解，即使是金玉也没有光泽。
从汉武帝到本朝，多次举贤良，让人们通过 射策 考试，分甲乙科录取。像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等，竹简上的题目他们全部能准确地回答出来，而且文章内容完善形式优美，这是他们广泛阅读内容丰富的书籍得来的。
假使他们四人读经只能摘录句子，动笔只能给经书作法，没有看过古今的其他书籍，怎么能在圣王的朝庭中写出好文章来呢？
汉明帝的时候，他读《汉书·苏武传》，看见武职中有名叫 栘中监 的，以此询问各位官吏，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其实《仓颉》是本文字学的书，上面文字都齐备，至于各位官吏不能回答国君提出的问题，这都是因为凭命好和升官簿升迁的人多在朝廷做官的缘故。 木 旁一个 多 字尚且不知道，他们要想达到像董仲舒知道重常鸟，刘子政知道贰负尸，那太难啊！
有人说： 通人做官，不过兰台令史，其职校勘书籍删定文字，同太史、太祝一样，职务只在掌握文书，没有治理百姓的才能，不能任用他们。
所以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一些人，名香文美，但都停留原职不能升官，不被当世重用。 我说：这不一定。
周代的通人，邹衍、荀况他们，就受到当时君主的宠幸，在社会上有显赫地位。
董仲舒虽然没有三公那样的地位，但知识却在三公九卿之上。
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的事迹，汉代借要借鉴周、秦的事迹。然而兰台令史是国家要借鉴前代得失的关键。
因为心像丸卵那么小，却是人体主要的内脏器官；瞳仁如豆那么小，却能使人见到光明。
兰台令史虽然地位低微，却掌管着国家的珍贵图书资料，通人就由此进身做官，像博士这样的官，儒生就是由这里开始做起的。
可见有的道人停留原职没有升官，哪里是朝廷冷遇他们，而大概是因为书还没有校订好，任务还没有完成吧！


传书上说： 宋景公的时候，火星在心宿附近，宋景公感到害怕，召子韦来问他： 火星快要处在心宿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
子韦回答： 火星的出现，预示着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
但是，可以把它转嫁给宰相。
景公说： 宰相是我任命治理国家的人，却把死转嫁给他，不吉祥。
子韦又说： 可以转嫁给老百姓。
景公回答： 老百姓死光了，我将去做谁的国君呢？
宁可我一个人死。
子韦再建议： 可以转嫁到年成上去。
景公则回答： 老百姓饥饿，一定会死去。
做君主的却要杀他的百姓来求得自己活下去，那谁还肯把我当做君主呢？
看来，这是我的寿命本来已经到头，你不要再说了。
之后，子韦又返回来，朝着北面再向景公叩拜说： 臣冒昧地向君王恭贺。
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能听见地上的话，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
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这样君王就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年。
景公问道： 你怎么知道呢？
子韦回答： 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所以要受到三次奖励，火星肯定会移动三个地方。
移动一个地方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于一年，三七二十一，所以君王的寿命会延长二十一年。
臣请求匍伏在宫殿的台阶下面观察，火星如果不移动，臣请求处死。
这天晚上，火星果然移动了三个地方。
像子韦说的那样，景公确实得到延长寿命二十一年。
火星果真移动，景公就延长了寿命，寿命确实延长，那么景公行善，这是上天保祐了他。
这样看来，世上能做到景公善行的人，就必然会得到景公那样的上天保祐。
这话不确实。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上天会降怒的说法，假使火星本来是由于景公自身有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听了子韦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处。
如果火星不是为了景公的恶行而迫近心宿，那即使不听子韦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齐景公的时候有彗星出现，景公要派人去祭祀和祈祷以解除灾难。
晏子说： 没有用处，那只会受骗。
天道不糊涂，不会更改它的命令和主张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禳解它呢？
况且天有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德行，又何必去禳解它呢？
如果德行有污秽，禳解又有什么用处呢？
《诗经·大雅·大明》上说： 这个周文王，小心翼翼地特意侍奉上天，得到许多福祐；他的德行不奸邪，因而享有四方诸侯国。
君王你没有奸邪的德行，将要拥有四方诸侯之国，为什么要担忧彗星呢？
《诗经》上说： 我没有什么借鉴的，只看到夏朝和商朝，它们由于政治昏乱的缘故，老百姓终于流亡。
如果君王的德行邪乱，百姓就要流亡，太祝和太史的禳解活动，是无法弥补的。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于是就停止了对彗星禳解的祭祀和祈祷。齐景公想禳解彗星的灾难，就像子韦想转嫁火星的灾祸一样。
宋景公不肯听信子韦的劝说，就像晏子不肯依从齐景公禳解彗星灾难一样。
齐景公如像子韦，晏子如像宋景公。
同样的凶兆，同类的事情，表现在两个人身上，上天好像赞赏宋景公，让火星移动三个地方，延长他寿命二十一年，唯独不称赞晏子，让彗星消除增添他的寿命，为什么上天保祐善人那么不公平、不纯正，不用同一个标准呢？
国君有好的德行好的言语，好德行生于好心，好言语出于好意，它们同样的来源，同样的气，没有什么两样。
宋景公说了三句好听的话，在他说三句好话之前，必定有好的德行。
有好的德行，一定有好的政治。政治好，就会有吉祥的征兆出现，福祥的到来，火星就没有理由迫近心宿。
假使宋景公有错误的德行，导致成恶劣政治，恶劣政治发生，就会凶兆出现，火星就会迫近心宿，像桑树和穀树就会突然在朝廷里长出。
商高宗消除桑树和穀树的灾祸，是靠改善政治，而不是靠讲好话；宋景公消除火星的灾祸，也应该靠好的行动。
宋景公有恶劣德行，所以火星侵犯心宿。
他却不改善政治修养德行，而是坐着说三句好话，怎么就能感动上天！
上天怎么肯答应！
用什么来证明呢？
假使让宋景公说三句坏话，能使火星吃心宿吗？
三句坏话不能使火星吃掉星宿，那么三句好话怎么能使火星退去转移三个地方呢？
以三句好话得到二十一年寿命，如果说一百句好话，那不是要得到千年的寿命？
这不是上天保祐善人的意思，也不是用赐福来报答诚心人的实情。
子韦的话说： 天虽处在很高的地方，但它的耳朵离地面却很近，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
其实天体跟地没有什么不同。
凡是有形体的，耳朵都生在头上。
身体与耳朵分开，从来没有过。
天离人有数万里，假使让耳朵长在天上，要听数万里之外说的话，是不可能听见的。
一个人坐在楼台上，观看地上的蝼蛄和蚂蚁，尚且看不见它们的身体，怎么能听到它们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蝼蛄和蚂蚁的身体细小，不如人体大，声音小、气少，是不可能达到楼台上的。
如今天很高很高，并非楼台可比，人体与天比，不同于蝼蛄和蚂蚁跟人比。
说天能听见人说话，于是随着人的善恶而降吉凶，这不对。
四方的民族到中原地区来，要通过翻译才能互通语言。
同样的形体，承受相同的气，说话却互相不懂得，即使是五帝三王也不能离开翻译而独自懂得四方民族的语言，何况天与人不是同一种形体，声音跟人不一样！
人不知道天要做什么，天又怎么能知道人要做什么呢？
假使天是实体，耳朵离地面太远就不能听见人说话。假使天是气，气同云彩烟雾，怎么能听得懂人的话！
解释灾变的人说： 人在天与地之间，就像鱼在水中一样。
人能够用行为感动天地，就像鱼动能震荡水一样。鱼动水被震荡，就能使气受感应发生变化上达于天。
这不是事实。
假使真是这样，也不会上达于天。
鱼身长一尺，在水中动，震动旁边的水不会超过数尺，大的不过与人一样，所震荡的远近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仍然安然清彻平静，因为离得太远了。
如果说人操行的善恶能使气变动，那么其远近应该跟鱼震荡水的远近相等，气受人操行善恶感应变化的范围，也应该跟水一样。
人这七尺小的形体，形体中细微的气，不过跟蒸熟一鼎食物所需的气相同，却要从下面的地向上感动上天，怎么能达到那么高呢？
况且宋景公是个贤者。
贤者的操行，比上达不到圣人，比下超不过恶人。
谈到世间上的圣人没有不说尧、舜的，讲到恶人没有不骂桀、纣的。
尧、舜的操行多善行，并没有使火星移动地方而延长寿命的效验；桀、纣的政治多恶行，也没有火星降灾的效验，反而有宋景公逃脱灾难不早死的应验。
宋景公说了三句好话，得延长寿命二十一年，那么尧、舜就应该得到延寿千岁，而桀、纣就应该夭折。
如今则不然，他们各人随顺自己的年寿而终，尧、舜、桀、纣，都活到了近百岁。
这样看来，子韦的话终究是不可靠的，宋景公延长寿命的说法是假的。
而且子韦的话说： 火星的出现，是上天要它这样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
要是这样，就是上天使火星降灾祸给宋景公，怎么可以转移给将相，或者年成及老百姓呢？
上天有火星，就像当王的人有方伯一样。
诸侯有该死的罪过，王就派方伯去包围、监视这个诸侯国家。国君向大臣问罪，大臣说明罪在君王，即使这样，君王仍然可以把罪转移在大臣和老百姓身上。
假设国君考虑了子韦的话，命令他的大臣把灾祸归罪在百姓身上，方伯听了，肯听话，而免除国君罪过，转移给老百姓吗？
方伯之所以不肯听，因为本来是国君的罪过，并非是老百姓的罪过。
方伯不肯听从，本来是国君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转移灾祸给老百姓呢？
像这样，子韦的话就是假的。
再说，宋景公不听从子韦的劝说，怎么就能感动上天呢？
如果诸侯不肯听他臣子的话，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方伯听了他的话，能免除他的罪过，放他离开吗？
方伯不免除诸侯的罪过，火星又怎么肯移动三个地方呢！
可见，听不听子韦的话，都没有福善之类的事发生，火星移动的事情，不能相信。
天上与人间是同样的道理，喜好和厌恶没有什么两样，人间的道理不是这样，那么也就知道上天不会有免除宋景公罪过的效验。
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同时发生火灾，这种气数的变化上天早有预兆。
梓惧知道了，告诉子产，想办法把它禳除掉，子产不听。
认为天道该这样，人力无法消除它。
如果子产听了梓慎的话，四国能不发生火灾吗？
尧遭遇洪水的时候，大臣中肯定有像梓慎、子韦见识的。
然而没有禳除，是尧与子产有同样的想法。
考察一下子韦说的： 火星是上天派来的，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正当在君主身上。
果如此言，灾祸不能消除，火星也不会退出。
至于寒温失调，风雨不合时令，解说政事的人说它是政治失误造成的，可以用好的政治好的行为来消除并恢复正常。
像火星迫近心宿，如果就预示必定死君主还要亡国家的话，那么灾祸怎么能消除呢？
改良政治改善行为，又怎么能消除它呢？
好的政治、好的行为，尚且不能消除，讲了华而不实的三句话，说火星就能退去，灾祸就能解除，于是增寿延年，享长久之福，这话不对。
看子韦讲火星的灾祸，并不是寒暑风雨之类，而是君主身死王朝命终的征兆。
王朝将亡，君主将死，凶兆在天上出现，将死的神色在脸上呈现。
脸上有将死的神色，即使有好的操行也不会消除，因为死的征兆已经出现。
在人身上的神色，不能用言论、操行来消除；在天上的凶兆，怎么能用善政来消除呢？
人病重将死，气色显在脸上，人有的说： 这肯定是要死的征兆。
虽然如此，但是可以转嫁给五邻，或转嫁给奴仆。
该死的人即使严正他说不能够嫁祸于人，那将死的神色肯因为好听的话的缘故而消除，该死的命肯为之而延长吗？
妖气不能消除，生命不能延长。
那么火星怎么能够退出，宋景公的寿命怎么能增长呢？
由此说来，火星迫近心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宋景公才没有死。
况且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什么呢？
是火星三次移动三个地方呢？
还是一次移动经历三个地方呢？
考察子韦说的： 君王说了三句作为君主该说的话，上天必定要三次奖赏君王，今天晚上火星肯定要移动三个地方。
像这样火星终于移动了三个地方。
宋景公竟坐着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个地方，如果说了十句好话，那火星岂不是要移动十个地方吗？
火星迫近心宿，因为几句好话就退去，要是宋景公重复说出三句坏话，火星会吃掉心宿吗？
因为好话而退去，因为坏话而进犯，无好话又无坏话，火星就会安定在位置上不行动吗？
或许火星迫近心宿是旱灾的预兆，而不是君主要死的预兆。
子韦不知道，就认为是君主将死的灾祸，便相信了世俗至诚能感动上天的说法。
火星离开停留的地方，一定是它恰巧本来该离开，而宋景公本来也不该死，世人则说子韦的话确实，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上天。
也或许是子韦知道火星按运行的度数恰好本来要离开，自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才智，宣扬它是君臣相互推让造成的。他知道火星运行的规律每移动一次要经过七星，因此说火星移动三个地方，于是宋景公又得二十一岁，这是通过火星移动地方来算出延年的数目。
这与齐国的太卜没有什么不同。
齐景公问太卜道： 你的道术能干什么？
太卜回答说： 能震动地。
晏子会见齐景公，景公说： 我问太卜： 你的道术能干什么？
他回答： 能震动地。
地会震动吗？
晏子默然不回答，出去碰见太卜说： 以前我看见水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地会震动吗？
太卜说： 对。
晏子外出，太卜跑去见齐景公说： 臣子不是能震动地，而是地原来将要自己震动。
看来子韦说火星移动地方，就像太卜说会使地震动一样。
地本来将要自己震动，太卜则说自己能使它震动；火星本来将要自己移动，子韦则说宋景公能使它移动。
假使晏子不说水星在房宿与心宿间的事，那么齐太卜欺骗性的回答就不会被发觉。
宋国没有像晏子样有才智的臣子，所以子韦一说，就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
考察《子韦书录序奏》也说子韦讲过： 君主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应该要移动。
于是守候着，火星果真移动了地方。
但没有说移动三个地方。
或许火星该自动离开，子韦以此作试验，而火星确实移动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世人便夸大说移动了三个地方。
这既凭空夸大移动三个地方的数目，又虚构生出二十一年的寿命。


操行，有一贯优良的；而做官，却没有总是被赏识和重用的。
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问题；不被重用，是时运问题。
才能高超操行高尚，不一定就会尊贵；才能低下操行恶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贱。
有人才能超群，操行高尚，不被赏识，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操行恶劣，却被重用，地位在众人之上。
不同时代各自有用来选拔 士 的标准，而 士 也各有猎取功名的途径。
升迁在于受到赏识，落第在于不受赏识。
处于尊贵显赫地位，未必就贤能，只不过是受到重用；地位卑贱低下，未必就愚笨，只不过是不被赏识。
所以只要被赏识，操行恶劣的，也会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赏识，虽有高尚节操，在尧的朝廷上也会处于卑贱的地位。
因此，被赏识重用还是遭厌恶斥退，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贤臣却辅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却要服从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与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却有清浊高低之分；有的是虽没有道德，却以一技之长合了君主的意；有的是连一技之长都没有，而是仗着姿色受到宠爱。
伍员、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员却被处死，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
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却因事奉的君主各异，有被赏识重用的，有遭厌恶斥退的，伊尹和箕子就是这样。
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伊尹做了国相，箕子却沦为奴隶，这是因为伊尹遇到的是成汤，而箕子却碰上了商纣。
贤臣事奉贤君，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辅佐他，由于追求和厌弃恰好一致，他们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贤臣事奉恶君，君主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贤臣虽尽心竭力去辅助他，终因操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赏识重用也理所当然。
有的作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孔子、孟轲就是这样。
孔子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食，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入困境，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没有能力使用大才。
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为臣的，必定是尧、舜。
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而要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子的才能，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
所以，抛弃高明中肯的意见，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并非是憎恶圣贤，不愿听高明中肯的意见，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深切高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
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
虞舜、许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尧的时代，又都见过尧，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隐入山林。
太公、伯夷都是贤人，都生活在周国，又都见过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却饿死。
圣贤道同、志合、目标一致，舜与尧、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许由、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
道义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异；志向虽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别。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志向有高尚与庸俗。
许由，是上古 皇者 辅佐之才，却生在 帝者 时代；伯夷，是 帝者 辅佐之才，却处于 王者 时代。他们都遵循道德，都实行仁义。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
尧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周武王要伐商纣，太公也要伐商纣。同样庸俗一样粗浅，行动措施都一样，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
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助政务，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禹统治天下，伯益来辅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
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无择、子高却退居归隐，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
退隐地位低下，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做官；君主不听取其意见，不用他们，心里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
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自己的主张，前二次建议秦孝公不听，最后一次建议被采纳了：前二次，是成就 帝业 、 王业 的理论；最后一次，是成就 霸业 的理论。
拿成就 帝亚 、 王业 的理论，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理论虽然精辟，肯定被拒绝；如果换成 霸业 理论，即使粗疏，也会被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理论虽精辟，碰上秦孝公不喜欢；而理论虽粗疏，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
所以，不在于劝说者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者能喜欢；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
像养马人的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而农民喜欢；子贡的话，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农民却不爱听。
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改成民间小调，越王就高兴。
所以，即使是好的，对于不喜欢它的君主来说，虽好却不被钟爱；而那不好的，对于喜欢它的君主，虽不好，也不会被憎恶。
这就是凭小技去投合，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
有人连小技也没有，胡乱以不正当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也有被赏识的，像盗窃簪子的臣子，学鸡叫的食客就是这样。
盗窃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爱；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
子反喜欢偷窃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
由于对主子有好处，主子就器重他们，其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有的虽无益处，但是为上司所欢喜，像籍儒、邓通就是如此。
籍孺被汉惠帝宠幸，邓通被汉文帝宠爱，他们连浅薄的学问也没有，微小的才能也没有，只不过由于外貌漂亮、体型优美，皮肤细腻、颜色美艳而得到君主的欢心。
当然，美好的容貌，人人所喜爱，他们被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有的人容貌丑陋、颜色难看，却又被君主赞尝喜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
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王立为王后。
所以，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却很难预料。
为什么呢？
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却无法预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
升官者未必贤能，退隐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宠的得任用，不受宠的则被斥退。
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 贤德的人应当被重用，要是不被重用，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读书人如果能迎合社会风气，揣摩君主意图，观察其境内情况，而调整自己专长，确定自己主张，周密窥测时机，能进献对君主有好处的东西，怎么会不受到赏识和重用呢？
现在却不是这样，而是去作弄一些无益的技能，接受一些无益的主张，这等于夏天向君主进献火炉，冬天向君主献上扇子，尽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献上些君主不想听的话，不碰上灾祸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得福呢？
贡献有益的才能，采纳有益的主张，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有时会由于无益而得福，有时又由于有益而获罪。
况且夏天还可以用火炉来烘烤潮湿的东西，冬天可以用扇子来扇火。
社会风气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图却猜测不到；意见可以随君主好恶而改换，才能却难于一下子改变。
如果当时的君主好文，而自己会文就能被赏识重用；君主要是好武，自己则不会被任用。
倘若君主好辩，有口才就会被赏识重用；君主要是不好辩，自己则不会被任用。
重视文的君主不重视武，重视武的君主不重视文；重视口才的君主不重视行为，重视行为的君主不重视口才。
文章和说话，还可以迅速学习；行为和才能，不可能立刻实现。
学问不经过平时的学习和积累，不能成名。
名望不一向显著，不可能被君主重用。
匆忙学到的本领，短时间树立的名望，时间和功力都不够，要是对自己预先没有了解，用什么来揣摩君主的意图而让其采纳主张，从而获得任用并发挥自己的才能呢？
以前周朝有个人想做官，屡次都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发白了，在路边低声哭泣。过路人有的问他： 为什么哭啊？
回答说： 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因此哭了。
有人问： 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
回答道： 我年少的时候，学的是文。
到文治之德成就了，开始想做官，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
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于是我改为习武。
武艺刚学好，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
年少的君主刚即位，喜欢任用少年，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
当官是有时运的，不应当强求。
唉，迎合社会风气，揣摩君主意图，还不能达到目的，何况节操高尚，志向远大，不被利禄引诱，性格品质已经固定，不被君主重视的人呢？
遇呀，才能不是预先练习好的，主张不是平常准备好的，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满意，恰好符合他的心意，这样才称之为 遇 。
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图来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得到敬重和地位，这应该起名为 揣摩 ，不能起名叫 遇 。
春天耕种谷物生长，秋天收割谷物得到收成，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能称为 遇 。
不求自至，不作自成，这才能称为 遇 。
如同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东西，在郊外拣取别人抛弃的东西；好像是天给的地生的，鬼助的神帮的；犹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荐百里奚，鲍叔的魂魄暗中举荐管仲，像这样，才算是 遇 啊。
现在一般人既不能对遇和不遇的议论作出正确判断，又单凭被重用就称赞，根据不被重用就毁谤。这种只凭现有效果和既成事实判定是非的作法，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


儒者的书上说：黄帝开采了首山的铜，到荆山下去铸鼎。
鼎铸成了，有条龙垂下胡子髯须伏在地上迎接黄帝。
黄帝爬上去，骑在龙背上，群臣，宫中嫔妃又跟看爬上去七十多人，龙才上天离开。
其余的小臣没有能上去，于是都揪着龙的髯须。
龙的髯须被拔断，还弄落了黄帝的弓。老百姓抬着头看着黄帝已上天，于是抱着他的弓和龙的断胡子呼喊。
所以后代因此称这个地方叫 鼎湖 ，称这张弓叫 乌号 。
司马迁《史记》叙述五帝生平时，也说黄帝封禅完毕，成仙而去，群臣朝拜他的衣帽，于是把它埋葬了。
我认为，这是无根据的说法。
事实上， 黄帝 是什么称呼呢？
是生前的称号呢？还是死后的谥号呢？
如果是谥号，那就是大臣们写祭文时给加上的，因为叙述他生前事迹，是为了追加谥号。
黄帝喜欢道术，就因此而升天，大臣们写祭文，应该用 仙 、 升 等字，不该用 黄 字作谥号。
《谥法》上说： 使人民安定而能依法办事的叫 黄 。 黄 是使人民能安定生活的谥号，并不是得道成仙的称号。
众多君王的谥号，有文治的则谥号叫 文 ，有武功的则谥号叫 武 。
给予 文 、 武 的谥号都不能违背生前的实际情况，目的是勉励人们注意操行。
要说是黄帝时社会风气质朴，还没有谥号吗？
那么称他为黄帝的，是哪个时代的人呢？
假使是黄帝的大臣们加的，那么他们是了解黄帝的决不会把仙号谥为 黄 ；假使是后代人追加的，那么他们必定考查过黄帝生前的事迹也不会错给谥号。黄帝时代，有没有称号、谥号，虽然难以断定，但 黄 不是得道 升 、 仙 的称号，是很明确的。
龙不能升天，黄帝骑它，就证明黄帝没有升天。
龙随云雨而起，于是乘云而飞行；云散雨停，又落入深渊。
如果真是黄帝骑龙升天，就会随着云雨落入深渊中淹没。
根据考察，黄帝埋葬在桥山，还说大臣们在这里埋葬了他的衣帽。
要是黄帝果真骑龙升天，那么他的衣服就不该离开身体；如果是黄帝封禅完毕，成仙而去，那么他的衣帽也不该留下。
要是黄帝真的成仙不死而升天了，那么大臣和老百姓肯定会亲眼看见。
看见他升天，知道他没有死，这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认为埋葬没有死的人的衣帽，跟埋葬死人没有两样，这不是作臣子的应实事求是、区分活人跟死人的态度。
记载在泰山刻石上的，共有七十二位君主，他们都是操心苦思，忧念国事，然后功业成立，达到了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就是天下和平安定，这样才能登泰山去封禅。
要知道，修道求仙跟忧心职责勤劳国事不一样。
一心想得道成仙就会忘记国家大事，忧心国家大事就会伤害身体。
说尧瘦得像块干肉，舜瘦得像只干鸟，心愁忧苦，身体就会瘦弱。
假使黄帝尽心使天下太平，那么他的身体应该像尧，舜一样干瘦。
尧、舜没有得道成仙，黄帝得道升天，都不是事实。
假使黄帝废弃国事一心修道，就该心情舒畅，身体粗壮结实，跟尧、舜有区别。有此区别业绩就会不一样。
业绩不同，天下还没有太平就去登泰山封禅，又不是事实。
在有圣德的帝王中，五帝、三王都是杰出的，黄帝也在其中。
如果圣人都成了仙，成仙的就不只黄帝一个人；要是圣人不能成仙，黄帝为什么偏偏能成仙呢？
世人都看见黄帝喜欢仙术，仙术是修道成仙人的事情，于是就说黄帝成仙了。
人们又听说鼎湖这个名称，就说黄帝开采首山的铜去铸鼎，然后有条龙垂下胡子髯须伏下身体去迎接他。
这跟说会稽山没有什么差别。
山名叫会稽，就是说夏禹巡视各地，会合诸侯在这山上计功行赏，所以称为 会稽 。
其实，禹到会稽是治水并没有巡视各地，就像黄帝喜欢仙术并没有升天一样。
没有会合诸侯，计功行赏的事，也就没有铸鼎龙垂胡髯之类的事。
里的名字叫 胜母 ，能说这里真有儿子胜过他的母亲吗？
城镇的名字叫 朝歌 ，能说老百姓早晨起来就唱歌吗？
儒者的书上说：淮南王学道，招集天下有道的人，屈国君的尊严，接待有道术的人士。
因此有道术的人，一起会聚淮南王，奇异的方术，没有不争先献出的。
淮南王终于得道成仙，全家升天，连家中的禽兽都成了仙，狗会在天上叫，鸡会在云中啼。
这是说淮南王的仙药有多余，狗、鸡吃了，都一起随他升天。
喜欢求道学仙的人，都说是真的。
这话不确实。
因为人是动物。即使尊贵做了王侯，本性跟动物没有差别。
动物没有不死的，人又怎么能为仙人不死呢？
鸟有羽毛，会飞不能升天。
人没有羽毛，用什么来飞，来升天呢？
假使有羽毛，不过跟鸟一样，何况没有，怎么能升天呢？
考察能飞能升天的动物，生来就有羽毛的形状；能奔跑的动物，生来就有蹄子的形状。
动物能奔跑的不会飞，不会升天，会飞能升天的又不能奔跑，这是因为它们承受的特性和气各不相同，所以形体也不一样的缘故。
如今人承受了能奔跑的特性，所以生来就没有羽毛的形状，从长大到老，始终没有异常的变化。
据说好道学仙的人，能中途长出羽毛，终于会飞能升天。
即使物体的特性可以改变，金木水火，也可以改变，虾蟆能变成鹌鹑，麻雀到水里能变成大蛤蜊。
这都是承受气而自然形成的特性，并不是学道能做到的。喜欢道的人，恐怕他们也许就像这一类东西，所以他们说人能长羽毛，等到羽毛具备了，就能升天。
再说，动物的生长，没有突然长成猛然产生的，都有渐变的过程。
为道学仙的人，假使能先长出几寸长的羽毛，从地上自己奋起，飞到楼台的台阶上，然后才说得上能升天。
如今没有一点能飞升的样子，怎么会突然有直飞上天的效验，是什么道术的成功没有渐变的过程呢？
人生毛羽的功效，很难具体观察到。
用人的头发、植物的颜色初生与衰老的情况来验证。
植物生长初期颜色青，到它成熟时颜色变黄；人年少时头发颜色黑，到他年老时头发变白。
颜色变黄是植物成熟的证明，头发变白是人年老的证明。
植物变黄，人即使灌溉培土施肥培植它，始终不能变青；头发白了，即使吃药保养身体，始终不会变黑。
黑色青色不能再还原，年老体衰怎么可以重新退回到年轻的时候去呢？
黄色与白色，就像把生肉烤煳，把生鱼煮熟一样。
烤煳的不能又叫它成为生肉，煮熟的不能再使它成为生鱼。
生肉生鱼就像人年轻体壮一样，烤煳的肉煮熟的鱼就像人体衰年老一样。
天供养植物，能使植物顺利地生长到秋天，但不能使它延长到来年春天。吃药能保养身体，能使人不生病，但不能延寿成仙人不死。
成为仙人体轻气足，尚且不能升天，即令有明显的体轻气足的证明，也没有长羽毛的证明，用什么来升天呢？
天和地都是实体。没有比地更低的地方，那么也没有比天更高的地方。
没有比天更高的地方，那么升天的路怎么走呢？
如果要穿透天体，靠人力是不可能进去的。
如果天的门在西北，升天的人应该从昆仑山上。
淮南国，在地的东南，如果确实要升天，淮南王应该全家先迁移到昆仑山，才能得到上天的阶梯。
要是淮南王能展翅斜着向西北角飞，这就是说他有翅膀了。
现在不说淮南王迁移昆仑山，也不说他身上长有翅膀，而凭空说他升天，可见终究是虚假不真实的。
考察淮南王刘安是孝武皇帝时人。
他父亲刘长，因为获罪被流放蜀郡严道，在去雍县路上死了。
刘安继承做了淮南王，怀恨他父亲被流放而死，怀有叛逆之心，于是招聚有道术的人，想为谋反作准备。
这样伍被之类，充满大殿，写作道术的书，发表稀奇古怪的文章，与作乱的首领形影不离。
八公之类的人想显示自己的神奇，装作好像修仙得道的样子。修道终究没有成功，没有效果，于是跟伍被策划谋反的事，事情被发觉而自杀。有人说是被处死。
被处死与自杀，同是一回事。
世人看见他们写的书深奥莫测罕见怪异，又看见八公之类好像有成效的样子，就流传说淮南王成仙而且升天，这就失掉了它的真实性。
儒者的书上说：卢敖在北方边远地区游历，经过最北边，进入玄阙，到了蒙谷山上，看见一个人，凹眼睛高鼻子，雁长颈鹰凸肩，上身肥胖下身瘦削，飘飘然正迎风而舞。
反脸看见卢敖，慌忙放下手臂，逃到竖石后边。
卢敖才看见他，正像龟样弓着背在吃蛤蜊。
于是就跟他讲话： 您是仅仅把我当作抛弃人间，离开亲友，才遍游天地四方之外的人，而瞧不起我罢。
我从小就游历，到老不改变，不松懈，走遍了各处边远的地方，只有最北边还没有看过。
今天终于在这里见到了先生，大概先生能跟我做个朋友吧？ 那个人突然大笑说： 嘻！
你是中原地方的人，不该远游到这里。
这里还是日月照耀，布满群星，春夏秋冬交替出现，阴气阳气产生的地方。
这比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来，就像孤秃的小山一样。
像我，南到无边无际的旷野游玩，北在无声无息的地方休息，西走遍了幽深渺茫的地方，而东穿过大地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
这些地方没有比地更低的，也没有比天更高的，听也听不见，而一看就眼花；这些地方外表上还有形状，至于有形状以外无形状的地方，一跃就能千万里，我还未能到过那样的地方。
今天你游历刚到这里，就说游遍了，岂不差得太远了吗！
这样，你就留下来。
我跟汗漫在九重天上有个约会，不能久留。
那个人抬臂一纵身，就进了云中。
卢敖抬头看他，已经不见了，这才停止前进。但他心中不愉快，感到惆怅像丢了什么，说： 我比先生，就像黄鹄与小虫，整天走就没有超过咫尺，而自己却认为走得远，难道不可悲吗！
会飞的动物中只有龙没有翅膀，要飞升就乘云。
卢敖说那个人有翅膀，他的话才可信。
如今不说有翅滂，怎么能飞升到云里呢？
况且凡是能够轻轻一跃进入云中的，都是因为吃的东西跟人不同的缘故。
龙吃的跟蛇不一样，所以龙的举动与蛇不相同。
听说修道的吞服纯的金玉，吃紫灵芝的花，吃精美的东西身体会轻捷，所以能成神仙。
那个人吃蛤蜊的肉，跟一般人是同样的食物，没有吃得精美身体轻捷的证明，怎么能一纵身体就升天呢？
听说以气为食的不吃东西，吃东西的不以气为食。
那个人吃东西而不以气为食，那么就不会轻轻一跃进入云中。
或许是卢敖学道求仙，到北方边远地区游历，由于离开大家远行，没有得道的效果在乡亲面前感到惭愧，在议论面前感到羞耻，自己知道会因这事被世人指责，就捏造荒唐的话，说见到了一个人。
他的意思认为，是有仙人的，自己求仙未能实现，是因为 期数 还没有到。淮南王刘安因犯谋反罪而死，天下人都知道，当时的人都看见的，儒者的书上尚且有说他得道成仙升天而去、鸡犬也跟随升天的；何况卢敖只身一人，走到没有人迹的地方，而凭空捏造出一些神秘莫测的话呢？
这跟河东郡蒲坂镇项曼都的说法没有两样。
项曼都喜欢学道求仙，弃家出走，三年才回来，家里人问他离家后的情况，曼都说： 离开家的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忽然像睡着一样，有几个仙人把我送上了天，到离月亮几里远就停下来。
看见月亮四周幽深渺茫，幽深渺茫得使人不知道是东是西。
住在月亮旁边，那儿寒冷凄凉。
口饿得想吃东西，仙人就拿一杯 流霞 给我喝。每喝一杯，几个月不会饿。
不知道离开了多少年月，也不知道因为犯了什么过错，忽然像睡着一样，又被降到这里。
这样河东郡的人就称他叫 斥仙 。
尊重事实的人听了这些，就知道不真实。
既然曼都能上天，为什么不成仙呢？
已经三年了，为什么又回来呢？
人离开人间，飞升到皇天上，精气与形体，本来就会有变化。
万物变化，没有再还原的。
复育变化成蝉，翅膀完全长成，就不能再变成复育了。
会飞的动物，都有翅膀，升上去又降下来，翅膀仍然像原来一样。
要看见曼都身上长有翅膀，他的话才能相信；身上没有翅膀，他的话就是假的。
虚假的程度跟卢敖是同一种情况。
也许曼都喜欢道术，悄悄地弃家出走，周游远方，终于没有得到什么，但身体疲乏感到绝望，悄悄地又回到家里，惭愧得无话可说，就只好说自己已经上过天。
他的意思想说，道是能学到的，确实有仙人，自己恐怕有过错，所以成仙之后又被贬斥，升天了又被降到人间。
儒者的书上说：齐湣王得了头疼病，派人去宋国接文挚。
文挚来了，察看了齐王的病之后，对太子说： 王的病，肯定可以治好。
虽然这样，王的病治好了，但他肯定要杀我。 太子问： 为什么呢？
文挚回答说： 要是不激怒齐王，他的病就不能治好。
齐王被激怒，那么我必死无疑。
太子磕头竭力恳请说： 如果治好了父王的病，我跟我母亲将以死向父王力争。父王一定会答应我跟我母亲的请求。
请先生不用害怕。
文挚说： 好，我愿冒死给王治病。
于是跟太子约定日期去给齐王治病，但是三次说好要去都没有去，齐王本来已被激怒。
文挚来了，不解鞋就上床踩着齐王的衣服，问齐王的病。
齐王心里生气不跟他说话。
文挚便说重话使王发怒。
齐王高声大骂翻身而起，病于是就好了。
但是齐王仍然大发皮气不高兴，要活活地把文挚煮死。
太子和王后赶忙为他恳求却得不到齐王的允许，果真用鼎活活地煮文挚。
烧火煮了他三天三夜，他颜色一点不变。
文挚说： 实在想杀我，那为什么不盖上盖子，以断绝阴气和阳气呢？
齐王让人盖上盖子，文挚才被煮死。
文挚是得道的人，入水不会被沾湿，进火不会被烧焦，所以在鼎里三天三夜，颜色一点不改变。
这是虚假的说法。
文挚能被煮三天三夜，颜色一点不变，却因为一盖上盖子的缘故，就断气而死，这就是没有得道的证明。
凡活着能呼吸的东西，气一断就会死，一煮就会烂。
如果把有生命的东西放在严密的器皿中，用盖子盖上它的口，用漆涂抹它的缝隙，把里外的气隔断，呼吸不能相通，他立即就会死。
如果放在开水镬里，也立即会被煮烂。为什么呢？
因为有生命之物的身体同他的气一样，是从天禀受来的特性，所以是相同的一类。
要说文挚不需要呼吸，跟金石一样，放进开水里煮不烂，这可以；如今文挚需要呼吸，又煮他不死，那不可能。
如果文挚要说话，说话是靠声音，声音靠呼吸。
呼吸靠运动，运动靠血气的运行。
血气的运行，依附于骨肉。
有骨肉的东西，一煮他就死。
如今说煮它不死，这是虚假之一。
既然会煮不死，这是仙人，跟金石一样。
金石即使盖上鼎的盖子，跟不盖盖子没有两样。
现在说文挚，盖上盖子就死了，这是虚假之二。
要是把人放在冷水里，没有开水与火的热量，鼻与口跟水面不相通，片刻之间，就会断气而死。
冷水淹没了人，尚且不得活，何况是在滚开的水中，下边还有猛烈的火呢！
说他被放进开水里不死，这是虚假之三。
人被淹没在水里，口不露在水面之外，说话的声音不能传扬。
煮文挚的时候，他的身体肯定被淹没在鼎的水中，被淹没了，那么口就不会露出水面，口不露出水面那么说话就不会传扬。
文挚能说话，这是虚假之四。
一煮就死的人，三天三夜颜色一点不变，就是痴呆和傻瓜，尚且都知道是件神奇的事情。
即使齐王无知，太子和大臣们也该看出这件神奇的事。
认为文挚很神奇，就应请求齐王把他放出来，敬重、宠信、恭敬地侍奉他，向他问道。
如今说他三天三夜颜色一点不变，又没有大臣们请求齐王放他出来的话，这是虚假之五。
这也许是文挚确实被煮，一煮就死了，世人见文挚是学道的人，就无中生有的造出他不会死的后来。
就像黄帝真死了，还传说他升天；淮南王犯了谋反罪，儒者的书上却说他成了仙。
世人喜欢传说毫无根据的事，所以关于文挚的话一至流传到今天。
世人没有得道的功效，而有长寿的人。世人看见长寿的人，学道求仙，超过百岁不死，大家就说他们成仙了。
用什么证明呢？
像汉武帝的时候，有个李少君用祀祭灶神，不吃五谷，返老还童的方术去拜见汉武帝，武帝很敬重他。
李少君隐瞒自己的年龄及生长的地方，常常自称有七十岁，能够使用药物返老还童。
他用方术在诸侯间到处游说，没有妻子。
人们听说他能使用药物使人长生不老，就轮番赠送他东西，因此他经常金钱衣食用不完。
人们都认为他不治产业却很富足，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更加争着侍奉他。
李少君凭着奇妙的方术，善于巧妙地猜测事情，而且总是出奇地说中。
他曾经与武安侯一道喝酒，在座的人中有位年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却说起跟他祖父去过的打猎的地方。
老人还是小孩的时候，跟随他祖父打过猎，还记得是那个地方，于是满座的人全感到吃惊。
李少君去拜见皇上，皇上拿出一件古铜器问他。
少君说： 这件铜器是齐桓公十五年陈列在柏寝的。
后来查看铜器铭文，果然是齐桓公的铜器，整个宫中的人都感到吃惊，认为他有好几百岁了。
过了很久，李少君得病死了。
现在世人认为得道的人，不过像李少君之类。
李少君死在人世间，人们看见过他的尸体，所以知道他是长寿的人。
如果李少君住在山林里，去到人烟绝迹的荒野，偏偏病死在岩石之间，尸体被虎狼狐狸吃了，那么世人又会认为他真的成仙离开人世了。
学道的人没有李少君长寿，年龄还没有到一百岁，就跟众人一齐死去。
笨蛋、没有知识的人，尚且都说他们尸解成仙而去，的确没有死。
所谓尸解，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身体死了精神成仙而去呢，还是说身体没有死只是脱掉一层皮呢？
如果说身体死了精神成仙而去，这跟一般人死没有两样，那么所有的人也都成为仙人了；如果说身体没有死只是脱掉一层皮，那么凡是学道死去的人骨肉都在，跟平常人死了的尸体也没有两样。
蝉脱去幼虫的壳，乌龟脱掉甲壳，蛇脱落一层皮，鹿退落它的角，有壳皮的动物脱掉它的壳皮，都带着骨肉离开，这可以说是尸解了。
如今学道而死去的人，即使尸体跟蝉的幼虫相似，还不能够说是尸解。
为什么呢？
因为考察蝉脱去幼虫时的壳，并没有比脱壳前的幼虫神奇。况且学道的人死去骨肉都在，跟蝉脱壳的幼虫不一样，称他们尸解，恐怕又不符合真实情况。
太史公司马迁与李少君是同代同时的人，少君死的时候，到尸体旁边哀悼的虽然不是他，他也完全知道李少君的真实情况。
如果少君真是没有死，只是尸解而去，太史公应该记下当时情况，不应该说他病死。
李少君能说出同座中九十岁老人做孩子时到过的方，这是他长寿的证明。或许当时少君十四五岁，老父还是孩子，常跟着他的祖父游玩。
少君百把岁才死，怎么会不记得玩过的地方呢？
汉武帝离齐桓公铸造铜器时间相隔很远，而且又不是少君亲眼看见。
或许是听见宫中有古铜器，有人查看过那上面的刻辞而告诉了李少君，所以一看见他就知道。
现在喜欢这类事情的人，看见古剑古钩，大多能说出它们的时间及有关的情况，难道能又说他们亲眼看见古铜器铸造时的情况吗？
有人说东方朔也是得道的人，姓金，字曼倩。
他改变姓名，到汉朝做官。
表面上有做官的名声，实际上却是成仙的人。
这话又是虚假的了。
东方朔和李少君同在汉武帝时候，太史公能够见到他们。
李少君有不吃五谷、祀祭灶神、返老还童的方术，又能说出齐桓公十五年铸造铜鼎的事，还有他知道九十岁老人祖父打猎地方的证明，然而都还没有得道的事实，却仅只是个长寿晚死的人。
何况东方朔没有李少君的方术效验，世人根据什么说他得道了呢？
考察汉武帝的时候，有道人文成、五利之辈，到海外去寻找仙人，寻求不死的药，因为有道术的证明，所以为皇上所相信。
东方朔没有被派到海外去的使命，又没有神奇表现的证明。
如果出使有神奇的表现，也不过是李少君之类和文成、五利之辈罢了，怎么就称赞他得道呢？
这也许碰巧又是个像李少君的人，自己隐瞒了生长的地方，当时在朝的人不知道他原来的情况，而东方朔又极力宣扬他自己年长，人们看他脸貌年轻，性格又清静少欲，不喜欢做官，精通占卜、射覆，爱做神奇的游戏，于是世人就认为他是得道的人。
有人认为老子的道术可以成仙，于是就清静无欲，保养精神爱惜元气。
因为人以精神为寿命，精神不受伤害，那么寿命就长而不死。
这是既成事实：老子奉行它，超过百岁脱离尘世，成了仙人。
那在清静少欲上，人跟鸟兽比起来怎么样呢？
鸟兽也会老会死。
鸟兽有情欲，跟人相类似，不足以说明问题。
草木活着有什么情欲，而要春天发芽秋天枯死呢？
草木没有情欲，活不超过一年；人多情欲，要活到一百岁。
这样没有情欲的反而早夭，有情欲的却长寿。
像这样说来，老子的道术，以清静无欲能长寿成仙，又是假的了。
或许老子是李少君之类的人，奉行清静无欲的道术，正好他性命又自然长寿。
世人见他命长，又听说他清静无欲，就认为老子是由于有道术成仙的。
有人认为不吃五谷可以成为有道术的人，以为王子乔一类的人因为不吃五谷，跟一般人吃的不同，所以与一般人的寿命也不一样，超过百岁脱离尘世，终于成为仙人。
这又是假的。
人生下来，就禀承了会吃喝的本性，所以身体的上部有口齿，身体的下部有排泄的器官。
口齿用来噍食物，排泄器官用来排泄。
遵循 食饮之性 的人算符合自然常规，背逆 食饮之性 的人要算违反生理本能。
失掉了从天禀受来的元气，怎么能够长寿呢？
假使王子乔生来就没有口齿与排泄器官，禀受的特性跟人不同；本性跟人不一样，尚且不能说是长寿，何况他身体跟人完全相同为什么会在吃喝的行为上与人两样呢？
要说他能成仙，就不符合人性的实际情况。
人不吃东西，就像身上不穿衣服一样。
穿衣服是为了温暖皮肤，吃东西是为了填饱肚子。
皮肤得到温暖，肚子填饱了，精神才焕发。
如果肚子受饥挨饿，皮肤受寒受冷，就会有挨冻受饿的危害。
挨冻受饿的人，怎么会长寿呢？
况且人生下来，就靠食物来保养元气，就像草木一发芽就靠泥土保养元气一样。
拔掉草木的根，使它们离开土地，就会干枯而早死。
封掉人的口，让他不能吃东西，就会饥饿而死去。
道家互相夸耀说：仙人吃气。
用气能当食物，所以传书上说：吃气的人长寿不会死，虽然他们不用五谷填饱肚子，但可以用气充实身体。
这又是句假话了。
那么这气指的是什么气呢？
如果说是阴气和阳气，而阴气和阳气不能使人吃饱。人有时吞下一口气，会感到满腹气胀，却不能充饥。
如果说是各种药物的气，那么人有时服药，吃下一合药末，吞了几十颗药丸，药力猛烈，胸中只会感到中毒难受，并不能使人吃饱。
吃气的人一定要说 呼气吸气，吐出已有的纳进新鲜的 。昔日彭祖曾经奉行过，但不能永久长寿，终于得病死了。
道家或者用练气功来保养生命，成仙不死，认为血脉在身体中，如果不活动，不弯曲舒展，就会闭塞不通。
血脉积聚不通，就会生病而死亡。
这话不真实。
因为人的身体，就像草木的形体一样。
草木在高山顶，正当大风冲击，昼夜摇动，它们能更胜过那些隐蔽在山谷里免受大风吹动的草木吗？
我们观察到草木刚发芽，被摇动的，要受到损伤而不能正常生长，那么人导气，屈伸筋骨，活动身体的，又怎么能长寿而不死呢？
血脉隐藏在人的身体中，就像江河在地上流淌一样。
江河奔流，水浑浊不清；血脉流动，也会被搅动得不安宁。
血脉不得安宁，就像人勤苦而不愉快一样，怎么能够长生不老呢？
道家有的由于吞吃了药物，身子变轻体气增加，于是延年益寿成了仙人。
这话又错了。
因为吞吃药物，身子变轻体气增加，略有证明。
至于延年益寿成仙人的，世上还没有效验。
各种药物能治好疾病，病治好了能使气恢复，气恢复了能使身子变轻。
凡人从天禀受特性，身体本来开始就轻，气本来开始就壮，由于受到风湿的侵击，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来伤害它，于是身体感到沉重，气感到短促。
吃了良药，身体和气又还原了，并非本来气短少身体沉重，吃了药才能气壮身轻的，而是在天禀受的时候，本来一开始就有的。
所以吃药物能除百病，即令身体轻了气壮了，恢复了他原来的特性，又怎么能延年益寿甚至于成仙呢？
有血脉之类的动物，没有谁不是生下来的，生下来的没有谁不死。
由于他生下来，所以知道他会死。
天地不是生下来的。所以它们不死；阴气和阳气不是生下来的，所以也不死。
死，是活着的证明，活着，又是死的证明。
有开始就一定有结束，有结束就必定有开始。
只有没有开始与结束的，才会长生不死。
人的一生就像冰一样。
水凝固就成冰，气聚积而成人。
冰过一冬而融化，人到百岁就会死。
要是人可以使自己不死，那么冰可以让其不融化吗？
凡以学仙术作不死方术的，肯定不会成功，就像不可能让冰始终不融化一样。


儒者评论说： 天地有意识地创造了人。
这话荒诞不实。
认为天上与地上的气相结合，人就偶然地自己产生了，如同丈夫与妻子的气相结合，孩子就自己出生一样。
其实，丈夫与妻子的气相结合，并不是当时想生孩子，而是情欲冲动在一起，在一起就生下了孩子。
夫妻尚且不有意识地生孩子，由此可知天地也不会有意识地创造人。
这样说来，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鱼生在深水里，虱子下蛋长在人身上一样，是凭借气而出生，是同种类东西相繁殖。
万物产生于天地之间，都是同样的情况。有人说： 天地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人，而是人偶然自己产生的。
若是这样，议论这类事情的人为什么说 天地像熔炉，万物像炼出来的铜，阴阳二气像炭火，自然变化像冶炼工人 呢？
考察一下，制陶和冶炼工人他们是用火冶炼锻烧器物，器物是有意做成的。
现在却说天地不是有意识地创造人，而是人偶然自己产生的，难道说制陶和冶炼工人不有意做器物，器物会偶然自己形成吗？
可见，打比方与事实不相应，不能算讲清楚了；写文章与事实不符合，也不能说是正确的。
我以为：上面这些比喻只能说明人承受自然之气是不可能完全一样，就像熔化的铜注进模子，烧制的陶器所得到的火一样各不相同，而并不是说天地创造人跟制陶器和冶炼铜一样是有意识的。
打比方，人们都是引用人和事作比喻。
每个人、每件事，都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来作片面理解。
用眼睛看头顶的东西，头不能不动；用手量脚底的长短，脚不能不动。
因为眼睛跟头同在一个身体上，手与脚也同在一个身体上都是相互关联的。
现今制陶和冶炼工人最初用水搅拌粘土作器物，一定要把坯子或模子做成器形，这是有意作的；然后烧炭生火，一定要管好炉灶，掌握好火候，这也是有意识做的。
至于铜器冶炼不能都成功，陶器烧制不能都精美，这是因为它们不能都完全由人有意识地生产出来。
天不能有意识地创造出人，那么它创造万物，也不可能是有意识的。
天上与地上的气相互结合，万物便偶然地自己产生了。
翻土，除草，播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至于庄稼成熟不成熟，则是偶然由自然决定的。
拿什么来证明？
如果天是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应当叫它们相亲相爱，不应当让它们相互残害。
有人说： 金、木、水、火、土五种气体，是天用来创造万物的。
因此万物中包含了这五种气体，这五种气体相互循环克制所以万物间也相互残害。
我以为：如果天能有意识地创造万物，天就应当只用一种气体造就万物，叫它们之间相亲相爱，不应当让五种气体，反复使之相互克制伤害。
有人说： 天想使万物成为可用的东西，所以才让它们互相残害。
使万物互相残害，正是为了让它们相互依存。因此天用五行之气造就万物，人又用万物做成各种各样的事。
可见不能互相制约，就不能互相有用；不能相互残害，就不能各自成为有用的东西。
金不伤害木，木不能成为有用之物；火不冶炼金，金不会成为器皿。
所以各种物体相互残害又相互产生有利效果。有血的动物，互相取胜，制服对方，互相对咬，互相吞食，这都是五行之气使它们如此的。
我要问：天造就万物想使它们相互成为有用的东西，不能不互相残害，于是就产生虎、狼、蝮蛇以及蜂、虿之类动物，全都来残害人，那么天是不是又想让人成为它们享用之物呢？
一个人的身体里，有五行之气，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有仁、义、礼、智、信五种操行。
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道义。
五脏在人体内，所以人体五行之气都具备。
照议论者的说法，有血的动物，都有五行之气，就相互残害。
那么一个人的身体，具有五脏，难道它们各自也要互相伤害吗？一个人的操行中，具有仁和义两个道德观念，难道也要自相危害吗？
再说，金、木、水、火、土五种气相互残害，有血动物相互取胜，制服对方，又在什么地方有过验证呢？
有人说： 寅属木，其动物属虎。戌属土，其动物属犬。
丑、未也属土，丑的动物属牛，未的动物属羊。
木克制土，所以犬与牛羊都被虎所制服。
亥属水，其动物属猪。巳属火，其动物属蛇。子也属水，其动物属鼠。
午也属火，其动物属马。
水克制火，所以猪吃蛇。火被水害，所以马吃鼠屎就腹胀。
我以为：果真像议论者说的，有血的动物，也有相互争斗取胜的证明。
午属马。子属鼠。酉属鸡。卯属兔。水克制火，鼠为什么不去追赶马？
金克制木，鸡为什么不去啄食兔子？
亥属牛。
未属羊。
丑属牛。土克制水，牛羊为什么不杀死猪？
巳属蛇。申属猴。
火克制金，蛇为什么不吃猕猴？猕猴怕鼠。
鼠属水，猕猴属金。
水不能克制金，那猕猴为什么害怕老鼠？
咬猕猴的是狗。戌属土。申属金。土不能克制金，猴又为什么怕狗呢？
东方属木，其星属苍龙。西方属金，其星属白虎。
南方属火，其星属朱鸟。北方属水，其星属玄武。
天有苍龙、白虎、朱鸟、玄武 四星 的精气，所以在地上造就出龙、虎、鸟、龟 四兽 的身体。
有血动物，以四兽为头领，因为四兽所具有五行之气最显著。考察龙与虎相遇不会相互残害，鸟与龟碰上也不会相互伤害。
用四兽来验证，用十二地支代表的动物来考察，所谓具有五行之气的动物按五行的性质要相互克制，就更加不符合事实。


儒者声称圣人的出生，不依赖于从天上承受而形成人的气，却是另外承受于天的精气。
禹的母亲吞食了薏苡就生下了禹，所以夏朝的天子姓姒；卨的母亲吞食了燕子卵就生下了卨，所以商殷天子的姓叫子。
后稷的母亲踩了巨人的足迹就生下后稷，所以周天子的姓叫姬。
《诗经·大雅·生民》上说： 胞衣破裂，胎盘分离 ，如此顺利地生下了后稷。
解说者又说：禹、卨难产，是开他们母亲背才生出来的。后稷是顺利出生，胞衣破裂，胎盘分离。
由于没有损害母体，所以说是 不坼不副 。
难产的其子孙不得好死。顺生的其子孙就顺应天命死去。
所以夏桀、商纣被讨伐处死，而周赧王只被夺去城邑。
说得有头有尾，所以人们相信他们的说法；又摆出事实来证明，所以人们就相信他们写的东西。
谶书上又说： 尧的母亲庆都到野外去，遇上赤龙冲动与之交合，于是生下尧。
《史记·高祖本纪》说：刘媪曾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见与神仙交合。
这时，雷电交加天空昏暗不明，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去看，见一条蛟龙在刘媪身上。
后来她就有了身孕，终于生下汉高祖。
这些话象神似的灵验，文字又明明白白地写着，世上的儒者学者，都没有说它不对的。
如实评论这些话，其实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
那首诗说 胞衣破裂胎盘分离 ，是说不损伤母体，这是可信的；但说开母背而出生，就没有根据了。
蝉生幼虫复育，是开背而出的。
天生圣子，难道跟蝉生复育同一个道理吗？
母兔舔公兔的毛就怀孕，等到小兔要出生，就从口中吐出。
考察一下，禹的母亲吞食薏苡，卨的母亲咽食燕蛋，跟兔子舔毛是同一种情况。
禹和卨的母亲生子，应该都是从口吐出，不应当开背。
像这样，开背的说法便没有事实根据了。
社会上被刀杀死的人多得很，未必他们的先祖最初成为人出生时都难产。
秦朝失掉天下，阎乐迫死胡亥，项羽诛杀子婴。
秦的先祖伯翳，难道初生时也是难产吗？
像这样，作为顺生、顺亡，逆生、逆亡的说法，用夏、商、周三家先祖的事来验证，都是错误的。
况且薏苡是草，燕子是鸟，巨人的脚印是土。三者都是形体，并不是气，怎么能生出人来呢？
说圣人由于禀受了上天精致的气，所以他们因此具有特殊卓越的智慧。
现在把夏、商、周三家的生产，说成是由于草，由于鸟，由于土的缘故，这能够说是禀受了天的精致之气吗？
天地之间存在的生命，只有人是宝贵的，而其他物体都很卑贱。
现在贵重的是从天禀受而形成人之气，却要说成是另外接受了卑贱物体的精气，那又怎么能说得上精致呢？
叫斑鸠麻雀施放气给大雁天鹅，始终不会形成幼子，为什么呢？
因为斑鸠麻雀的身体小，大雁天鹅的形体大。
如今燕子的身体不过五寸，薏苡的茎不过数尺，禹母、卨母吞食薏苡、燕卵，又怎么能形成七尺长的身体呢？
熔化铸个鼎的铜水，把它灌入一个钱那么小的模子里，不能铸成一个鼎，是明摆着的。
如今说是巨人天神，所以他们脚印巨大。
大脚印的巨人，像可以铸一个鼎的铜水，姜原的身体，像一个钱样的小模子。
让巨人施放气给姜原，姜原的身体小，怎么能完全接受他的精气呢？
不能全部得到他的精气，那么后稷就不能形成人。
尧与汉高祖果真是龙的儿子，儿子的禀赋像父亲，龙能乘云，尧与高祖也应该能乘云。
植物从土里萌芽，各自像本来的物种。它们的本性之所以不类似土，是因为其本性不是从土里得到的，土地仅仅是养育了它们。
母亲身怀儿子，就像土地养育植物。
尧与高祖的母亲，承受龙施放的气，如同土地接受植物播种一样。
植物本性各自像原来的物种，尧和高祖二帝应该像龙。
况且有血动物，相互成为配偶。雌雄交配，都只见于同类动物。
精神感动性欲冲动，才能进行施授。
至于说公马见到母牛，公雀见到母鸡，不相互交配，是因为不同种类的缘故。
现今龙与人不同种类，怎么能使人感动交配而施放气呢？
有人说： 夏朝衰败的时候，二条龙在宫庭里争斗，吐了口水在地上龙消失之后口水仍然在地上，于是把它放入木柜藏起来。
到周厉王时打开木柜放出龙的口水，就变成了一条黑色的蜥蜴，进入到后宫，与处女交配，于是生下了褒姒。
黑蜥蜴跟人不同类，怎么能使处女感动交配而施放气呢？
黑蜥蜴交配不符合正常情况，所以褒姒成了祸害，西周因而灭亡。
跟不同类的动物胡乱交配，就会有不走正道胡作非为的儿子。
如今尧和高祖的母亲不按正常情况交配，怎么尧和高祖二帝会贤良圣明，与褒姒不一样呢？
有人说： 赵简子病得很厉害，五天不省人事。
醒来后说，我去天帝住所，看见有熊来，天帝命令我射死它，箭中熊，熊死；又有罴来，我又射它，箭中罴，罴死。
后来问挡道的鬼，鬼说 熊和罴是晋国范氏和中行氏二卿的祖先。
熊和罴都是动物，与人不同类，怎么能施放气给人，而成为二卿的先祖呢？
赵简子射死熊和罴的事，是晋二卿该当灭亡，赵简子该当昌盛的征兆。
赵简子看见熊和罴，就像睡着做梦一样。
是一种空幻虚假的图象，未必有其事。
即使有其事，或许是熊罴先变成人，才生出范氏和中行氏。
鲁国的公牛哀生病七天后变成虎。
人变成兽，也如同兽变成人一样。
黑蜥蜴进入后宫，恐怕是先变成人。
天地之间，不同种类的动物相互交配，是没有的。
天和人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喜欢和厌恶也有相同的心理。
人不喜欢不同类的东西，那么天也不与异类交配。
人虽然从天上承受气而降生，如同虱子在人身上产卵一样。
人不喜欢虱子卵，天也不会有意对人产生欲望。
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类的东西具有不同的本性，情欲也不会相互合得来。
天地是一对夫妻，天施放气给地因此创造出万物，人于是将气辗转代代相传而生，承受精微之气的成为圣人，都是因为承受了父气，而没有另外禀取其他异类之气。
如果另外禀取异类之气形成了圣人，像卨、后稷就不能算圣人。
假如圣人都该另外禀受异类之气，那么十二圣并不全都是这样。
像黄帝、帝喾、帝颛顼、帝舜的母亲，是承受了什么气呢？
像文王、武王、周公、孔丘的母亲，又是吞食了什么才交配的呢？
这或许是看见夏、商、周三家的姓叫做姒氏、子氏、姬氏，就因此依照模仿，凭空生造出奇怪的说法，像看见了鼎湖的地方，就捏造出黄帝在此升天的说法。
这不仅丧失了道理的原意，也违反了那些字的本意。
苍颉造字，最初都与具体事物相关联。
姜原踩巨人的足迹，足迹的意思是基础，姓应当是 其 字下加 土 字的 基 ，现在却是 女 字旁加 卨 字的 姬 。而不是基础足迹意思的那个 基 字，不符合原来的事实，所以怀疑不是真事。
用周代的姬姓去类推夏代、商代的姓，也就知道 姒 姓和 子 姓，不是源于薏苡和燕子。
或许是禹、卨、后稷的母亲恰好要怀孕，碰巧吞食了薏苡、燕卵、踩了巨人的脚印。
世人喜欢奇怪的东西，古今都是同样的心情。
没有看见奇怪的东西，认为是品德不优异，所以就用奇怪的事来作姓。
社会上居然真诚地相信，于是认为就是如此。
圣人不轻易怀疑它，因而没有另行改定。
一般读书人学识浅薄，因而不会再去辨别真假。
儒生由于崇古，因而又创造出他们的说法。
那首诗说 胞衣破裂，胎盘分离 ，是说后稷出生没有损伤他母亲的身体。
儒生牵强附会，于是臆造出禹、卨难产的说法。
尧母与赤龙交配，刘媪梦中与神仙交合，就像这类。
尧和汉高祖的母亲恰好要怀孕，正巧遇上雷龙乘云雨而去，人们看见那形状，于是认识确实如此。
梦见与神仙交合，是要得圣子的征兆。
梦见与鬼交合，不是跟梦见与神仙交合是一样吗，怎么就成了真事！尧的母亲到野外去与龙交配，以及蛟龙附在刘媪身上，也许是尧和高祖在接受富贵之命，因为龙是吉祥物，碰巧伏在他们身上，可见是吉祥物授富贵之命的证明。
汉光武帝在济阳宫出生，凤凰在地上聚集，嘉禾在房顶上长出。
圣人出生，就会有稀奇的鸟和吉祥物作出吉祥的应验。
如果一定要把稀奇物和吉祥物出现时生下的孩子认为是这些东西的后代，那么汉光武帝难道是承受了风凰、嘉禾的精气而出生的吗？
考察《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三代世表》，禹是鲧的儿子，卨和后稷是帝喾的儿子，他们的母亲都是帝喾的妻子，至于尧，也是帝喾的儿子。
帝王的妻子，为什么要到荒野去？
古时候的人虽然朴实，但礼已经制订，帝王的妻子，为什么在河水中洗浴？
像这样，说圣人是另外从天接受异类之气，或因母亲吞食了异类而交配，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真实的情况，是圣人各自有种族，像周文王生周武王一样，各有自己的族类。
孔子吹律管，自己知道是殷的后代；项羽每只眼睛有两个重叠的瞳仁，所以自己知道是虞舜的后裔。
五帝、三王都以黄帝为祖先。
黄帝是圣人，原来禀受的是富贵命，所以他的子子孙孙都做帝王。
帝王出生，一定有稀奇古怪的事出现，不在事物里出现，就会在梦中表现。


情性，是治理人的根本，礼乐制度就是由此制定出来的。
特意分析了情性发展到极端的后果，然后用礼来作为防范，用乐来作为节制。
性有卑谦辞让，所以制礼以便适合其亲善；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所以作乐以便得到严肃的表达。
制礼作乐的根据，是人的情和性。过去的儒生，写文章，没有不论说的，却没有一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周朝人世硕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的有恶的两方面，取人的善良本性，通过培养、引导，好的品行就会滋长起来；取人的恶劣本性，加以培养、引导，那坏的品行就会发展下去。
像这样，原来情性就会各有善恶，而是善是恶，在于培养的方向。
所以世硕作《养性书》一篇。
虙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这些人，也论述过情性，与世硕相互有出入，但都说人的情性中有善恶两个方面。
孟子作《性善》篇，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至于他们不好的东西，是受了外界事物的不良影响。
说人由天地所生，都禀受了善良的本性，长大以后与外界事物接触，放纵自己，胡作非为，恶劣品质日渐滋长。
像孟子说的，人幼小的时候，没有不善良的。
但微子说： 我过去评论孩子时说过，纣王没有一般孩子好。
因为纣王做孩子的时候，微子就看出了他不良的本性。
其禀性恶劣，不如一般人，长大之后为非作歹，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禀性，所以他这样说。
羊舌食我刚生的时候，祖母叔姬去看他，刚走到堂屋，听见他啼哭的声音就往回走，说： 他啼哭的声音，像豺狼号叫。
狼子野心，不认六亲，只有这个孩子，才会灭我羊舌氏族。
始终不肯去看他。
等他长大以后，祁胜作乱，羊舌食我参与其中。
国人杀了羊舌食我，羊舌氏因此灭亡。
纣王的恶劣品质，表现在孩子的时候；羊舌食我参与作乱，显现在刚生时啼哭的声音。
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有与外界事物接触，谁会叫他胡来？
丹朱在尧的宫里出生，商均在舜屋里出生。
尧、舜的时候，挨家挨户都有品德高尚可以受封的人，所被接触到的人，肯定大多是善良的百姓。
尧舜二帝的身旁，肯定大多是贤能的大臣。
然而丹朱傲慢，商均暴虐，都失去了帝位，历代成为人们的教训。
再说孟子是根据对方的瞳人来观察人的好坏，心地清明眼珠就明亮，心地混浊眼珠就昏乱。
人生下来眼睛总有昏乱与明亮，这种昏乱与明亮是从上天禀受来的，是承受了不同的气形成的，并不是幼小的时候明亮，长大之后与人接触，才变得昏乱的。
生性原本自然就如此，它的善恶是由承受的气的性质决定的。
孟子说的人情天性，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然而人天性善良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
一岁的婴儿，没有你争我夺的心，长大之后，有的逐渐浸染了自私与情欲，于是放纵胡为，由此而产生。
告子跟孟子同一个时代，他评论人性没有善恶的区分，就像湍流着的水，挖个缺口使它向东就向东流，挖个缺口使它向西就向西流。水本来没有向东流向西流的区分，就像人性没有善恶区分一样。
告子的话，是说人性与水相同。
假使人性像水，可以用水来比喻人性，那就像金成为金是因为它本性是金，木成为木是由于它本性是木一样，人善是由于禀性是善的，人恶也是由于禀性是恶的。
开始在娘胎中禀受天然之气形成的本性，接受的是单纯的资质，所以生下来就有征兆呈现，是善是恶可以明察。
对于善恶无法区分，而可以改变的，称为平常人。他们不善不恶，要等待教育才能成为性善的人。
所以孔子说： 具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智力的人，不能够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
告子用决水来比喻人性，仅仅说的是平常人，并不指最善与最恶的。
孔子说： 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受不同习气的影响，才彼此相差很远。
这样看来，平常人的人性，在于习气了。
习气好就成为好人，习气坏就成为坏人。
至于最善最恶的，那就不再决定于习气。
所以孔子说： 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可能改变。
人性有善与不善，即使圣贤教化，它也不会再改变。
孔子是道德的鼻祖，在所有人中是最卓越的，都说 只有上等聪明的人与下等愚蠢的人才不会改变 ，所以知道告子的话，不够真实。不过，告子的话，也有缘由。
《诗经·鄘风·干旄》上说： 那个美好的人啊，用什么帮助他？
其注释说： 比喻像白色的丝，用青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青色，用红色的染料去染它就成为红色。
挖个决口让水向东流或向西流，就像染丝使它成为青色或红色。
丹朱，商均应该已被尧、舜浸染改变了，然而丹朱却很傲慢、商均却很暴虐，可见最恶劣的本性，是不会接受像白丝被染成青色或红色那样改变的。
荀子又责难孟子，作《性恶》篇，认为 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好的品行是人为的结果。
性恶，是认为人刚生下来都具备有恶劣的本性；人为，是指长大之后，努力使自己行为善良。
像荀子说的，那人幼小的时候就不会有善良行为。
后稷做孩子的时候，以种植当作戏耍；孔子刚会走路的时候，以陈设俎豆当做游戏。
石头一产生就坚硬，兰草刚发芽就清香。
人刚生下来已禀承善良之气，长大以后就成为善人。所以种植的戏耍，使稷成了尧时掌管农业的司马；陈设俎豆的游戏，使孔子成了东周时的圣贤之师。
由于禀承了石头兰草的本性，所以有坚硬清香的应验。
这样看来，荀子的话，不能成为事实。
然而性恶的说法，也有一定的缘由。
一岁的小孩，没有推让的心。看见食物，哭叫着想吃它；看见好玩的，哭叫着想玩它。
长大以后，就会克制感情，去掉私欲，努力磨炼成为善良的人。
刘子政指责说： 像这样，那天就没有正常的气，而是有阴无阳，有恶无善，根本不相应，照这样，人表现出来的善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陆贾说： 天地给人生命，就赋予了礼义的本性。
人能够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到的礼义之性，就能顺应它。能顺应它，就叫做道。
陆贾的话是说人生下来就有礼义之性，人也能明察到自己是从天地那里接受的礼义之性。
性善的人，不等待明察就能自然从善；性恶的人，虽然也能明察到它，但仍然违背了礼义。礼义来自于人的善性，不是靠人为得到的。
所以贪婪的人会夸夸其谈地讲廉洁，作乱的人能头头是道地说治理。
盗跖会指责别人偷窃，庄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他们都清楚地能明察到自己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性，嘴里会谈论圣贤的道理，却因本性不好，自己不能实行，这对于从善有什么好处呢？
可见，陆贾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董仲舒看了荀子和孟子的书，兴起情性的说法，说： 天的常道，是有阴有阳；人的常道，是有情有性。
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
阴气卑劣，阳气仁义。
说人性善的，只看见它阳的一面；说人性恶的，又只看见它阴的一面。
照董仲舒的说法，认为孟子只见到它阳的一面，荀子只见到它阴的一面。
分析他们二家各有所见，是对的；而不分析人的情性有善有恶，是不对的。
人的情性同时生于阴阳，虽生于阴阳，但有厚有薄。
玉产生于石，有纯的有不纯的，人情性生于阴阳，哪能都是纯的善的？
董仲舒的话，并不那么真实。
刘子政说： 人性，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身体里面存在，而不表露出来。人情，是与外界事物接触而形成的，在身体外面表现出来。
在外表露的则称之为阳，不表露的则称之为阴。
刘子政的话，认为人性是在身体里却不显露出来。
人情与外界事物接触，在身体外表现出来，所以称之为阳；人性不表露，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所以称之为阴。
照刘子政的说法，就称人情为阳，称人性为阴。
这是没有依据情性产生的根源来谈论产生的起源，而只是用外露或不外露把情性说成是阴的阳的。
一定要把外露叫做阳，人性也与外界事物接触，在急迫情况下离不开它，在颠沛情况下也离不开它。
怜悯而不残忍，是人禀承 仁气 的表现。
卑谦辞让，是人性的表露。由于有外界事物与它接触，所以怜悯、卑谦，在身体外部表现出来。
说人性在身体里存在不与外界事物接触，恐怕不是事实。
不论说人性的善与恶，而仅仅议论它存在于体外还是体内，叫做阳还是叫做阴，从道理上难以弄清楚。而且顺从刘子政的说法，把人性叫做阴，人情叫做阳，那么人禀承自然之气所形成的本性，究竟还有没有善恶呢？
从孟子以下到刘子政，都是学识渊博的大儒，听见的看见的多得很，然而论说人的情性，竟然没有判断对。
只有世硕、公孙尼子这些人，讲得稍微接近于正确。
由此说来，事情容易知道，但是道理却难得说清。
内容丰富的文章和书籍，像盛开的花朵那样茂盛；有趣流畅的言谈，如饴糖蜂蜜那样甘甜，但不见得符合事实。
事实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
高超的不能说它低下，低下的也不能说它高超。
认为人性没有善恶，就是认为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
禀受自然之气形成的命与性，实际上是一样的。
命有贵与贱之分，性有善与恶之别。
认为人性没有善与恶，就是认为人命没有贵与贱。
中国田土的性质，好坏不均匀，所以土色有黄、红、黑的区别，土质有上、中、下的差别。
水源不同，所以有清的水流，有浊的水流，有流往东西南北的不同趋向。
人禀受天地之性，心存仁、义、礼、智、信 五常 之气，有人仁有人义，是天生的道义不同；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有人严重有人轻微，是天生判断力不同；人脸上的颜色有人白有人黑，人的身体有人高有人矮，到人老最后死去都不会改变，这是因为天性如此。
人们都只知道水、土、物、器的形状与性质不同，却不懂得人性的善恶是由于禀受的气有所不同。我因此认为孟子说人性是善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上的人；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是指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扬雄说人性是善恶兼有的，是指具有中等才智的平常人。
如果为了让人们的行为与经书、道义相符合，那么以上关于人性的说法都可以用作施行教化的依据。但从充分阐明人性的道理来评论，那是不够的。


社会上的儒生学者，喜欢迷信老师，崇拜古人，认为圣贤说的都没有错，专心致志地讲述和学习，不知道进行反驳和质问。
圣贤下笔写文章，尽管构思周密，还不能说完全正确，何况是匆忙中说的话，怎么能都对呢？
不能全对，当时的人却不懂得反驳；有的虽正确，但意思隐晦，难得明白，当时的人也不晓得去追问。
考察起来，圣贤的说法，前后有很多自相违背：他们的文章，上下有很多互相矛盾，当今的学者，却不知道这一点。
一般评论者都说： 孔子门下的学生，七十个弟子的才能，都胜过今天的儒生。
这个说法很荒谬。
他们看见孔子当这些人的老师，就认为圣人传授学说一定要授给有特殊才能的人，所以说这些人与众不同。
其实，古人的才能，跟今人的才能一样，今天称为 英杰 的，古人认为是 圣神 ，所以说七十弟子是历代少有的。
假使现在有孔子这样的老师，那么当代的学者都是颜回、闵损之类人物；假使当时没有孔子，那么七十弟子这些人，也跟今天的儒生一样。
拿什么来证明呢？
用他们向孔子学习，不能追根问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圣人的话，不能完全理解；陈述的道理，不能立即领会透彻。
不能立即领会透彻。就应该追问下去搞清楚；不能完全理解，就应该提出疑问来彻底弄通它。
当年皋陶在舜的面前陈述治国的道理，说得肤浅粗略而不透彻。
经过禹的追问和责难，原来肤浅的话又深入了一步，粗略的意思才又更清楚了。
大概由于这样追问和责难，才使皋陶的话因受激发而说得更深刻，被触动而讲得更明白了。
孔子笑子游弹琴唱歌，子游引用孔子以前说过的话来反驳他。
直到现在考察《论语》的原文，孔子的言论中还有很多类似讥笑弹琴唱歌的文句，但他的弟子中却很少有像子游那样敢辩驳的，所以孔子的话，始终有些像死结一样无法解开。
由于七十弟子不敢辩驳，现在的儒生，就不能切实讲清孔子言论的是非了。
凡做学问的方法，不在于有无才能，难就难在敢于反问老师核实道理，确定是非。
问难的方法，不一定对面对圣人，赶在他活着的时候。
现在解说圣人的道理来教人的人，不一定要圣人教过的话才敢说。
如果有不理解的问题，追问责难孔子，对道理有什么损害呢？
果真有传授圣人学业的才智，反驳孔子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合理呢？
追问孔子的言论，反问不理解的词句，世上如果有才高智深的人出现，而他们又是能回答问题解释疑难的人，一定会肯定我通过责难追问讲清是非的做法。
孟懿子向孔子问孝，孔子说： 不要违背。
樊迟驾着车，孔子告诉他说： 孟懿子向我问孝，我对他说： 不要违背 。
樊迟问： 这话怎么说呢？
孔子说： 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
请问：孔子说 不要违背 ，是指不要违背周礼。
那么孝子应当事先体会父母的心意，顺从他们的愿望，而不该违背他们的愿望。
孔子说 不要违背 ，而不说 不要违背周礼 ，孟懿子听孔子的话，难道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的愿望吗？
樊迟问这话怎么说，孔子才说 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周礼的规定侍奉他们；死了，要按照周礼的规定埋葬他们，要按照周礼的规定祭祀他们 。
如果樊迟不追问， 不要违背 说法的含义，始终不可能知道。
孟懿子的才干，不会超过樊迟，所以《论语》中看不到有关他的言行记录，樊迟都不理解，孟懿子就一定能理解吗？
孟武伯向孔子问孝，孔子说： 对父母，只在他们病的时候才忧虑。
因为孟武伯总爱为他父母担忧，所以孔子说 只在父母生病时才担忧 。
孟武伯处处为双亲担忧，而孟懿子侍奉父母却违背周礼。
如果是针对他们的短处，那么应该回答武伯说： 对父母，只在他们生病时才担忧 ，对懿子也应该说 只有遇到水灾火灾时才能违背周礼 。
周公告诫才能小的人说得详尽，对才能大的人说得简略。
樊迟是大才，孔子告诉得详尽；孟懿子是小才，告诫得反而简略，这违背了周公的用意。
想针对懿子的短处，却不符合道理，而弟子又不责难，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因为孟懿子有权势地位尊贵，不敢说透彻，那么孔子对孟武伯也只能说 不要担忧 就行了。
他们都是孟孙氏家的后代，权力和地位都一样，对武伯说得详尽而对懿子说得简略，不知道其中是什么缘故。
即使孔子对懿子说穿 不要违背周礼 ，又有什么危害呢？
垄断鲁国大权莫过于季孙氏，孔子讥刺他在家中庭院里以 八佾 表演舞蹈，讥刺他在泰山举行旅祭，而不惧怕季孙氏憎恶不为他隐瞒过错带来的祸害，却偏偏害怕回答孟懿子时把话说穿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
况且向孔子问孝的不止一个人，每次都有赶车的人在场，不把回答的话都对他们讲一篇，而对懿子的回答，不但心满意足，而且还要故意告诉樊迟。
孔子说： 富裕与显贵，是人人想往的，不以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与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但是富贵不从正当途径得到它，君子宁可不摆脱它。
这是说人们应当通过正道取得富贵，不应该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它；应当保持节操，安于贫贱，不应该不择手段地摆脱它。
不以正道取得富贵就不接受 ，可以；富贵不以正道取得宁可不摆脱贫困和卑贱，这是什么意思？
富贵固然可以摆脱，摆脱贫困和卑贱又到哪里去呢？
摆脱了贫贱，就得到了富贵，没有得到富贵，就没有摆脱贫贱。
如果说取得富贵不用正道，就宁可不摆脱贫贱？
那么所谓 得 是指得到富贵，不是指得到贫贱了。
这样，贫贱为什么能说 得到 呢？
本来该说 贫困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不以正道摆脱它，就宁可不摆脱它 。
应当说 摆脱 ，不应该说 得到 。 得 字是用在得到什么东西上的。
现在说摆脱贫贱，怎么能说得到呢？
只有富贵才该说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得到富贵，才能摆脱贫贱。
那么怎么才能以正道摆脱贫贱呢？
要修身行道，通过做官才能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
得到爵位、俸禄、荣华富贵，就摆脱贫困和卑贱。
不以正道摆脱贫贱会怎样呢？
由于痛恨贫贱，就会起来做盗贼，积累钱财，擅自互相封官许愿，这就是不按正道摆脱贫贱。
七十弟子当时既然不向孔子提问，今天的学者也不知道提出质疑。
如果这话的意思无法理解而文字又不分明，这说明孔子不会说话；如果这话的含意纠缠不清而文字又不好理解，这是孔子向人表示得不明白不详尽。
学生不提问，世人不提出质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 公冶长这个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还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
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请问：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是根据什么，见到了什么呢？
是根据他年三十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
还是看见品行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呢？如果是根据年三十了，不该说他 在监狱 ；如果是看见他品行好，也不该说他 在监狱 。
为什么呢？
因为凡在孔子门下的，都有好的德行，所以才称得上具备了当学生的条件。
在学生中公冶长没有妻子，那把女儿嫁给他好了，不必要称赞他。
如果学生中有很多人没有妻子，而公冶长特别好，所以只把女儿嫁给他，那么称赞他就应该列出他的好品行，而不该说他监狱里。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上无辜被强迫受惩罚的人很多，他们未必都是贤人。
一般人被冤枉的多得很不只一个，如果一定要因为他无辜被拘禁，孔子就把女儿嫁给他，那么就是孔子不把女儿嫁给贤人，而是嫁给受冤枉的人。
认真考查一下，孔子称赞公冶长，有无辜的说法，却没有关于他品行才能方面的言词。
如果公冶长确实不好，孔子把女儿嫁给他，就不对；要是确实很好，孔子称赞他不全面，也不对。
如果孔子像把侄女嫁给南容时说的那样： 国家有道的时候，他能做官；国家无道的时候，能免遭刑罚。 这就是全面称赞了。
孔子对子贡说： 你跟颜回哪个强些？
子贡回答说： 我怎么敢和颜回比呢？
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二件事。
孔子说： 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
这是孔子认为颜渊贤能，以此来试探子贡的。
请问：孔子用来教导学生的是礼让。
子路有志于 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由于他说话不谦虚 ，孔子就认为不对。
假使子贡确实强过颜渊，孔子问他，他还得说不如；假使实在不及颜渊，也要说不如。这并不是胡乱回答来欺骗老师，而是按礼让的说法应该谦虚。
如今孔子说那番话，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假使孔子知道颜渊强过子贡，那就不必问子贡。
假使孔子确实不知道而问子贡，子贡一谦虚，也不可能知道。
假使孔子只是想表扬赞美一下颜渊，称赞颜渊贤能，没有学生赶得上他，那名目多得很，何必去问子贡呢？
孔子就说过： 贤能啊，颜回！
又说过： 我整天跟颜回讲学，他从来不反问，好像很笨。
还说过： 颜回这个人，他的思想能长期不违反仁。
这三章中都是直接称赞，没有通过旁人来抬高他，但到这一章，偏偏要用子贡来抬高他，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 是想压抑子贡。
因为当时，子贡的名声在颜渊之上，孔子担心子贡骄傲自满，故意压压他的。
名声在颜渊之上，是当时的人造成的，并不是子贡自己要胜过他。
实际上子贡自知得怎么样呢？
假使颜渊才能在自己之上，自己自然佩服他，就用不着压抑；假使子贡不能自知，孔子即使说了，他将会认为孔子只想压抑自己。
由此说来，问与不问，都不能起到压抑或表扬的作用。
宰我白天睡觉。
孔子说： 腐朽的木头是不能雕刻的，粪土样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对于宰予这样的人，我还责备他干什么呢？
这是在厌恶宰予白天睡觉。
请问：白天睡觉的过错，是小缺点；朽木和粪土，是腐败毁坏得不能再恢复的东西，是大罪恶。
用指责大罪恶的话来责备小过错，怎么能服人呢？
假使宰予本性不好，像朽木粪土一样，就不该入到孔子的门下，排在四科之列；假使他本性是好的，而孔子厌恶他，也太厌恶得过分了。 对人的不仁行为，痛恨得过分，就会出乱子。
孔子痛恨宰予，可以说过分了！
即使是一个很蠢的人犯了轻罪，而司法官吏下令处死他，他一定会感到冤枉、怨恨，怎肯服罪而自责呢？
即使宰予很愚蠢，那跟犯轻罪的人想法相同。假使宰予贤明，知道孔子责备他，只要稍微暗示就会自己改正。
或是用明白的话使他知道，或是传话责备他，只要用话给点启示他本人就会自觉改正。
自觉改正不在话轻话重，而在宰予能改不能改。
《春秋》的原则，是对细小的好事都要称赞，对细微的坏事都要指责。现在是用分量很重的话来表扬毫毛大的好事，用分量极重的话来指责纤介小的过错，按照《春秋》的原则，能认为这是对的吗？
要是不对，那么宰予就会不接受；不接受，那么孔子的话就白费。
圣人说的跟写的应该互相一致，话从口中说出，文章在简策上写着，都发自内心，实质是一样的。
孔子写《春秋》，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他指责宰予时，却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小过，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怎么能服人呢？
孔子说： 起初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做的事；今天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做的事。
从宰予身上，我改变了原先对人的态度。
这是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开始，改变了了解人的方法。
请问：人白天睡觉，怎么能够就败坏品行呢？
品行败坏的人，白天晚上都不睡觉，怎么又能够成为好人呢？
凭白天睡觉来观察人的好坏，能符合他的实际情况吗？
据考查，宰予在孔子门徒中，在 四科 顺序里，列在子贡之上。
如果性情懒惰，不能造就，怎么能达到这地步呢？
假使宰我由于白天睡觉能自然达到这地步，那么他的才能更是远远超过其他人！
如果他没有成就，就自认为已经满足了，不能自知，只是没有自知之明罢了，并不是品行恶劣。
这样，向他说明告诫就行了，用不着为此改变了解人的方法。
如果是他自己知道不足，只因疲倦到极点才在白天睡觉，这是由于精神耗尽的缘故。
精神耗尽会导致死亡，那岂只是白天睡觉的问题呢！
况且评定人的方法，要是他行为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言语，要是他的言语可取就不必管他的行为。
如今宰予虽然没有努力去行动，但有言语方面的成就。
凭他言语的成就，即使行为有缺陷，也算有一方面长处。
现在孔子从宰予白天睡觉这事开始，不仅要听人说的，还要看人做的，要说的与做的互相一致，才认为是贤人，这是孔子求全责备选择人。
那么周公 对人不要求全责备 的道理又运用到哪儿去了呢？
子张问孔子： 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国的令尹，没有高兴的样子；多次被罢官，也没有怨恨的样子。
每次交接时，总要把自己原来做令尹时的政务，都告诉给新的令尹。这人怎么样？
孔子说： 忠臣！
子张又问： 算得上仁吗？
孔子说： 没有智，怎么算得上仁呢？ 这是指子文曾举荐楚子玉接替自己的职位去讨伐宋国，结果用一百辆战车的兵力被打败，而且丧了他的全部人马，不智到这种地步，怎么算得上是仁呢？
请问：子文举荐子玉，是不了解人的问题。
智与仁，是不相干的。
人有不了解人的缺点，怎么会妨害他具有仁的品行呢？
五种道德规范，是仁、义、礼、智、信。
这五种道德各不相同，不必相互依赖才能具备某种道德，所以有的人智，有的人仁，有的人礼，有的人义。
有信的未必智，有智的未必仁，有仁的未必礼，有礼的未必义。
子文的智慧在识别子玉上有所不足，这对他的仁有什么损害呢？
说他仁，怎么不可以呢？
况且，忠就是厚。
待人厚道，就是仁。
孔子说过： 考察一个人犯的过错，就知道他仁不仁了。
可见，子文是有仁的事实。
孔子说忠不是仁，这等于说父母不是双亲，配偶不是夫妻一样。
鲁哀公问孔子： 你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
孔子回答说： 有个颜回好学，他从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从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了。
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听说有像他这样好学的人了。
颜渊早死的原因，到底是由于什么呢？
假使由于生来就短命，就像伯牛得恶疾一样。
要是人生下来禀受的命，都该健全美好，现在伯牛得了恶疾，所以说他 没有这样的命 。
人生下来都应该承受天赋予的长命，现在颜渊得了短命，也应该说他 没有这样的命 。
如果命有长命有短命，那么也该有善命有恶命。
说颜渊 短命 ，也该说伯牛 恶命 ；说伯牛 无命 ，也该说颜渊 无命 。
一个死了，一个病了，都沉痛地谈到 命 ，其实他们禀受的命没有什么差异，而孔子用的言辞却不同，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 有颜回最好学，现在则没有了。
他不迁怒于人，不犯相同的过错。
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有人说： 这样可以一并指责鲁哀公性情爱迁怒于人、爱犯相同错误的缘故。
这样一来，顺着他的发问就一并给予回答，既顺便指责了鲁哀公的缺点，而又不冒犯他受到他的责罚。
请问：季康子也问过孔子他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也以颜渊回答他。
季康子也有短处，为什么又不一并以回答来指责季康子呢？
季康子不是圣人，操行还有不够的地方。
如已有的事例：季康子担忧鲁国盗贼多，孔子回答说： 假使你不贪财，即使奖励盗窃也不会有人来偷。
由此说来，季康子的短处是贪财，那么，孔子不乘机一起指责他，是为什么呢？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
孔子说： 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
天塌下来压死我！
南子，就是卫灵公夫人，她聘请孔子，子路不高兴，认为孔子有淫乱行为。
孔子辩解说： 我如果干了卑鄙的事，天塌下来压死我！
以极真诚的态度自己发誓，不欺骗子路。
请问：孔子自己辩解，怎么能辩解得了呢？
假使社会上有人有卑鄙行为，天曾经塌下来压死过他，那才可以引用来发誓，子路听了，才会相信而解除怀疑。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被天塌下来压死的人，就说 天塌下来压死我 ，子路肯相信吗？
已有的事例是： 雷打死人，水淹死人，火烧死人，墙壁和房屋倒塌压死人。
如果说 雷打死我 ， 水淹死我，火烧死我 ， 墙壁和房屋倒下来压死我 ，子路还可能相信。如今引用未曾有过的灾祸，用它来为自己对子路发誓，子路怎么会消除怀疑而相信孔子呢？
已有的事例是：碰巧有睡觉做恶梦惊叫死去的人，能说这是被天塌下来压死的吗？
考察起来，凡是睡觉做恶梦死去的人，未必都干了卑鄙的事。
子路学问即使浅薄，还能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
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孔子用它来发誓，子路肯定不会消除怀疑的。
孔子称说： 生死都是命中注定，富贵由天决定。
像这样，人的生死本来有长命的有短命的，而不由操行的好坏来决定。
已有的事例是：颜渊早死，孔子说他 短命 。
由此知道短命早死的人，未必有邪恶的品行。
子路学问即使浅薄，听了孔子的教导，还是晓得生死的真实道理。
孔子用 我如果有卑鄙行为，天塌下来压死我 来发誓，难道不怕被子路反问： 夫子你的命不该死，天怎么会塌下来压死你呢？
像这样，用 天塌下来压死我 来对子路发誓，始终是不会被子路相信的。
不被子路相信，那么孔子自我辩解，也始终不能消除子路的怀疑。
《尚书·益稷》说： 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游手好闲。
这是说舜告诫禹不要溺爱没出息的儿子。
舜尊重天命，担心禹偏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引用丹朱的事来告诫他。
禹说： 我娶妻的那个时候，才过了辛、壬、癸、甲四天就离开了，从启呱呱落地起，我就没有溺爱过他。
这是禹陈述自己做过的事，想根据过去推论将来，用现在出现的事来推断尚未发生的事，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敢偏爱没出息的儿子，但他不说： 如果我偏爱儿子天就塌下来压死我 ，因为他知道一般人喜欢用天来发誓，孔子被子路怀疑，他不用过去的事来证明自己不会干卑鄙的事，而说： 天塌下来压死我 ，这跟庸俗的人为解脱嫌疑，而指天发誓、赌咒，有什么两样呢？
孔子说： 凤凰不飞来，黄河中没有图出现，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这是孔子自己悲伤没有当王。
他认为自己当了王，能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么凤凰就会飞来，黄河中就会有图出现。
如今没有能当上王，所以吉祥的征兆不出现，自己感到悲痛伤感，因此说 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
请问：凤凰飞来、河图出现，究竟根据什么来的呢？
如果根据帝王开始兴起的时候，那么凤鸟、河图都未必出现；如果根据天下太平，使天下太平的帝王，又未必总能招来凤凰和河图。
五帝三王都曾使得天下太平，但考察他们的吉兆，并不都以凤凰作为必然的祥瑞。
既然对于天下太平，凤凰不是必然的吉兆，孔子是圣人，总想着不是必然出现的事情而自我感伤，这终究不会应验的。
有人说： 孔子不是自己感伤没有能当帝王，而是感伤当时没有圣明的帝王，所以自己不被重用。
凤凰、河图是圣明帝王的祥瑞。
祥瑞不出现，说明当时没有圣明帝王；圣明帝王不存在，自己就不能被重用。
说到招致瑞应，它是用什么招来的呢？
如果是靠任用贤能的人，使统治稳定，功业告成。那么统治稳定，功业告成，瑞应就该出现了。
瑞应出现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孔子了。
孔子盼望的，怎么本末倒置呢！
不考虑根本问题，而盼望那些旁枝末节，不看那些君主英不英明，却去说那些凤凰、河图出不出现。即使出现了圣明帝王，由于国家统治有不稳定的时候，凤凰、河图也有可能不出现，因此以祥瑞的出现来证明圣明帝王的出现，必然会出错。
汉文帝可以说是圣明了，但察看一下《史记·孝文本纪》，也没有出现过凤鸟跟河图的记载。
假使孔子生在汉文帝的时代，大概还会说： 我的一生已经完了！
孔子想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 那儿太落后，怎么办？
孔子说： 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
孔子恨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感到怨恨不得志，所以想去九夷地方。
有人责难他说： 少数民族地区落后，没有礼义，怎么办？
孔子说： 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
这是说住在那儿用 君子之道 教导他们，怎么会落后呢？
请问：孔子想去九夷地方，是怎样引起来的？
是他的政治主张在中原各国行不通引起的，所以他想去九夷地方。
试想在中原各国尚且行不通，怎么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得通呢？ 少数民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还没有君主。
这是说少数民族难得治理，中原地区容易治理。
在容易治理的地方尚且行不通，在难得治理的地方能行得通吗？
况且孔子说 作为君子住在那儿，怎么会落后呢？
这话，是在说以 君子之道 进行修养使自己能安身呢？
还是在说用 君子之道 去教化他们呢？
如果是以 君子之道 进行修养随便使自己能安下身来，那么在中原各国也可以，何必要去少数民族地区呢？
如果用 君子之道 去教化他们，而少数民族怎么能教化得了呢？
禹到裸国去，要脱掉衣服进去，出来后再穿衣服，这是因为要穿衣服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行不通。
禹尚且不能教化裸国人穿衣服，孔子又怎么能让东部少数民族成为君子呢？
或许孔子本来不想去，是恨他的政治主张行不通，一时激动说出这样的话。
或许是有人责难孔子，孔子也知道那儿落后，然而还要说 怎么会落后 ，是想坚持已经说过的话，拒绝别人的劝告。
孔子实际不想去，一时心情激动说出来的，是句假话。 君子说话不该这样随便。
如果明知那儿落后，还要勉强想自己坚持已说过的话，这就正和子路回答孔子关于子羔的事一样。 子路让子羔做郈的地方长官，孔子说： 简直是在害别人的子弟。
子路说： 那里有政权机构，有老百姓，为什么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
孔子说： 所以我讨厌那些强词夺理的人！
这是子路知道自己不对，勉强回答以自圆其说，所以孔子讨厌他，把他比做那些强词夺理的人。
孔子也明知自己不对，还勉强回答别人的责难。
这样孔子和子路都成了强词夺理的人了。
孔子说： 端木赐没有禀受天命而做买卖，猜测行情却往往猜中。
什么叫： 没有禀受天命 呢？
有人解释说： 就是没有禀受应该发财致富的命，而自己靠本领和智慧，多次猜中了物价涨落的时机。
人富贵在于天命呢？
还是在于人的智慧呢？
如果在于天命，那么靠本领和智慧寻求它是得不到的；如果在人的智慧，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 生死有命安排，富贵由天决定 呢？
说发财致富不禀受天命而是凭自己用本领和智慧得到它，那么做官发达也可以不禀受天命而凭自己努力奋斗得到了。
世上没有不禀受贵命而靠自己努力能当官发达的，因而也可以知道世上没有不禀受富命而靠自己本领和智慧能发财致富的。
已有的事例是：孔子没有做官发达，就周游列国接受聘请，到处游说诸侯，智慧用尽，计谋不行，只得返回鲁国删定《诗经》、《尚书》，由于感到绝望，所以说 一辈子已经完了 。孔子自己知道没有贵命，而去周游列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孔子知道自己没有禀受贵命，于是周游列国寻求当官却得不到，但是说瑞木赐没有禀受富命却凭自己本领和智慧能发财致富，孔子说的和做的互相违背，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有人说： 孔子是想指责子贡的短处，因为子贡不喜欢道德修养，而只喜欢做买卖，所以指责他的短处，想叫他辞穷信服而改变他的行为。
其实，孔子每日指责子贡的短处，可以直说 端木赐不喜欢道德修养而喜欢做买卖 ，为什么一定要提出 不禀受天命 的话，来跟他以前说过的 富贵由天来决定 的话相矛盾呢？
颜渊死了，孔子说： 唉！
老天要我的命啊！
这是说人要兴起，天会给他得力的辅佐；人要衰败，天会夺去他亲近的人。
孔子有四个得力的学生，想靠他们兴起作一番事业。颜渊早死，所以孔子说 天要我的命啊！
请问：颜渊的死，是孔子命定不能当帝王，天夺去了他的命呢，还是他不幸短命自己死去的呢？
如果是不幸短命，那不得不死，孔子即是当了帝王，还是不得活。
辅佐对于君主，就像拐杖扶持病人一样。
人有了疾病，必须扶拐杖才能走路；如果砍的拐杖本来就短，能说是天让病人不能走路吗？
要是病人能起来走路，本来短的拐杖能使它变长吗？
看来，颜渊的短命，就像拐杖短了尺寸一样。
孔子说： 天要我的命 ，是因为颜渊特别贤能。
考查一下，贤能的人在世上，不一定是帝王的辅佐。
贤能的人不一定成为帝王的辅佐，就像圣人不一定禀受天命成为帝王一样。
当帝王有不是贤圣的，作辅佐有不是贤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禄命、骨相，跟人的才能不是一回事。
由此说来，颜渊活着未必是孔子很得力的助手，他死了也未必对孔子有损失，孔子却说： 天要我的命 ，这话的根据又是什么呢？
况且，上天不让孔子作帝王，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在最初禀受生命和禄命的时候就不让他当帝王呢，还是决定让他当帝王而又中途翻悔了呢？
如果原来就不让他当帝王，颜渊死了，有什么损失呢？
如果原来让他当帝王，又中途翻悔，这是说当帝王没有骨相，本来可以由天来随便更改的。
再说，天原来见到他什么长处而决定让他当帝王呢？
以后又听到了他什么短处而中途翻悔不授命于他了呢？
看来，孔子关于天很神灵的议论，是荒谬而无法弄清楚的。
孔子去卫国，遇见从前住过的旅馆为办事的人办丧事，就进去哭他。
出来后，让子贡解下一匹骖马来给他作丧礼。
子贡说： 在弟子的丧事中，你从没有解下骖马作丧礼的，而在为从前住过的旅馆中的办事人举丧中却解下骖马来作丧礼，不是太重了吗？
孔子说： 我刚才进去哭他，刚好心理难过就流出了眼泪。我埋怨自己只流眼泪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小子你就这样办吧。
孔子之所以卸骖马用来作过去旅馆办事人的丧礼，是因为埋怨自己只流露感情而不配合送礼。
配合感情要赠送礼物，动了感情，礼物就要随着送去。礼物与感情要相称，君子都是这样做的。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非常悲痛。
弟子们说： 老师太悲伤了。
孔子说： 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
恸，是悲痛到极点的意思。
孔子哭颜渊非常悲痛，与一般弟子有区别，显得哀痛极深。
颜渊死了，有棺无椁，颜路请孔子卖掉车来为颜渊买椁，孔子不给，认为当大夫的出门不可步行。
吊唁以前旅馆的办事人，要卸下骖马作丧礼，不然会埋怨自己光流泪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哭颜渊如此悲痛，请求卖掉车给颜渊买椁却不给，这样即使很悲痛也没有丧礼相配合。
难道流泪和悲痛有区别，用马与车作丧礼有不同吗？
对于那从前旅馆的办事人就要丧礼与感情相称，而对于这颜渊就可以丧礼与感情不符，真不知道孔子对丧礼的做法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 鲤死了，也有棺无椁，我不能卖掉车步行出门来为他买椁。
孔子对鲤的恩情比颜渊深厚，鲤死了没有椁，是因为当大夫的礼仪不能步行出门。
鲤，是孔子的儿子；颜渊，是异姓的人。
儿子死了尚且不按丧礼行事，何况他姓的人能按丧礼行事吗？
有人说： 这大概是孔子按实际情况施恩的证明。
孔子对从前旅馆的办事人丧礼与感情相称，对自己的儿子丧葬与感情不相称，这难道因为从前是士，后来做了大夫吗？
如果从前是士，士坐二匹马的车；如果做了大夫，大夫坐三匹马的车。
大夫不能弃车步行，为什么不卖掉两匹马来买椁，改坐那一匹马的车呢？
为士的时候坐二匹马的车，可以解下一匹马来作从前旅馆办事人的丧礼，如今也何不卖掉二匹马买椁来以便跟感情相称，而坐一匹马的车解决步行问题呢？
孔子不解下一匹马来作从前旅馆办事人的丧礼，不一定违反礼制；埋葬自己儿子有棺无椁，却破坏了礼制。
孔子看重要与从前旅馆办事人的恩情相称，但却随便破坏埋葬自己儿子的礼制，这是对外人符合礼制，而对亲生儿子违背礼制。
那么孔子不肯卖车来为鲤买椁，又怎么能解释自己贪恋官位害怕出门没有车子呢？
孔子自己说过： 君子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义 ，怎么会难于放弃大夫地位来成全礼制呢？
子贡问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 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取得老百姓的信任。
子贡说： 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个，在这三者中该先去掉谁呢？
孔子说： 去掉军备。
子贡说： 要是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个，在这二者中该先去掉谁呢？
孔子说： 去掉粮食。
自古以来人都要死，而没有老百姓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
可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请问：假使治理国家没有粮食，老百姓饥饿，就会抛弃礼义。礼义被抛弃，信任怎么建立呢？
传书上说： 粮仓充实了，老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老百姓才懂得荣辱。
礼让从富裕产生，争夺从贫因而来。
如今说 去掉粮食 ，那么信任怎么建立呢？
春秋的时候，交战各国发生饥荒，人们相互交换孩子来吃，劈开死人骨头来烧火，这是由于肚子饥饿没有吃的，无空来顾及什么恩义。
父子的恩情，是最可靠的，由于饥饿这种信任被迫抛弃，用孩子来作为粮食。
孔子教子贡放弃粮食保存信任，怎么行呢？
放弃信任保存粮食，虽然不想得到信任，但信任会自然建立；放弃粮食保全信任，虽然想取得信任，但信任却无法建立。
孔子去卫国，冉求给他赶车。孔子说： 卫国人真多啊！
冉求问： 人已经很多了，还该做些什么呢？
孔子回答： 让他们富裕起来。
冉求又问： 他们已经富裕了，还该做些什么呢？ 孔子回答： 教育他们 。
孔子告诉冉求先富裕起来而后教育老百姓，教导子贡是先抛弃粮食来保全信任。
粮食和富裕有什么分别？
信任与教育有什么不同？
对两个学生的教导不一样，所倡导的内容也不同，孔子治理国家，其政治主张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蘧伯玉派人去问候孔子。孔子说： 他老先生在干什么？
使者回答说： 他老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但还没有做到。
使者告辞出去，孔子说： 有这样的使者！
有这样的使者！
这是在责备使者。
解释《论语》的人说： 孔子责备他，是责备使者代替主人表示谦虚。
孔子问使者说 他老先生在干什么 ，问的是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不是问他的操行。
按照孔子的问话，使者应该回答说 他老先生在干某件事，治理某项政务 ，如今使者反而说 他想减少自己过错还没有做到 。
那么，人们是凭什么知道使者回答得不符合孔子问话的原意，而孔子在责备他呢？
再说，究竟孔子凭什么要责备使者呢？
是责备他代替主人表示谦虚呢，还是责备他的回答不符合问话的原意呢？孔子所责备的总还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不说清楚他的过错，而只说 有这样的的使者，有这样的的使者 ，这就使后人疑惑不解，不知道使者犯错误的原因。
韩非子说： 书写得太简略就会使学生们发生争辩。
孔子说 使乎 ，是何等的简略啊！
有人说： 按照《春秋》的原则，要替贤者隐瞒缺点。
蘧伯玉是个贤者，所以孔子要替他的使者隐瞒缺点。
要想了解那个人的儿子，就看他所交的朋友；要想了解那个君主，就看他所派的使者。
蘧伯玉不贤，所以派的使者会有过错。
《春秋》的原则，要替贤者隐瞒缺点，也批评其极细微的过失。
现在不责备而采取隐瞒的态度，那么 要批评极细微的过失 的原则应用在哪里呢？
假使孔子要替伯玉隐瞒缺点，应该沉默，但却高声说 有这样的使者，有这样的使者 。
这样当时的人就都知道孔子在责备他了。
像这样说话，对替别人隐瞒缺点有什么好处呢？佛肸招聘孔子，孔子想去。
子路不高兴，说： 过去我听老师说： 亲身做过坏事的人，君子是不去他那里的。
佛肸占据中牟反叛赵简子，你还要去，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 不错，我说过这话！
但不是也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
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么能挂着不吃东西呢？
子路引用孔子过去说过的话来责怪孔子。
从前孔子说这话，是想让学生效法实行。子路引用它来规劝，孔子是懂得的，但不说以前的话是开玩笑，或者说它不对不能实行，而是说 有这话 ，确实有，应当实行。 不是说过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
孔子说这话，能解答子路的责难吗？要为 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不去他那里 这句话辩解，就应该说 佛肸没有做坏事，还是能去的 ，而却说 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 。
按照孔子的说法，有 坚硬 、 洁白 操行的人是可以去的，那么 君子 的操行是软弱而容易受污染的吗？不然，凭什么唯独 君子 不能去呢！
孔子不喝盗泉水，曾子不进胜母巷，是为了避开邪恶，远离污秽，由于这两个名字取得不合礼义，怕因此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盗泉、胜母只有空名，孔子、曾子就以它为耻；佛肸有罪恶事实，而孔子却想去他那里。
不喝盗泉水是对的，那么想见佛肸就不对了。孔子说过 不合道义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像浮云一样。 现在却要违背道义去享受篡权叛乱者的俸禄，难道是所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句话说错了吗？
或许是孔子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即使是随机应变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子路责难他，就应该说 为了推行政治主张 ，而不该说 为了食俸禄 。
只有随机应变来推行政治主张，而没有随机应变来找饭吃的。 我难道是匏瓜！怎么能挂着不吃饭呢？
孔子用匏瓜自比，是说人应当做官食俸禄。
说 我不是匏瓜，不能挂着不吃饭 ，这是反驳子路的。
其实，孔子这话，并不能解答子路的责难。
子路责难孔子，哪里是说孔子不该做官呢？
是说应该选择好的国家去做官。
孔子自比匏瓜，是想到哪里找饭吃呢？
再说，孔子这话，是何等卑鄙！
怎么能说他自己做官是为了找饭吃呢？
君子是不该说这种话的。
匏瓜挂着不吃饭，也跟人闲着不做官一样。
反驳子路可以说： 我难道是匏瓜，要挂着不做官？
现在却说 挂着不吃饭 ，那么孔子做官，不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而只是为了找饭吃。
人做官，主要是贪图俸禄，按礼义的话来说，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
就像人娶妻，主要是为了情欲，照礼义的说法，是为了供养双亲。
做官直说是为了吃饭，娶妻能直说是为了情欲吗？
孔子的话，说出了实情，没有模棱两可的意思，不借用礼义的名义来掩饰，这是个庸俗的人，而不个君子。
儒者说孔子周游列国想接受聘请没有成功，担心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推行，这违背了孔子的真情实意。
公山弗扰在费邑反叛季氏，招聘孔子，孔子想去。
子路说： 没有去的地方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
孔子说： 招聘我去，难道是平白无故的吗？
如果用我，我要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
在东方推行周朝的政治，就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公山、佛肸都是叛乱的人，在公山那里想推行政治主张，在佛肸那里只想找饭吃，孔子的话没有一定准则。
说话没有一定准则，那么行为就会没有固定的目标。
孔子周游列国不被重用，难道不是有原因的吗？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想喊孔子做官，孔子不做，何等清高啊！
公山、佛肸招聘孔子，孔子却想去，又何等污浊啊！
公山弗扰和阳虎一起背叛季孙氏，囚禁了季桓子，两人罪恶一样，召请孔子的礼节相同，孔子只见公山，不见阳虎，难道公山还能合作，阳虎不能吗？
那么子路反对公山的招聘，孔子就应该用公山比佛肸强，不太坏，来作辩解。


人的操行有的贤良有的愚昧，至于碰上灾祸福禄的时候，有的幸运，有的倒霉；做事行动有的对，有的错，至于遇到奖赏惩罚，有的受到赏识重用，有的则被斥责贬黜。
同时碰上打仗，隐蔽的人不被击中；就像植物同一天被霜冻，有遮盖的不会受伤害。
被中伤的未必是坏人，隐蔽的未必是好人。
隐蔽的是幸运，中伤的算倒霉。
大家都想向君主表示效忠，可是有的受赏，有的被罚；都想对君主作贡献，可是有的受到信任，有的却遭到怀疑。
受到奖赏并被信任的，未必真心；遭到惩罚并被怀疑的，未必伪装。
受奖赏信任的，只不过是受到君主的赏识重用；遭惩罚怀疑的，也只不过是被君主斥责贬黜而已。孔子有学生七十多人，颜回早死。
孔子说： 不幸他短命死了！
短命称不幸，就知道长命的是幸，短命的是不幸了。
奉行圣贤的学说，讲习仁义的学业，应该得到福佑。
伯牛得了疾病，又与颜回类似，都遭到不幸。
蝼蛄和蚂蚁在地上爬行，人抬脚走过，脚踩过的地方，蝼蛄和蚂蚁都被踩死；脚没有踩到的地方，它们都完全活着没有受到伤害。
火烧野草，车轮碾过的地方，火烧不着，一般人喜欢它，起名叫幸草。
脚没有踩到的地方，火烧不到的地方，未必就好，因为火烧起来，大家要夺路走，是当然的。
因此来说：毒疮的发作，也是同一种情况。
血气郁结堵塞不通，聚积在一块的是痈，溃烂的是疽疮，流血出脓。难道痈疽发作的地方，不是身上原来良好的部位吗？
营卫的运行，也会碰巧不通。
蜘蛛结网，飞虫飞过，有的逃脱有的被捕捉；猎人张开罗网，各种野兽乱奔乱跑，有的被捕获，有的跑掉了；渔人用罾在江湖里捕鱼，鱼有活的有死的；有的奸盗犯了死罪而不知道，可是有的犯了用钱可赎的小罪却被发觉；灾害之气施加给人，也就是这类情况，不幸者遇到碰上就死，幸者避免逃脱就得活。所谓不幸，就是不能侥幸。
孔子说： 一个人能够活着是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虽然也活着，那只是侥幸免于灾祸。
那么遵循道义而遭到灾祸的就是不幸了。
站在高墙之下，被毁坏的墙压倒；立在裂开的堤岸之上，因崩塌而落河。无缘无故随便遇上灾祸，所以叫做不幸。
鲁城城门长期腐朽将要倒塌，孔子经过，就快步迅速地走过。
他周围的学生说： 已经朽坏很久了。
孔子说： 我就害怕它朽坏的时间太长。
孔子防备谨慎已算到极点，如果经过恰巧碰到倒塌，真可以说是不幸了。
因此孔子说： 君子只有不幸，却没有幸的问题，小人只有幸，却没有不幸的问题。
又说： 君子处于平安地位而听天由命，小人做险恶的事却想侥幸免灾得福。
靠花言巧语长得漂亮得宠的人，象闳孺、籍孺之类，无德少才，专靠容貌美丽取悦君主，看来不该受庞的却被宠，不当亲近的却受到亲信，这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太史公为他们作传记。
邪恶的人违反道义而受到恩宠，与此同类，因此把他们合起来称之为佞幸。
无品德而受到恩宠，无过错却遭受灾祸，也是同一种情况。
一起承受元气，有的唯独给人，有的给禽兽。
一齐给人的，有人尊贵有人卑贱，有人贫穷有人富裕。
富裕的有人积累了大量金银，贫穷的有人乞讨为食；尊贵的直到被封王侯，卑贱的则沦为奴仆。
这并不是天施气时有偏袒，而是人和万物承受形成自己生命的气有厚有薄。
同样施行道德，祸福却不一样；同样实行仁义，利害却不相同。
晋文公修行文德，徐偃王施行仁义，文公因此受赏赐，偃王由此遭破灭。
鲁人为父报仇，从容地离开而没有逃跑，追赶的人就不再追杀他了；牛缺被盗贼抢去财物，态度和顺没有任何惧怕，盗贼仍然杀了他。
文德与仁义相同，没有逃跑与不惧怕一样，然而文公、鲁人得福，偃王、牛缺遭祸，这就是文公、鲁人有幸，而偃王、牛缺不幸。
韩昭侯酒醉卧床身打寒噤，典冠拿衣服给他盖上，韩昭侯酒醒问起这件事，知道是典冠爱惜自己，却因为超越职责的缘故，把罪过加给他。
卫国的骖乘者见赶车的有过错，在后边呼喊着赶车，有拯救危险的意愿，没有被惩罚。
骖乘者呼喊着赶车，跟典冠给韩昭侯盖上衣服，同是一个意思。
盖上衣服是怕君主寒冷，呼喊着赶车是怕君主危险，仁爱的感情，都发自内心。
然而在韩昭侯却认为有罪，在卫将军则认为是忠心，是因为骖乘者受赏识，典冠不被赏识的缘故。
幸偶不仅适用于人的所作所为，万物也都有这种情况。
高数仞的竹子，两人合抱的大树，工人把它锯开来派用，有的做成器具被使用，有的当作剩下材料遭到废弃。
这不是工人对它们有偏爱与憎恨，而是刀斧的使用有偶然性。
蒸谷米成饭，酿造米饭成酒。
酒酿成了，味道有好有坏；饭煮熟了，有硬有软。
这不是厨师和酿酒的人有意使它们存在差异，而是手指之间的协调有偶然性。
就是软硬适合的饭，也要用不同的竹筐来装，好酒也要用不同的器皿来存放。虫子掉进酒坛里，酒就被抛弃不饮；老鼠爬进饭筐里，饭就被扔掉不吃。
各种各样的草类，对人都是有帮助有好处的。有的遇到医生就采集起来，成为良药；有的则遗留在干涸了的沼泽里，被火烧掉。
同样的金属，有的铸成剑戟，有的则做成锋铦。
同样的树木，有的在宫殿成了大梁，有的则在桥下成了支柱。
同样是火，有的烧蜡烛，有的则烧枯草。
同样是土，有的成了殿堂的地基，有的则用去涂抹轩户。
同样是水，有的用去洗鼎釜，有的则用去洗腐臭的东西。
万物的好坏是相同的，碰上被人使用，其偶然性使它们遭受不幸，尚且应该悲伤痛心，何况是有精神的人呢！
虞舜都是圣人，在世的时候完全应当蒙受安适生活的福份。
但是，他父亲质劣，母亲愚蠢，弟弟象又傲慢任性，没有过失也要被别人憎恨，没有做坏事也要受惩罚，真是不幸得很。
孔子，比舜差一点，一生没有得到一尺土地的封赐，到处奔走想接受人家聘请做官，结果遭到削迹绝粮。
他们同是具有圣人的品德才能，都碰上偶然的不幸。
但舜还能碰到尧让位给他，而孔子却死在阙里。
凭圣人的品德才能，尚且会有偶然不幸，平庸的人中，遭受偶然不幸的，肯定多得很！


研究人的德性，一定有善有恶。
善的，固然开始就善；恶的，还能经过教育、劝告、引导、勉励，使他们成为善的。
凡是做君主和父亲的，都会仔细观察臣与子的德性，善的就培养、教导、勉励、引导，不使他靠近恶的；恶的就教育、安抚、制止、防犯，使他向善的方面逐渐转化。善的向恶的方面逐渐转化，恶的向善的方向逐渐转化，就会成为和生就的品行一样。
召公告诫成王说： 现在王开始行使自己的使命执政，呜呼！
就像刚独立生活的人样，没有不在其刚开始的时候就打好基础的。
生子 是说十五岁的人，刚开始独立生活就要立志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是善的；开始独立生活就愿意向坏的方向发展，最终是恶的。
《诗经》上说： 那个美好的人，拿什么赠送他？
传注说： 比如像洁白的丝，用青色染料染它就是青色，用红色染料染它就是红色。
十五岁的人他们像丝一样，会逐渐转化为善的或恶的，如同青色染料、红色染料染白丝，会使它变成青色、红色一样。
一旦染成青色、红色，就跟真的颜色没有区别。
所以杨子怕走岔路而哭泣，墨子怕丝染错颜色而哭泣，这大概是伤心一旦离开了正道或本色，就不能再改变。
人的德性，善的能变成恶的，恶的也能变成善的，就像这种情况。
飞蓬长在麻中间，不用扶持自然会直；白纱放进黑色的染缸，不用染色自然会黑。
那飞蓬的生性不直，白纱的质地不黑，但由于大麻的扶持，黑色的染缸，使它们变直变黑。
人的德性就像飞蓬和白纱一样，在逐渐浸染之下，善恶是会改变的。
王良、造父被称为善于驾驭车马的好手，能把不好的马驯成好马。
如果只能驾驭好马，不好的马不能够驯服，这只能是普通马夫驾车的本领，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可以让世人称赞呢？
所以说：王良一登上车，马就不会疲塌跑不快；尧舜治理国家，百姓不会狂妄愚蠢。
传注上说： 尧舜的百姓，能挨家挨户地被封赏；桀纣的百姓，要挨家挨户地被诛杀。
有夏、商、周这样的百姓，所以三代能够按正道而行。
圣明君主的百姓像那样，凶残君主的百姓像这样，归根到底在于教化而不在于本性。
听到伯夷的品格，贪恋的人会廉洁，怯懦的人会立志；听到柳下惠的品格，刻薄的人会厚道，庸俗的人会宽容。
仅仅是听到他们品格崇高，就有的变得有节操，何况是亲自接触本人，面对面地诚恳地告戒呢！
孔门弟子七十人，都有胜任卿相的才能，他们蒙受圣人教诲，文才得到精心培养，智慧和才能超过常人十倍，这都是教育训导的功绩，逐渐感化的功劳。
他们没有进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只是社会上平凡而不出奇的人。其中尤其最不顺服的是子路。
世人说子路是做事没有恒心的庸人，在没有到孔子门下学习时，头戴鸡冠，臂挂猪尾，凶猛无礼。听见朗读书的声音，就摇头摆尾，噘嘴怪叫，吵闹之声直刺读书人的耳朵，可恶到极点。
孔子把他叫来，并且教育他，逐渐感化、磨练、启发、教导、诱导、进取，这样凶暴的气势消失了，骄横的现象收敛了，终于能办理政事，列入在四科之内。
这就是改变本性把恶人变成善人的证明。
肥沃与贫瘠，是土地的本性。
土肥而有水浇灌的，本性美好，种庄稼长得很茂盛。
土地高低不平而瘠薄的，本性恶劣，要是深耕细锄，多加粪土，努力加上人的功夫，以帮助地力，这样种下的庄稼与那肥沃土地就会相类似。
地的高低，也同这道理一样。
用大锄和铁锹挖地，把高处的土填到低的地方，而那低处就会与高处平齐。如果再用大锄和铁锹继续挖下去，那么低处不仅是平齐，反而会变得更高，可是那高处反而成了低处。
假使人性有善有恶，就像地有高有低一样，如果努力使他接受教化，不善的就会和性善的人一样。
并且好德性已经变得深厚，培养着他的政教风化，使他变得善良，这种 善 就将更应该比过去的善更善，如同低处增加大锄和铁锹去继续填土，就会比高处更高一样。 端木赐没有承受禄命却做生意发了财 。
端木赐本没有承受天给予的富命，所以做生意发了财并有积聚，成为社会上富有的人，是因为他掌握了做生意牟利的一套方法。
掌握了这套方法，即使没有禀受禄命，还是会越来越富裕。
性恶的人，也没有禀受天给予的善性，只要得到圣人的教导，志向和操行就能改变。
世人称赞利剑有千金的价值。
像棠谿、鱼肠、龙泉、太阿等宝剑，它们本来是未经冶炼的、山中的一般铁矿，经过冶炼工人冶炼锻造，就成了锋利的剑，难道利剑的冶炼锻造用的是特殊材料？
这是因为工匠技术高明，又经过认真多次的冶炼才成功的。
试拿佩在腰带下一把普通的剑，反复熟练地锻造，使锻烧的火保持足够的温度，再把它整治锋利，就如同一把值千金的宝剑了。
铁矿石是天然的，尚且被锻炼的人改变了原来的本质，何况人还包容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只是贤圣还没有对他们加以锻炼罢了，为什么要担忧他们的天性不善呢！
古人尊重良医，是因为他能知道危重的疾病从哪儿产生，并且用银针和药物治好它。
要是光知道病的名称就坐等它好，那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
人有不好的德性，那是性与命的疾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救治就想叫他们改变，岂不是太难了吗！
道有自然形成的，有人为的，自然形成的本来一开始就与天意相符合，人为的是人施加了智慧和技巧，但它与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两样。
拿什么证明呢？
《尚书·禹贡》上说的 璆琳琅玕 ，璆，是美玉。琳，是真珠。
琅玕，类似珠。这些本来是地里形成的，真的玉和珠。然而道人熔化五石，作成五色的美玉，与真正的宝玉相比，光润没有什么差别；还有鱼和蚌里的珍珠，与《禹贡》里说的璆琳，都是真正的美玉珠宝。
至于随侯用药制作玉珠，光亮得像真的一样，这是道士的法术所至，已超出人的智慧和技巧范围。
阳遂是从天上取火，五月丙午这天中午的时候，熔化五石用它铸成铜镜，反复磨擦使其发亮，然后把镜面朝上向着太阳，立即火就来了，这才真是取火的方法。
现在随便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把它擦得雪亮，朝上向着太阳，也能得到火。
半月形的钩不是阳遂，它能取火的原因，是摩擦导致的。
现今性恶的人，假使他们与性善的人同类？
可以引导勉励他们，使其变得性善；假使他们不同类？也可以使他们跟道人铸玉，跟随侯制作玉珠，像人磨刀剑和半月形的钩一样，以学习去教育开导，以德去逐渐感化，这样他们就会一天天地逐渐具备仁义的操行了。
黄帝跟炎帝为争夺成为天子，就驯化熊、罴、貔、虎等在阪泉的郊外与炎帝的部队大战，三战得胜，炎帝大败。
尧把天下让给舜，鲧当时是诸侯，想做三公，但尧不答应，于是激怒自己的猛兽，想以此作乱，把兽的角排列起来可以成墙，竖起尾巴可以作军旌，心奋气盛，想仗此打仗逞强。
禽兽与人是不同的形体，尚且能命它们打仗，何况人们是同类呢！
以此推论，百兽能闻乐起舞，潭里的鱼会出水听瑟，六匹马会昂首边听琴边吃料，这些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怀疑的了。
异类能由不同转为相同，同类能由相同转为不同，关键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的作用。
凡是有血气的人，教育他们是为了能使其发生变化。
三苗的百姓，有的贤良有的不贤良，尧舜使他们都变得贤良，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结果。
楚国、越国的百姓，处于庄、岳之间，经过较长时间，性情变得和缓，风俗也有所改变。
原来说：齐人性情和缓，秦人性情傲慢，楚人性情急燥，燕人性情憨直。
从楚国和越国百姓处于庄、岳之间而改变了性情来看，齐、秦、楚、燕四国百姓，相互之间往来，长时间地大家居住相处，性情必然会改变。
性恶的人，说他们心像木石一样，木石尚且能被人利用，何况他们并不是木石呢！
可见，问题在于君子的教化，这大体可以清楚了。
人有疯癫的疾病，就会在路上又唱又哭，不知道东西南北，看不见是干是湿，感觉不到自己有病，也不晓得肚子是饿是饱，性情已经受严重伤害，对其无可奈何，因为向前他没有奔头，后退也无所畏俱。
所以国家法律不废除负责教育的官吏，不废除负责司法的官吏，就是要使大众接受礼义的教化。
学校教育勉励他在前，法令禁止防范他们在后，即使有丹朱那样的德性，也可能通过勉励而从善。
用什么来证明呢？
军队的士兵，不是能够容易控制的，他们的勇猛精神如果得到引导勉励，就会视死如归。
阖庐曾经在太湖边训练他的士兵，叫他们都把刀口按在肩上，让血直流到地。
句践也在他寝宫的院子里架起火训练他的士兵，结果跳进火里死的人多得数不清。
刀割，火烧都不是人性所贪图的，由于二位君主的激励引导，他们顷刻间也就不顾惜自己生命了。
所以，军法轻的处分是刺出血，重的处分是砍头，就像孟贲那样的勇士，听到军令也会害怕。
所以，叔孙通为朝庭制定了礼仪，那些拔剑争功的大臣，也只得遵奉朝仪甘愿屈服，起初傲慢的到后来也都恭顺了，这是圣人的教化和皇帝的威严，使他们改变了性情。
不担心其性恶，担心的是他们不服从圣人的教化，自以为是而因此发生祸害。
豆麦的果实与稻谷小米不同，然而吃了能消除饥饿。
小人与君子是禀承的天性不同吗？
把他们与五谷相比，五谷都是为了食用，果实都能充饥但味道不一样，人禀受的气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恶。
凶残的人则承受仁的气少，而容易发怒的人则承受勇的气多。
仁气少就凶狠而缺少仁慈，勇气多就凶暴而没有情谊，再加上阴阳协调和谐的气不足，变得喜怒失常，考虑问题轻率，愚昧。
行为胡乱的人，并非有意作恶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气，包容在五脏里，都具备于人体，只因禀受的气薄而少，所以他们的操行不如善人，就像酒有的味浓有的味淡，这并非味浓味淡是由于不同酿造方法造成，而是因为酒曲的多少使它变得这样。
因此，酒味的浓淡，是同样的酒曲酿造出来的；人性的善恶，是同一元气形成的。从天承受的气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贤有愚。
西门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和缓些；董安于性情缓慢，就佩带弓弦以提醒自己应变得急促些。
急促与缓慢，同样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带与弓弦附着在身上随时提醒自己，使成为了性情完美的人。
如果能接受系皮带与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补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与西门豹，董安于齐名的就能有第三个人。
破房烂屋，没有完整的墙壁、屋檐、窗户，于是人们指责非议。
如果钱财富裕，起屋筑墙，由此遮盖住原来的破烂，成为完备的住宅，人们就不再指责非议了。
魏国每个劳力分配无主荒田一百亩，邺县唯独土地贫瘠每劳力要分配二百亩，西门豹引用漳水灌溉，使之成了肥沃的土地，每亩要收庄稼一钟。
人的本质就像邺县的荒田，仁义之道的教化如同漳水，让人担心的是不能变化，而不是担忧人性难于引导。
雒阳城中的河道里没有水，治水工人就截断雒河中的水，使它上涨，于是河道里有水日夜奔流，这是治水工人的功劳。
这样说来，接近君子，仁义之道就会屡次施加在你身上，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大概就能证明。
人聚居地方的水污浊，在野外的水清洁。同样是一种水，来源于天边，有的污浊，有的清洁，这是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
南越王赵他，本来是汉朝贤良的人，被南夷的风俗所化，背叛汉朝制度，梳成椎状发髻，两腿伸直张开地坐着，就像天生喜欢这样。
陆贾用汉的道德劝说，又用皇帝的威严恐吓，他就很快地起来坐好，从内心感到应该改悔，于是奉行汉朝制度，改称属国。他对于梳椎髻坐如箕，又像是天生厌恶了。
前面像那样，后面却又像这样。
这样说来，人还是在于教化，不单一在本性。


传上说：周宣王无辜杀害了他的大臣杜伯，宣王将要去野外打猎，杜伯出现在道路的左边，用红色的弓箭射宣王，宣王伏在弓袋上被射死了。
燕简公无辜杀害了他的大臣庄子义，简公将要进入军营的门，庄子义出现在道路的左边，用红色的兵器打击简公，简公被打死于车子下。
这两件事，都是死人变鬼的证明，是鬼有知觉，能害人的证明。
说死人不变鬼，无知，不能害人，对这两件事又怎么解释呢？回答说：人生活于万物之中，物死不能变成鬼，人死为什么唯独能变成鬼呢？
如果认为人高贵能变成鬼，那么死人都应当变成鬼，为什么唯独杜伯、庄子义变成鬼呢？
如果认为无辜被害的人能变成鬼，世间被无辜杀害的臣子多得很，比干、子胥这类人却并没有变成鬼。
杜伯、庄子义无道，由于忿恨而仇杀了他们的君王，罪恶没有比弑君更大的了。
那么死后作为官长的那些鬼就会再一次杀死他们，这不是杜伯、庄子义所敢于做的事。
凡是人要互相伤害，就憎恨对方活着，厌恶他的身体存在，所以把他杀死让他不存在于世间。
被害人的家属到官吏那儿告他的仇人，仇人也厌恶见到被害人的家属。
生死不同路，人鬼不相处。
如果杜伯、庄子义怨恨宣王、简公，就不应该杀死他们，因为他们被杀死后也会变成鬼，同自己相会在一起。
再加上君王的威仪本来就超过了臣下，他的卫士差役本来就众多，两个臣下变成鬼杀死两个君王，两个君王死后，变成鬼也一定会报复。这不是有智慧的鬼的深谋远虑，憎恨并厌恶见到仇人的鬼应有的作为。
如果两位臣子死后真的神灵的话，应当知道两位君王死后变成鬼一定会报复自己，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他们也就不神灵了。
不神灵，怎么能害人呢？
世间上多有似是而非，虚伪得像真实的一样的事情，所以杜伯、庄子义这一类传说，往往会留存下来。
晋惠公重新安葬太子申生。
秋天，申生的仆人狐突到曲沃去，路上遇到太子申生，太子申生快步登上狐突的车并告诉他说： 夷吾改葬我不符合礼的规定，我惩罚夷吾的请求已得到上天的许可了，准备把晋国送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
狐突对太子申生说： 臣下听说神灵不享受他族的供物，百姓不祭祀他族的人，对您的祭祀不是要断绝了吗？
况且晋国的百姓有什么罪呢？刑罚不当，国亡无人祭祀，您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啊！
太子说： 好吧，我将再向上天请示。
七天以后，在曲沃新城的西边将会有一位巫者，你会在那里见到我。
狐突答应了申生，于是申生就不见了。
到了约定的日期，狐突到曲沃新城西边巫者的住处，又和申生相见。
申生告诉他说： 上天准许惩罚有罪的人了，他将会在韩原失败。
这以后四年，惠公与秦穆公在韩原交战，被穆公俘虏，竟然如申生所说的一样。
这不算神又该算什么呢？
回答说：这也是杜伯、庄子义变鬼一类的事情。
用什么来证明呢？
改葬，是私怨；上帝，是公神。
以私怨在公神面前争论，公神怎么肯听这些事呢？
上帝准许把晋国送给秦国，狐突认为这样做不行，申生就听从了狐突的话，这就是说，上帝原来答应申生的要求是不对的。
作为公神的上帝，还不如一个狐突，必然就不是上帝，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况且臣子不敢以私事请求于君王，是由于君尊臣卑，臣子敢以私怨冒犯君王的缘故。
申生和上帝比起来，岂只是臣子与君王之别呢？
申生由于怨恨惠公的改葬，不惜冒犯上的尊命，这不是申生所应该做的事情。
骊姬诬陷杀害申生的身体，惠公改葬申生的尸体。
改葬的罪恶，小于杀人；惠公的罪，比骊姬的轻。
申生请求上天惩罚惠公，不请求杀掉骊姬，那么这是申生憎恨改葬，不怨恨被人杀害了。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儒家的《诗》、《书》等经书，随后又坑杀儒生。
博士官的怨恨，不下于申生；坑杀儒生的罪恶，比改葬更可恨。
然而秦朝被坑杀的儒生，不向上天请求惩罚秦始皇，也不现形为鬼，召集并告诉活着的儒生说秦始皇无道，李斯不贤。
周武王生病身体不安，周公请求天命愿代武王去死，在同一地设三个坛，摆设璧玉手拿圭玉，这才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史官就宣读祷辞为武王祈祷，祷辞说： 我柔顺而巧能，多才多艺，能侍奉鬼神。
你们的长孙某某不如我姬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
鬼神，说的是太王、王季、文王。
如果死人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神，周公是圣人，圣人说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就反映了阴间的实情。
反映了阴间的实情，那么三王为鬼神，就很明白了。回答说：实际上圣人能有这样的神通吗？
不能有这样的神通。
如果有这样的神通，应当事先知道三王的心意，不应当只明白三王变成了鬼。
周公请求天命，史官宣读祷辞，祷告完毕祷辞念完，还不知道三王答不答应自己的请求，于是用三个龟甲进行占卜，三次龟卜都吉利，这才感到高兴。
能够知道三王有知觉变成了鬼，不能够知道三王答不答应自己的要求，必须用三个龟甲占卜，才能知道实情。
肯定三王是鬼，必须通过卜问，然后才知道他们的心意，死人有知无知，和他们答不答应人的要求，实际上是一回事。
能够知道三王必定答应自己的请求，那么他说三王是鬼，可以相信；如果不能知道，说三王是鬼，就和世俗之人一样了。与世俗之人的见解相同，那么死人的实情就不可肯定了。
况且周公的请求天命，靠什么达到目的的呢？
是靠最大的诚意达到的呢？还是靠祷辞的正确达到的呢？
如果是靠最大的诚意达到的，那么他请求天命的祷辞，是向三王变的鬼表达了他最大的诚意，就不问祷辞的正确错误了。
董仲舒祈求下雨的方法，是设置土龙用以感动云雨之气，土龙不是真实的龙，不能招来降雨，董仲舒用它来表达自己最大的诚意，就不问土龙的真假了。
如此说来，那么周公的请求天命，如同董仲舒祈求下雨一样，三王不是鬼，如同堆的土龙不是龙一样了。
晋国的荀偃进攻齐国，没有结束战事就回来了。
因劳致病生了毒疮，头上溃烂，到达著雍地方时，病很重，眼珠突出，死后眼睛还睁着，嘴紧闭塞不进东西。
范宣子洗了手安慰荀偃说： 我侍奉您的儿子吴，敢不像侍奉您一样。
荀偃的眼睛还是睁着。
范宣子看见他不闭上眼睛，认为他惦念他的儿子荀吴，人情所惦念的，没有谁不惦念儿子的，所以就提到他的儿子吴来安慰他。
仍然睁着眼睛，是因为没有说中荀偃所惦念的事情。栾怀子说： 大概是没有完成伐齐的缘故吧！
于是又安慰他说： 如果您死后，有谁不继续讨伐齐国这件事，有黄河可以作证。
荀偃才闭上眼睛含进东西。
讨代齐国的事没有完成，是荀偃所遗憾的，栾怀子知道了他的心意，所以他闭上眼睛含进东西，范宣子判断错了，所以他的眼睛睁开嘴巴紧闭。
回答说：荀偃病死，害的是眼珠突出的病，眼珠突出则口紧闭，口紧闭则不能含东西。
刚死的时候体内还充满着气，原本病患的就是眼珠突出，范宣子安慰他过早，所以眼睛不闭，口不张开。
过了一会，体内的气减弱了，栾怀子安慰他，所以眼睛闭上口就含进了东西。
这原本是荀偃的病造成的，并不是他死后精神通过口目的张闭来表示遗憾的心情。
凡是人死去，都有遗憾的事情。
志士遗憾正义的事业没有成功，学士遗憾学问上很多方面造诣不高，农夫遗憾种了地没有积储粮食，商人遗憾货物钱财没有增值，当官的人遗憾官位没能达到顶点，勇武的人遗憾武艺没有达到最高水平。
天下的人各有各的欲望，然而也各有各自遗憾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说死人眼睛不闭是因为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天下的人死后都不会闭上眼睛了。
况且死去的人精神消失，不能再听见人说话。
不能听见人说话，这就是死了。
假使精神离开形体另外变成了鬼，站立在人的旁边，即使听见人说话，精神已经与形体隔绝，怎么能够又进入身体中去闭眼开口呢？
精神如果能够再进入身体中通过尸体来表示遗恨，那么也就能够根本不离开身体，永远和身体相守在一起了。
考察世人议论死亡，说死人的精神自己如此，能够重新用灵魂立形见面，使尸体像活人一样，这就错了。
楚成王废掉太子商臣，想立王子职继位。
商臣听说了此事，派宫里的卫士包围了楚成王。
楚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再让他死，商臣不同意。
楚成王上吊而死。
给楚成王的谥号叫 灵 ，楚成王不闭眼；改谥号叫 成 ，他才闭上眼睛。
谥号为 灵 不闭眼，为 成 才闭眼，这是楚成王死而有知的证明。
给他的谥号叫 灵 ，他心里不满意所以不闭眼；改谥号为 成 ，他心里高兴才闭眼。
死人的精神听见人们的议论，见到人们改变了他的谥号，所以心里高兴眼睛就闭上了。
本来眼睛没有病，也没有人抚慰他，他死后眼睛能张能闭，这不是神灵又是什么呢？
回答说：这也是重复荀偃同类的事情。
即使眼睛没有病，也不会凭空张开。
楚成王刚吊死的时候，身体内的气尚旺盛，刚断气，眼睛还在睁开，接着就给他的谥号叫 灵 。
一会儿体内的气衰弱了，眼睛刚巧要闭上，接着就改谥号叫 成 。
眼睛的开闭，与给他的谥号叫 灵 、 成 ，是一种巧合。
当时的人看见他应和了谥号 成 才闭眼，就说楚成王的魂有所知觉。
有所知觉，就应当始终不闭上眼睛。
为什么呢？
太子杀死了自己，这是极大的罪恶；加给谥号叫 灵 ，这是小过错。
不为极大的罪恶忿怒，反而为小过错怀有遗憾，不是魂有神灵的证明，也不是魂能显示告知人的证明。
坏的谥号不是 灵 就是 厉 之类，记载在史书上谥号称为 灵 、 厉 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的尸体没有装殓之时，并非都不闭眼睛啊！
难道世间上死后得坏谥号的君王都不厌恶坏谥号，而唯独楚成王憎恶坏谥号吗？
为什么被谥为 灵的君王那么多，而不瞑目的却这样少呢？
郑国的伯有任性而又贪得无厌，子晳喜欢比别人优越，两个人很合不来。
子晳率兵攻打伯有，伯有逃跑出去了。驷带率领国人讨伐伯有，伯有被杀死了。
事后九年，郑国人用伯有的名字互相惊吓，一说： 伯有来了 ，就都逃跑，不知道往哪里跑才好。
又过了一年，有人梦见伯有穿着盔甲走来，说： 壬子日，我将要杀掉驷带。
明年壬寅日，我又将要杀掉公孙段。
到了壬子日那天，驷带死了，国人更加惧怕。
后来到了壬寅日，公孙段又死了，国人更是恐惧。
子产以任命伯有的后代为官来安慰伯有变成的鬼，伯有就不再作怪了。
事后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问他： 伯有还能变成鬼吗？
子产说： 能。
人生下来开始形成的叫 魄 。既然产生了 魄 ，阳气构成的就叫 魂 。
享用物的精华多魂魄就强健，所以就有从精爽发展到神明。
普通老百姓无病而死，他们的魂魄仍然能凭借活人的形体来作恶，何况伯有是我的先君穆公的后代，子良的孙子，子耳的儿子，本国的卿，当权三代了。
郑国即使不富足，抑或如俗话说的小小的国家，可是，三代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的魂魄享用物够多了。所取的精华也够多的了。
他的宗族又强大，他所依靠的相当厚实了。
而伯有命不该绝却被人杀死，能变成鬼，不也是应该的吗？
伯有杀驷带、公孙段，不错过定下的日期，这就是神的确存在的证明。
子产任命伯有的后代为官伯有就不再作怪，可知鬼神的品德了。
知道鬼神的品德，那么就知道真的有鬼了。
确实有鬼神而凭空捏造，所以在问答中没有怀疑。
子产，是有智慧的人，了解物性是很明确的。
如果死者无知，为什么能杀掉驷带与公孙段呢？
如果不能变成鬼，为什么子产不怀疑呢？
回答说：与伯有结怨仇的人是子晳。
子晳攻打伯有，伯有逃跑，驷带才率领国人就此去讨伐伯有。
公孙段跟随驷带去讨伐，他不是主犯，他的罪恶微小。
伯有杀驷带不报复子晳，公孙段罪小，却与驷带同死，这就是说伯有的魂无知，变成鬼来报仇，对罪的轻重处理得不适当。
况且子产说： 强死的人能变成鬼。
什么叫强死呢？
是说伯有命不当死而别人杀死了他呢？
还是说伯有没有罪而别人冤枉了他呢？
如果是说命中不应当死而别人杀了他的话，不应当死而死掉的人太多了。
如果是说没有罪而别人冤枉了他的话，被冤枉的人也并非只有他一人。
伯有命不当绝而被杀死能变成鬼，比干、子胥却不变成鬼？
春秋时期，被臣下杀死的君王有三十六个。
君王被臣下杀死，可以说是命不当绝而被杀死的了。
主管统治一个国家，享受的物的精华可以说是很多的了。
继承帝位拥有国土，不仅仅是传三代。
尊贵为君王，和卿的地位不同。
最早受封的祖先，必然有穆公、子良这类人物。
作为最高地位的国君，遭受不忠的臣下杀死的灾祸，他的魂魄变成鬼，一定比伯有更神灵。报复仇人杀死仇人，造成的祸乱，要比伯有杀死驷带、公孙段更多。
三十六个君王没有变成鬼的，三十六位臣子没有被报复的。
如果认为伯有无道，他死后精神有知，世间无道的人没有超过桀、纣的，桀、纣被杀死，魂魄却不能变成鬼。
既然如此，那么子产的说法，只是沿袭了既成事实。
看见伯有命不当绝而被杀死，就说被杀死的人能变成鬼。
如果有不是被杀死而变成鬼的人，就将会说不是被杀死的人能变成鬼。
子晳在郑国，跟伯有有什么不同呢？
子晳的死与伯有有什么不一样呢？
都是由于无道而被国人所杀，伯有能变鬼，子晳不能变鬼，命不当绝而被杀死变鬼的说法适用于伯有，却不适用于子晳。
既然这样，那么伯有死后变鬼的传说，和杜伯死后变鬼的传说，是同样性质的，关于杜伯的传说既然认为不对，那么有关伯有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是对的。
秦桓公讨伐晋国，军队驻扎在辅氏。
晋侯发兵于稷地，以夺取翟人占据的土地，恢复了黎侯的君位而返回。
到达雒地时，魏颗在辅氏打败了秦军，俘虏了秦将杜回。
杜回，是秦国的大力士。
当初，魏武子有宠妾没有儿子。
武子生病，授命魏颗说： 我死后一定要把这个妾嫁出去。
武子病重时，就改变主意说： 一定要用这个妾为我殉葬。
到武子死后，魏颗没有用这个妾殉葬。
有人责难他，魏颗说： 人有了疾病就胡言乱语，我遵从他的合理的遗嘱。
到辅氏之战时，魏颗看见一位老人把草编成结用来阻挡杜回，杜回被绊倒在地，所以魏颗俘获了他。晚上魏颗梦见这位老人对他说： 我，是你嫁出去的那位妇人的父亲。
你执行你父亲的合理遗嘱，因此我来报答你。
受宠爱的妾的父亲，知道了魏颗的恩德，所以现出形体为鬼，把草编成结助战，这是鬼神聪明有知的证明。
回答说：这位妇人的父亲能知道魏颗的恩德，变鬼现形来帮助魂颗作战，必定能够报答他活着时所友善的人，杀死他活着时所憎恶的人。
凡是人们交朋友，交情一定会有深有浅，无论深浅都应当报答，如同魏武子的嬖妾应当感谢魏颗一样。
现在如果说他不能报答活着时候厚待他的人，唯独能报答他死后所友善的人，这不是死人有知的证明，也不是死人能变鬼的证明。
张良行走在泗水河旁，有位老人送给他一部兵书；光武帝在河北处境艰难，有位老人给他指点迷津，命当富贵的人时运吉利，这是应当遇到吉祥事情的证明。
魏颗命中注定要俘获杜回，战斗中应当立功，所以老人的妖象出现在路上把草编结来帮助他。
王季埋葬在滑山脚，大水冲击他的墓，现出了棺材前端的木板。
周文王说： 唉！
先君一定是想要见一见群臣和老百姓吧！
所以让大水冲击现出棺材。
于是离开宫廷，到棺材旁为王季设朝，老百姓都见到了棺材，三天以后又改葬王季。
周文王是位圣人，明白道理和事情的实质。
看到王季的棺材现出来，知道是他的精神想要见到老百姓，所以就离开宫廷而让老百姓都见到棺材。
回答说：古今帝王死后，埋葬在地中，成千成万，没有想要再出来见老百姓的，为什么唯独王季是这样呢？
黄河、泗水岸边，坟墓不止一座，河水冲击使土倒塌，棺椁露现出来的，不可胜数，是都想要再见一见老百姓吗？
大水冲击滑山脚，如同黄河和泗水的急流冲击河岸一样。
周文王看到棺材两头的木板露出来，心情悲伤，认为或许是先君想要再出现，这是慈孝人的心思，希望如此的心愿。贤圣心情悲痛，顾不上思索判断，用活人的心理类推死人，所以又改葬王季。
世俗之人相信贤圣的话，就说王季想见一见老百姓。
齐景公将要进攻宋国，军队路过泰山，景公梦见两位老人站在面前对他极为愤怒。
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子，晏子说： 这是宋国人的祖先，成汤和伊尹。
景公怀疑认为他们是泰山神，晏子说： 您怀疑是成汤和伊尹，就请让我说说成汤和伊尹的形象。
成汤皮肤白而身材高，下巴上长满了胡子，面部上尖下阔，昂头挺胸声音洪亮。 景公说： 对，正是这模样。
晏子说： 伊尹皮肤黑而身材矮小，头发蓬乱长着胡子，面部上阔下尖，曲背弯腰样子谦恭。
景公说： 对，正是这模样。
现在怎么办呢？
晏子说： 成汤、太甲、武丁、祖乙，都是天下有盛名的君王，不应当没有后代。
现今商的后代只剩下宋国了，而您进攻他们，所以成汤、伊尹要发怒。
请您退兵和宋国讲和。
景公不采纳，终于进攻宋国，军队果然吃了败仗。
成汤、伊尹死后精神有知，憎恶景公进攻宋国，所以出现在梦中大怒以禁止景公伐宋。
景公不停止进攻宋国，军队果然不吉利。
回答说：景公也曾经梦见过彗星，当时彗星并没有出现，然而梦见的那颗彗星，其实并不是真的彗星。
梦见成汤、伊尹，其实也并不是真的成汤、伊尹。
或许是景公的军队要吃败仗而出现的不吉利的妖象。
晏子相信梦，明确地说出成汤、伊尹的形象，景公顺从晏子的话，同意并肯定晏子所说的成汤、伊尹的像貌。
秦国统一天下，断绝了成汤、伊尹的后代，竟至于当今，成汤、伊尹没有人祭祀，怎么却不发怒呢？
郑国的子产访问晋国。
晋侯正在生病，由韩宣子接待客人，他同子产私下交谈，说： 我国君卧病，至今已三个月了，把该祭祀的山川都去祭遍了，君王的病只见加重而不见好转。
现在梦见黄熊进入卧室门，它是什么恶鬼呢？
子产说： 凭你们国君的英明，您任正卿掌权，会有什么恶鬼呢？
从前尧在羽山杀了鲧，鲧的精神变成黄熊，钻进羽山的深渊中，成为夏朝祭天时配祭的神灵，夏、商、周三代都祭祀他。
晋国作为盟主，晋侯可能没有祭祀过鲧吧？
韩宣子祭祀夏朝所郊祀的鲧，晋侯的病就有所好转。
黄熊，是鲧的精神变的，晋侯不祭祀它，所以它进入卧室门。
晋国知道了就祭祀它，所以晋侯的病好转了。
这不是死人有知的证明吗？
回答说：鲧被杀死在羽山，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事。
鲧的精神变成黄熊，进入羽山的深渊，人们根据什么得以知道呢？
假如鲁国的公牛哀患病后变成老虎，老虎确实存在，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事。
鲧被杀于远远的羽山，人们又没有和他在一起，怎么能知道他变为黄熊呢？
况且子产说： 鲧的精神变成了黄熊。
这是说鲧死了。
死后魂神变成黄熊，不是人们所能知道的。
人死后世人称为鬼，鬼的形象和活人的一样，看见鬼和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不是死人的精神所变的，何况黄熊不是人的形状，并不与人相似呢！
如果鲧死后他的精神确实变成了黄熊，那么黄熊死后，它的精神或许变成人形，人们在梦中见到一个人，怎么知道不会是死去的禽兽的精神变成的呢？
相信黄熊是鲧的精神变的，又相信梦中见到的鬼是死人的精神变的，这就是说连梦见的黄熊是人的精神变的还是熊的精神变的都不能确定，那么黄熊是鲧的精神变的也不能确定了。
况且梦是一种虚象，吉凶将要出现，神明用虚象预示，熊罴表现的预兆，自有它所要预示的事情。
假如鲧死后他的精神确实变成了黄熊，晋侯梦中见到的黄熊，就一定是鲧的精神所变的吗？
诸侯祭祀山川，假如晋侯梦见山川，难道还能认为由于晋侯不祭山川，山川会自己现在梦中吗？
人病了，有时多会梦见先祖死人来站在他的身旁，难道还能说先祖死人来要求享受供物，所以在梦中现形吗？
人在梦中见到的，可能是别的事情的征兆，不一定真是梦见的那种事情的预兆。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梦中见到某位活着的人，第二天问梦中所见到的那个人，他并没有和自己相见过。
从梦中所见到的人并没有和自己相见，就能知道鲧变的黄熊不会进入卧室门。黄熊不进入卧室门，那么鲧就不要求享受供物。不要求享受供物，那么晋侯的病并不是废止了祭祀夏朝所郊祀的鲧而引起的灾祸。不是废止了祭祀夏朝所郊祀的鲧引起的灾祸，那么晋侯的病好转也并不是由于祭祀了夏朝郊祀的鲧而获得的福佑。
既然夏郊没有真正得到福佑，那也就证明鲧死后是没有知觉的。
也就像淮南王刘安因谋反而畏罪自杀，世人传说他成仙升天了一样。
本来是虚妄的传说，子产听到这种传说，也是不能加以证实的。
偶然晋侯的病正好自己减轻，子产碰巧说黄熊的预兆，人们就相信黄熊是鲧的精神了。
汉高祖因为赵王如意很像自己而想把他立为太子，吕后怨恨此事，后来就用鸩酒毒杀了赵王。
事后，吕后外出，看见一只灰白色的狗，咬她的左腋。吕后感到奇怪而占卜此事，发现是赵王如意在作祟，于是她患了腋伤病，病未好她就死了。
大概是赵王如意的精神变成灰白色的狗，现出异常现象来报他的仇。
回答说：勇士忿怒之时，用锋利的刀交战，战败的被刀刃所伤，倒地而死。
他亲眼看到对方击中自己，死后他的精神尚且不能报仇。吕后用鸩酒毒杀如意时，她并不亲自前往，派人让如意喝酒，如意不知道那是鸩毒，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是谁，怎么能作祟以向吕后报仇呢？
如果死人有知，没有谁比汉高祖更痛恨杀死如意的。
高祖喜爱如意而吕后杀了如意，高祖魂神的震怒应当像雷霆一般，吕后被处死应当不超过一天。
是高祖的精神还不如如意的精神神灵呢？还是高祖死后又憎恨起如意来，赞成吕后杀死他呢？
丞相武安侯田蚡与故大将军灌夫在酒席上产生了怨恨，事情发展到皇上听说了这件事。
灌夫被逮捕入狱，窦婴要援救他，大势已去灌夫不能免罪。灌夫因此被治罪，窦婴也因罪被处死。
事后，田蚡病得很厉害，喊叫 是是 ，派占鬼的人去看他，见灌夫、窦婴都坐在他的身旁，田蚡的病不见转轻，终于死了。
回答说：杀害别人的人不只是田蚡一个，后来杀人的人病了，并不见被他杀害的人来作祟，田蚡却见到他所杀的人来作祟。
唯独田蚡如此，是由于他感到亏心而烦闷悔恨，病中神志昏乱，误认为看到了鬼。
或许是看到了其他的妖象，而占鬼之人了解他过去与灌夫、窦婴的仇恨，想显示一下自己占卜鬼神非常灵验的名声，看到田蚡狂叫 是是 ，就编造说灌夫、窦婴坐在他的身旁。
淮阳郡都尉尹齐为吏残暴，到他死后，怨恨尹齐的人想烧他的尸体，尸体逃到埋葬他的地方。
死人有知，所以知道别人将要烧他；死人有神灵，所以尸体能逃离。
回答说：尹齐的尸体能逃走，是死人有神灵，能够有所感应。
秦代时候有三座山不见了，周代末期九鼎沦亡了，一定会认为消失的东西有神灵，三山、九鼎也有知觉了。
或许是尹齐的部吏知道冤家们的打算，便偷偷地运走了尹齐的尸体，又害怕这些人恨自己，就说尹齐的尸体是自己逃走的。
凡是人能逃亡，脚就能行走。
人死了，血脉断绝，脚不能再动，靠什么逃走呢？
吴王烹煮伍子胥，汉朝把彭越剁成肉酱。
烧和剁都是同样的杀法；伍子胥和彭越是同样的勇敢。
伍子胥和彭越不逃避烹煮和剁成肉酱的刑戮，唯独说尹齐的尸体能回到葬他的地方，不真实的谣言，是没有验证的说法。
新朝改葬汉元帝傅后，打开她的棺材，取出玉柙印玺，送回定陶，用埋葬一般百姓的礼节埋葬她。
打开棺材时，臭气冲天，洛阳丞靠近棺材，闻了臭气就死了。
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烈火从墓穴中冲去，烧死吏士几百人。
改葬用卑下的礼节，又毁坏夺取珍贵之物，使傅后和丁后怨恨，所以放出臭气冲出烈火，用来伤害开棺的人。
回答说：臭气冲天，是因为棺材内外食物很多，腐烂后臭气猛烈发作的缘故，人不能忍受臭气而窒息，并不是怪事。
烈火出于墓穴中，虽然奇怪，但并不是丁后的精神所为。
用什么来证明呢？
改葬与掘墓盗窃财物相比，哪样更让人痛恨呢？
饥荒年头，挖掘丘墓盗取衣物的人以千万数，死人一定应当有所知觉，活人夺取他的衣物，裸露他的尸骨，当时既不能禁止，事后也不能报复。
这尚且是微贱人的事，不足以说明问题。
秦始皇葬在骊山，秦二世末年，天下盗贼挖掘秦始皇的墓，墓中却不能放出臭气冲出烈火来杀死一个人。
秦始皇贵为天子，不能变成神，丁后、傅后是妇人，怎么能作怪呢？
怪异现象的出现不只一个，又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见到烈火闻到臭气，就说是丁后、傅后的精神所为，这就错了。


圣人不容易识别，贤人比起圣人来要容易识别些。
一般人对贤人尚且不能识别，怎么能识别圣人呢？
一般人虽然说能识别贤人，但这话肯定是假的。
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呢？
怎样才能识别贤人呢？
把做官居高位而自身享受富贵的人称为贤人吗？
富贵却是由天命所决定的。
有富贵命的人，不等于是贤人；有贫贱命的人，不等于是不贤的人。
如果一定要以命是否富贵来检验贤还是不贤，那么这等于说决定能不能当官的因素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命了。
把君王侍奉得舒心很少有过错的人称为贤人吗？
这些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臣，谄媚逢迎之徒罢了。
揣测准君王的心思才说话，寻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行事，不曾有在朝廷上抵触君王所产生的隔阂，就不会有被贬职和罢官的危险。
有的是身体姿态优美，面色漂亮可爱，让君王不憎恶而产生喜爱的心情，对他的恩宠多得超过了限度，这也不能称他是贤人。
把朝廷选拔和举荐官吏时大家都称赞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么那些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熟知的举荐的人就多，不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不知的举荐的人就少，虞舜就是这样的人。
尧曾经寻求贤人，大家就推荐鲧和共工，而由于四岳的制止，致使尧没有得到像舜这样的贤人。
由此说来，举荐的人的多少，不能用来作为识别被举荐者贤与不贤的依据。有的人道德高尚而举荐他的人少，有的人才能低下而举荐他的人多。
圣明的君王在举荐人的多少之间求善察恶，有时是可以得到善恶的真实情况的。
况且广泛结交各种人物，会笼络众心的人，人们喜欢他就称赞他；清廉正直与乡里关系不融洽，志向高洁不结交志向不同之徒，失去了众心的人，人们怨恨他就会毁谤他。
所以一个人的好名声多半是由于懂得笼络人心而得来的，坏名声多半是不会讨好众人造成的。
齐威王因为毁谤而封赐即墨大夫，因为称誉而烹杀阿大夫，是因为即墨大夫有政绩而没有受到称赞，阿大夫没有功绩而获得名誉的缘故。
子贡问道： 一乡的人都夸奖他，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 还不能肯定。
子贡又问： 一乡的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 也还不能肯定。最好是一乡的好人都夸奖他，一乡的坏人都讨厌他。
这样说来，称誉的人多而所有的人都说他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
好人称赞他，坏人毁谤他，毁谤和称赞的人各占一半，这样的人才可能是贤人。
根据好人所称赞的，坏人所毁谤的，就能够识别贤人了吗？
如果是这样，孔子的话可以识别贤人，同样不知道称赞这个人的，是不是好人呢？
毁谤这个人的，是不是坏人呢？
也许称赞这个人的是坏人而毁谤这个人的却是好人呢！
人们照样感到迷惑而无法去识别贤人啊。把众人所归附、宾客很多的人称为贤人吗？
而那些众人所归附的，也许是广泛结交各种人物的那种人，众人喜欢他而称赞他，就像蚂蚁聚集一样去归附他。
有的处于显贵地位而能给人利益，有的喜好士人而对待宾客谦逊，放下架子以等待贤人的光临。
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养了几千个食客，被称为贤君。
大将军卫青及霍去病，门下没有养一个宾客，仍然被称为名将。
所以宾客的聚集，在于有好士下客的封君，给人以利或害的达官贵人。
如果不好士下客，不能给人以利或害，那么众人不归附而士人也不会去归附了。
把居官在位统治人民，得民心受人民歌颂的人称为贤人吗？
而这些得民心的人，和那些得士子欢心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用虚伪的恩惠安抚老百姓，老百姓的欲望得到满足，于是就高兴而乐意归附他了。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齐国的田成子和越王勾践就是这样的人。
田成子想掌握齐国的政权，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而使老百姓喜欢。
勾践想洗去被困在会稽山的耻辱，就安抚他的老百姓，慰问死者的亲属和病人而使老百姓高兴。
这两个人都各自另有要想达到的目的，而虚伪地引诱招致他们的老百姓，并没有给老百姓以诚心，但老百姓也很高兴。
孟尝君半夜要逃出秦关，鸡没有叫关门就不开，一个地位很低的食客用手掌放在嘴边学鸡叫，附近的鸡都应和叫了起来，关门立即打开，孟尝君得以逃出秦关。
鸡能够用伪装的声音去感动它，那么人也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
人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那么上天也可以用巧妙的欺诈手段去感动。
感动招致天气变化，应当用精诚之心，而人却使用阳燧从天上取到火，用来熔炼五石，在盛夏的五月，浇铸成阳燧，就能取得火。
现在又只要把刃、剑和普通的曲刃铜兵器这类东西拿来，向着太阳磨擦，也能从天上取到火。
这些刀、剑、钩能从太阳那里取火，那么普通的人，即使不是圣贤，也能够感动天上的气象变化了。
就像董仲舒相信用土龙能招来云雨一样，大约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如果是这样，应和上天的统治，尚且不能说是贤人，何况仅仅是获得民心，就说他是贤人，怎么样呢？
把任职做官有成就成效显著的人称为贤人吗？
用什么来检验任职做官的功绩和成效呢？
如果是根据老百姓归附他来检验，然而老百姓是可以用虚假的恩惠来讨好的啊。
阴阳之气调和，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决定于时运。
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定，即使是不成材的统治者也会碰上太平治世；时运不和，即使是圣王也会遇上乱世。
如果根据阴阳之气是否调和来检验贤与不贤，那么尧就会由于洪水成灾而被贬斥，汤就会由于当时的旱灾而被认为统治才能是最下等的了。
如果功效指的是具体的事情，那么亲身干这些事的人，功效就会显著可见；运用先王之道来出谋画策的人，功绩就会被埋没而不为人所知。
鼓声不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然而五音没有鼓声配合就不和谐。
老师不属于 五服 之亲，然而 五服 之亲没有老师的教导就不懂得互相亲爱。
水不属于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然而五种颜色没有水来调和就不鲜明。 道 是具体攻效的根本，具体功效是 道 的表现，根据有具体功效的人称为贤人这条原则，这就是说掌握 道 的人反而被当作不成材的人了。
汉高祖得到天下，赏赐群臣的功劳，萧何是受赏赐的群臣中的第一名。
为什么呢？
汉高祖论功劳的大小，用猎人驱使猎狗来作比喻。
猎狗本身捕获了禽兽，功劳却归于猎人。
群臣奋力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
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
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
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
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
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
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
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
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
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
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
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
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
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
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
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
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
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
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 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
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
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
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
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
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
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
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
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
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 黍谷 。
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
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
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
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
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
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岳。
荆轲和御医夏无且就是这样的人。
荆轲到秦国去的计划，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将他活捉到燕国，偶尔不巧，被秦国捉住了。
当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环绕柱子而奔逃的时候，御医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荆轲。
后来，天下的人都称荆轲是壮烈之士，秦王赏赐夏无且二百镒金。
荆轲被秦国捉住，没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劳，夏无且用药囊投掷刺客，对救护君王并没什么好处，然而人们之所以仍然称赞荆轲，秦王仍然赏赐夏无且，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尽到了气势也很旺盛的缘故。
天下的人士不会因为荆轲没有立下功劳而不称赞他的道义，秦王也不会因为夏无且没有做出功效而不赏赐他的心意。
心意好就不必检验是否成功，道义尽到了就不必考虑事情是否办好了。
道义有余，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劳细小，明智的人就会赏赐这样的人，昏庸的人就会惩罚这样的人。
如果一定只考虑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论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内心意图，那么，豫让拔剑砍赵襄子衣服这件事，就不值得记载：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这件事，不值得记载；张良锤击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子这件事，也不值得记载。
三个人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利，考虑谋画得不周全，仅仅有气势而没有实际功效，心怀报仇的计划而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这是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三点。
把对父亲孝顺、对兄长尊敬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于父兄不仁慈，他们的孝悌表现才出名。
舜由于有谋害他的父亲瞽瞍，曾参由于有虐待他的父亲曾皙，他们才成就了孝子的名声，众人都称赞他们。
如果没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爱善良，便不会有明显的孝悌表现，孝悌的名声，也就不会被发现了。
忠于君王的人，也与这种情况相同。
关龙逢和比干忠君的名声在夏、殷两代很显著，是由于君王桀、纣很坏；稷、契、皋陶忠君的名声在唐、虞时代不显著，是由于尧、舜很贤明。
所以萤火虫的亮光，会被阳光月光所掩盖；忠臣的名声，会被贤明君王的名声所遮蔽。
为君王的危难而死，献出生命捐弃身躯，与这种情况相同。
臣子遇到国家动乱之时，而死于君王的危难，因此才显出忠君的节义而获得忠臣的美名。
大贤人经历世事，像鸟儿那样来回飞翔，察看形势，然后再落下来，受到惊恐就赶快飞走；昏乱的君王所造成的祸难，不会连累到大贤人本身；危害国家的变乱，不会牵连到大贤人的家庭，怎么会遇到那种祸乱而死在那种祸乱中呢？
齐侯问晏子说： 忠臣侍奉他的君王，应该怎样做呢？
晏子回答说： 君王有灾难的时候不为他而死，君王避难逃亡的时候不去护送。
齐侯说： 分地而赏赐给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贵，君王有难不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护送，可以称为忠臣吗？
晏子回答说： 臣子的建议如果能被君王采用，臣子怎么会死呢？
臣子的劝谏如果能被君王听从，君王就一辈子不会出逃，臣下怎么会去护送呢？
如果建议不被采用，君王有难时为他而死，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劝谏不被听从，君王出逃时去护送，这是装模作样的行为。
所以作忠臣的能尽力给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议，而不能与君王共同陷于灾难之中。
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间寻求贤人，为君王之难而死，树立忠节的臣子都不符合标准了。
所以大贤人很少有值得称道的节操，小贤人有许多可赞美的行为。能够用筭计算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目小，能够用升斗量的东西是因为它的数量少。
数目非常大，用筭就不能计算了；数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
稍微有一点特殊名声的行为，又产生在一个衰乱而容易显示节操的时代，所以节操行为显著而名声传遍天下。
飘洋过海的人，辨别不清方向，是因为海洋太大了；航行于河沟之中，谁都能辩别船只的行迹，是因为河沟小。
河沟小就容易辨认方向，衰乱的时代也容易发现人的节操。
所以社会不危乱，奇特的行为就不会被发现；君王不昏庸，忠臣的节义就不会树立。
崇高的节操，产生于战乱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显现于衰乱的社会。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罚杀戮，像南宫适那样被 白圭 诗句所震惊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些免于受到侵害的人是侥幸，是禄命吉利，并不是靠才智能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
神蛇能使它断开的躯体再连接起来，但却不能让人不斩断它。
圣贤能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却不能让人不加害于他。
南宫适能自己免于刑戮之难，公治长无辜地被关在监狱中，蘧伯玉在危乱的国家里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这都不是操行不好带来的灾难，灾难突然侵袭自己，就会有自己无法避免的灾难，使自己牵连受害而陷入困境。
不能自免于祸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间延长寿命。
寿命到了尽头，贤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长；时运该当受困，圣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弃国家和君王的职位、放弃富贵而归于贫贱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些放弃国家的人，是因为遭到了某种逼迫。
像伯夷这类人，兄弟之间以国相让，可耻有争夺王位的名声，以及太王古公亶甫不忍心让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都放弃国家和放弃王位，是由于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缘故。
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弃王位了。
所以放弃国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因此而称之为贤人，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国家、王位的君王能称之为不肖吗？
况且有国家王位的人，才能够放弃它，没有国家王位的人放弃什么呢？
拿出自己的财物让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给的财物，和这种情况是同一回事。
没有财物用什么来分呢？
自己都没有吃的又推让什么呢？ 粮仓充实，老百姓才知道讲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懂得荣辱。
推让产生于有多余，纷争产生于不富足。
有人拿出财物资助别人，袁将军一再把家财分给他哥哥的儿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讲究恩义的行为。
昆山之下，把玉当作石头；彭蠡湖边，用鱼来喂狗和猪。
假如推让的人，家财像昆山的玉、彭蠡的鱼那样多，家财无论分多少出来，也不值得称赞。
韩信在南昌亭长家寄食的时候，有什么财产来分割呢？
颜渊家境贫穷之时，有什么财物来推让给别人呢？
管仲分取财利时自己多拿，没有廉让的礼节，是由于贫穷不富足，丧失了志气节义。
把远离世俗隐居，身心行为清洁的人称为贤人吗？
这就同放弃国家王位的人是一类情况。
富贵是人情所贪图的，高官大位是人们乐于想往的，放弃高官富贵而隐居，是由于一生没有受到君王的赏识，自己的报负无法得以实现。
长沮、桀溺避开世俗隐居，伯夷、於陵仲子放弃富贵而自取贫贱，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把清静无为没有欲望，志向不在于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养情性的人称为贤人吗？
这就是老聃这一类人。
道家与贤人所以不同类，在于贤人忧伤世道而企图拯救世人脱离苦难，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
不进而与孔子、墨子这样的人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倒回去与黄、老那样的人修养同样的品性，这就不是贤人。
把千里赴义，对老师、长官、朋友不废弃礼节的人称为贤人吗？
只有那些家财富足，筋力强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事情。
生活贫困就拿不出财物来讲究礼节，体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讲究义气，因为他们承受不了。
所以拥有百金的富贵人家，就是远在境外也没有断绝交往的；有千乘战车的大国，盟国之间不会废弃相互赠馈的礼节，这是由于财富多的缘故。
假如谷物粮食像水火那样容易得到，即使是贪吝的人，也会跨越境界给人们施舍财物。
所以财物少就连正常的礼节也不能讲究一点，财富有余就能胡乱施舍给上千的人，家境穷得没有一筲粮食储蓄的人，就难以用交往和布施来责备他了。
挑着担子千里奔波的人，执鞭骑马跨越疆界的人，手脚磨出了硬皮，面孔晒得黝黑，不会患体力不支的疾病，他们的筋力皮肤一定有与常人不同之处。
据此推论比照那些为长官作证的官吏，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于他们的肌肉骨节坚强的缘故。
骨肉坚强就能掩盖事实树立节义，骨肉软弱就会歪曲事实败坏名节。
豫让毁伤自身，连妻子也不认识他了，贯高被拷打，全身没有完整的皮肉。
壮实的身体与众人有不同之处的人，他的气节操行就有与众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经书带学生聚集门徒讲学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些精通经学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学习经书才成儒者的。
儒者靠的是勤学经书，勤学经书，也就成为儒者了。
传授前辈老师的学问，把老师讲的东西背诵下来再用它去教育学生，心中没有一点创见，也不能思考判断论点的正确与否。
投送文书的差役递送文书，就同守门人传达长官的命令一样，封记完整文书没有遗失，传达命令清楚转达指示没有错误的人，就是很好的了。
儒者传授学问，不随便改动一字，前代老师的古话，至今全部详尽地保存下来，即使带领门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学之列，不过是邮人、门者这类人罢了。
把博览古今图书，秘隐传记无所不熟记的人称为贤人吗？
这不过是与儒者同类的人。
才智高对事物有广泛兴趣，勤奋学习而不间断，就像容成的后代，有祖上留下来的著作，得以继承祖上的书籍，细心阅览认真诵读。
或者掌管图书档案，就像太史公和刘子政这类人，有主管书籍文献的职位，也就有了博览群书学问通达的名声。
把权术诈谋奇异，能率领士兵统率众将的人称为贤人吗？
这是韩信这类人。
国家战乱时建立功勋，称为名将；在社会安定时才能没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灾祸之中了。 高飞的鸟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来了；狡兔被猎获，优良的猎犬就被煮了。
有权术诈谋的大臣，就像射飞鸟的良弓、获狡兔的良犬一样。
安定和平的时期，这种人没有用处，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样。
安定和平时期的君王，并不是要抛弃有权术的大臣，轻视有战功的将士，而是他们生平用来辅助君王的本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假如当初韩信运用善于权变的才能，做出像叔孙通那样的事业来，怎么会有因谋反而被殊死的灾祸呢？
具有攻打强敌的权谋，没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领兵的计谋，却看不到天下已经稳定的大势，处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却搞叛逆的密谋，这就是他之所以功劳、封国被取消，不能称为贤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辩，言语动听言辞巧妙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就是子贡这类人。
子贡的口才超过颜渊，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下。
真实的才能并不高，口才机智锋利的人，人们必定会称赞他。
自汉文帝赞赏虎圈啬夫，斥责上林尉以后，张释之举周勃、张相如为例，汉文帝因此才醒悟。
那些以口才善辩的人，就如虎圈啬夫这类人一样，很难用他们来观察一个人是不是贤人。
把文思敏捷，落笔快得像雨点洒下的人称为贤人吗？
笔头快与口才好，实际上是一回事。
口说出来就是言语，笔写出来就是文章。
口头善辩的人，不一定才高；这样说来，下笔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
而且文章写得快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是应用在对官府的事务处理得快吗？
官府的事务最难办的莫过于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有疑难就用 请谳 的办法。
举世善于断案的莫过于张汤，张汤援用法律条文苛刻，在汉朝，并不称他为贤人。
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认为张汤是酷吏，残酷并不是贤人的行为。
鲁国树林中痛哭的妇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儿子，她所以不愿离开那里，是因为爱那里赋税不苛繁，官吏不残暴。
酷吏，是苛刻残暴的那类人，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把善于作赋、颂，能写宏伟华丽文章的人称为贤人吗？
那么司马长卿、扬子云就是这样的人。
文章华丽而且篇幅巨大，言辞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却不能判断确定是非，分别不出正确与错误的真实情况。
即使文章像锦绣那样美，含意像黄河、汉水那样深，老百姓却不能从中明白是与非的界限，这对于制止弄虚作假，崇尚实际教化没有一点好处。
把自守清白的节操，不降低志气，不屈辱身分的人称为贤人吗？
这就是远离世俗隐居，长沮、桀溺一类的人。
即使不远离世俗，节操却与远离世俗隐居的人一样，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辅助君王，坚守节操而不关怀老百姓。
大贤人生活在世上，时势适宜做官就出来做官，时势适宜隐居就去官隐居，权衡时势是否适宜，以此来确定操行的清浊以便选择。
子贡让财却阻止了别人行善，子路受财却勉励了别人讲道德。
推让是廉洁；受财就是贪婪了。
贪财而有益于人，廉洁却有损于人，推让与受财的节操，并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
伯夷不愿出来做官，孔子反对他的做法。操行与圣人违背，很难以他们为贤人。
有人问孔子说： 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 他是个仁人，我不如他。
又问： 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 他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
又问： 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说： 他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
客人说： 颜渊、子贡、子路三个人都比你贤能，而愿为你奔走效劳，是什么原因呢？
孔子说： 我既能仁爱又能残酷无情，既善辩又能言语迟钝，既能勇敢又能胆怯。
用他们三个人的能耐和我的这套本领交换，我是不干的。
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去处理问题的。
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洁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随机应变地处理问题，那就和愚昧而无操行的人是一个样了。
如此说来，人人都有缺点。
没有一点缺点的人可以称为贤人吗？
这就是乡原那种人。
孟子说： 乡原这种人，要想指责他，又举不出什么大过错；要想讥剌他，却又无可讥剌。
他总是迎合流俗，讨好污世，平日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动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不错，但实际上和尧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孔子说： 乡原是破坏道德的人， 似乎很有德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厌恶他。
如此说来，怎样识别真正的贤人呢？
识别贤人究竟根据什么呢？
世人的考察标准是，如果见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认为他是贤人。
像这样就太容易了，识别贤人有什么困难呢？
《尚书》说： 能识别人的就是明智的人，这一点连舜也感到很困难。
根据才能高超杰出的人就被称为贤人来看，识别贤人还有什么困难呢？
但是《尚书》既然说难，自有认为难的理由。
连虞舜也不容易识别贤人，而世人自认为能识别贤人，就错了。
这样说来贤人就不可识别吗？
我说：很容易识别。
之所以说它难，不了解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难，即使是圣人也不容易识别贤人。等到知道了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贤人了。
譬如工匠制造器物，掌握了制作方法就不难，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制造了。
识别贤人比工匠制造器物还容易，世人没有区别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贤人混杂在俗士之中，俗士凭能言善辩的小聪明，占据官爵的尊位，期望显耀的荣誉，于是就专断了称为贤人的名声。
贤人退居在闾巷之间，贫贱到老死，还要蒙受不见功效的毁谤。
如此说来，到什么时候才能识别贤人呢？
如果一定要想识别贤人，就看他有没有善心。
贤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没有错误。
用什么来看是否有善心呢？
必须根据他的言论。
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论。
根据他的言论而考察他的行为，有好的言论就有好的行为了。
言论行为没有错，治家可使亲属之间讲伦理，治国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
没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视善恶为同类，会使政治错乱，法度失去公平。
所以只要心善，就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没有什么是好的。
心善就能辨明是非。
是非的道理能够确定，心善的功效也就显明了，即使贫穷低微，境遇艰难，功名不成，业绩不立，但他们仍然是贤人。
所以治国不一定考虑功绩，关键在于所依据的道理是否正确；行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纯正。
做事纯正、道理正确果真显明，那么言语不必繁琐，事情也不必很多。
所以说： 说话不必追求长篇大论，应当努力使所说的话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骛远，应当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则。
说话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迟钝而不善辩说，而善辩已在心胸之中了。
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辩，而不应该追求口辩。
心辩就是言辞虽不华美动听，却不会违背正道，口辩就是言辞华丽却没有什么用处。
孔子列举少正卯的罪恶说： 言论错误却显得很博学，附和错误的东西却又加以润饰。
内心歹毒而外表却用才能将它粉饰起来，众人不能发现，就认为他是贤人。
内心歹毒而外表却掩饰得很好，世人认为他是贤人，那么内心善良外表却无法自我表露的人，众人也就认为他是不肖之辈了。
是非混乱而不治理，唯独圣人能识别是非。
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这类人，唯独贤圣能识别他们。
世间有是非颠倒的言语，也有正确与错误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颠倒的言语，判断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贤良圣明的人才能够胜任。
圣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贤人的心有条理而不紊乱。
用清明考察谬误，没有什么看不明的；用条理解释疑惑，疑惑没有不能断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见不同，即使话说得很正确，众人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呢？
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从正确的言论。
所以正确的言论被众人所反对，违背世俗标准的礼节被众人所指责。
《管子》说： 君子在堂上说话能符合满堂人的心意，在室内说话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
很奇怪这样的说话，怎么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呢？
如果正确的话说出来，全堂的人都有正确的理解，然后所有的人才会满意。
如果在座的人没有正确的理解，人说的话违理怪异，怎么能使人人都满意呢？
歌曲很绝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说的话符合实际，同意的人也很少。
和歌和听话，是同一回事。
歌曲绝妙人们就不能都附和，言论正确人们就不能都相信。 鲁文公违反祭祖的正常顺序，有三个大臣离开祖庙；鲁定公按照礼法祭祀，却有五个大臣离开祖庙。
习惯于世俗的人，就说按照礼法做是错的。
通晓礼法的人少，那么识别正确与否的人就稀少。
君子说的话，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满意呢？
人不可能对别人说的话都满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别人所说的真实内容，要笔墨写出的痕迹，排列在简策上面，才能得知。
所以孔子没有当上君王，就写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张。
考察《春秋》所阐明的没能得以实行的政治主张，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当君王的品德。
孔子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即使不具备孔子那样的才能，这也是贤人的实际证明。
贤人与圣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贤人既可以确定，那么圣人也就可以论定了。
问： 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编写《春秋》。
《春秋》的写作，起因于周代礼制的败坏。
如果周道不败坏，孔子不编写《春秋》，未必他不具备作为孔子的才能，只是没有理由来促使他从事编写。
如果是这样，单从孔子编写《春秋》这件事，不能够看出他是圣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样业绩的人，还不能识别他是贤人吗？
回答说：周代礼制败坏，孔子起而编写《春秋》，《春秋》的文义褒贬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实内涵，没有违背礼义不合正道的错误，所以据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贤明，是很实际的。
没有言论就以文章来考察，没有文章就以言论来考察。
假设孔子不编写《春秋》，也还有别的遗留下来的言论，发表言论必定有原由，如同写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样。
考查文章的好坏，而不考虑写作的起因动机，世间写文章的人多得很，是与非不分，对与错不定，桓君山对此的评论，可以说是掌握了它们的实质。
依据文章来考察真实情况，桓君山就是汉代的贤人。
陈平没有做官时，在乡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样，这是他能当丞相的证明。
分肉与评论文章，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汉朝治国的大权，他的用心与论文意旨不会不同。
孔子没有当上君王，素王的业绩反映在《春秋》上。
这样说来，那么桓君山没有当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绩已留存在他的《新论》之中了。


社会上相信破土建房，岁神月神就会对人有所侵害，受侵害的地方，一定会死人。
假如太岁运行到子位，岁神就会侵害西面的人家，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月神就会侵害南面的人家。北面、东面破土建房，那么西方、南方的人家就会被侵害了。
被侵害的人家，就要搞 厌胜 巫术，用五行之物悬挂金木水火以避祸害。
假如岁神月神侵害西家，西家就悬挂金以避祸害。岁神月神侵害东家，东家就悬挂木炭以避祸害。
或举行祭祀以消除那些凶祸，或者全家出走搬迁以躲避那些祸殃。
一家仿效一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如果考订核实一下这种看法，这是一种虚妄的主张。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天上地上的神，用心是相同的。
百姓无礼，就加以罪名实行惩罚，天地之神不会有二心两意，前后相反的情况。
搬家不避开岁神和月神，岁神和月神憎恨他们不避开自己相对的位置，就会谴责他们。
现在修建房屋的人家，也触动了地体，无礼的过错，和搬迁之家是同样的。
建房的人家，应当被岁神和月神所侵害，为什么反而让南方、西方之地受到他们的祸害呢？
难道岁月之神责怪搬迁而不祸害建房的人家吗？
岁月之神所用的心意，多么不公平啊！
鬼神惩罚人，如同天子谴责惩罚老百姓一样。
老百姓触犯刑法而受惩罚的很多不只一个，小过错可以宽赦，大罪恶就受刑法处治，没有因无过错而被判刑的人。
无过错而被判刑，世人就称为受冤枉。
现在巳、酉之地的人家，对岁神月神毫无过错、子、寅之地的人家建房，他们平白无故地被侵害，这就是岁神月神冤枉无罪的人家了。
而且太岁运行到子位，子位的房屋 直符 ，午位的房屋正相对，不须建房办事，空坐家中什么也不干，仍然被岁月之神所侵害。
现在岁月之神所侵害的地方，一定要等到子、寅之地破土动工，巳、酉之地才有凶祸。
岁月之神，给予惩罚造成灾害，对 兴功起事 和 空居无为 的人家造成的祸害不一样，这不符合上天采纳岁月之神的意见进行惩罚的道理。
仔细论述岁月之神，岁就是太岁，它在天的边缘，立于子位。
盖房的人在中国的某一个州之内，假设这个州是扬州的话，它处在东南方。假如像邹衍所说的，全中国是一个州，又处在东南方，岁神侵害酉地，那么受害的该是西羌那些地方，位于东南的地方怎么会遭受凶祸呢？
如果岁神就在民间，西边的房屋都是酉地，那么修建房屋的人家，房子中也有酉地，为什么不就近侵害他家房中的酉地，反而去侵害别家呢？
况且侵害人的究竟是谁呢？
如果确实是岁神和月神，岁神和月神是天的从属之神，它们的饮食与天相同。
天饮食时不吃人，所以帝王郊祭时不用人作牺牲。
如果岁神和月神不是天神，那也不会吃人的。
天地之间，各种神所吃的东西，圣人认为应当和人吃的一样。
根据侍奉活人的道理去侍奉死人，根据侍奉人的道理去侍奉鬼神，所以对各种神的祭祀都用各种东西，没有用人来作祭品的。
动物中会吃人的，是虎狼。
岁月之神，难道是虎狼的精气吗？
战乱灾荒的年头，谷物食品缺乏，人民吃不饱常受饿，自相残食。
难道那些吃饿死者的尸体的人，他们的精气变成了岁月之神吗？
岁月有神，日也有神，岁神侵害人，月神侵害人，为什么日神不侵害人呢？
一天天聚集就成月，一月月聚集就成季，一季季聚集就成年，年为一统，年为一元，月、时、岁、统、元是不断增加聚积的相互的倍数、分余完毕而取的名称而已，怎么有鬼神之怪、祸福的征兆呢？
如果岁月完毕应当有神，那么一年四季就有神，统、元就有神。
月亮初三日露微光，初八日成弦月，十五日成望月，这与岁月完毕有什么不同呢？
岁月有神，新月、弦月、满月时也有神吗？
一天之中，分为十二个时辰，寅时天刚刚发亮，卯时太阳出来了。
十二个月建月所用的寅、卯等十二辰，也就是十二时所用的寅、卯等十二辰。
每天用十二辰不侵害人，唯独每月用十二辰会侵害人，难道每天用十二辰没有神，唯独每月用十二辰就有神了吗？
为什么每月用偏偏侵害人，每天用就不侵害人呢？
如果每天用十二时辰没有神，那么用时辰来判断事情就不对了；如果每天用十二时辰有神，那么，唯独日神不侵害人就不对了。
神的嘴巴肚子，和人的是同样的。
人饥饿了就要吃东西，吃饱了就停止了，不是因为有人盖房子才吃一次东西。
岁月之神，有人盖房子才吃，一年之中，盖房子的很少，岁月之神吃不饱吧？
战乱灾荒年代，百姓逃亡，室宅没有人住，根本没有盖房子的人，岁月之神会饿死吧？
况且田地和住宅都是人整修的，修田造屋所花的气力，劳逸是相等的。
盖房子要挖土树立屋架，修田地要挖沟筑起堤坎，堤坎与屋架都是人建立的，掘土和挖沟都是人干的。
盖房子岁神月神侵害人，修田地，岁神月神偏不侵害人，难道盖房子时岁月之神饥饿，修田地时它们是饱的吗？
为什么事情相等，劳动相同，而岁神、月神的侵害却不相同呢？
说岁神月神侵害人的人，必定要根据工程的大小来确定岁月之神祸害人的远近范围。
假设建三尺的工程，就祸害一步以内的人家；建十丈的工程，就祸害一里以上的人家。
如果工程有大小，祸害就有远近。
蒙恬为秦朝修筑长城，工程达到全中国的一半，那么岁月之神为害的范围就该有几万里了。
考察长城的建造，秦朝的百姓并没有多死人。
周公兴建洛邑，建造工程极大，当时岁月之神应当多侵害人。
圣人周公如果知道岁月之神确实会侵害人，就应该把岁月之神所侵害之地的老百姓迁走，安置在吉祥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避开，人民就多有凶祸，经传上的文章，贤人圣人就应该有所刺讥。
现今听说建造洛邑的百姓，四方和睦相聚，建造工程完毕之后，没有听说多死人。
说岁神月神侵害人的人，说的恐怕都是虚假不实的话。
岁月之神真能吃东西，好比人的口腹饿了一定要吃东西一样，因为巳、酉地搞厌胜术的缘故，岁月之神由于害怕刀剑，畏惧没有燃烧的炭，难道就闭口不敢吃了吗！
如果真要使岁月之神畏惧，就该用与建筑工程数量相当的五行之物来压制它们。
五行相克，物和物、气和气之间的数量多少要相当。假如泰山失火，用一杯水去浇，黄河决口千里，用一捧土去堵塞，能够灭火堵决吗？
这并不是没有把握五行相克的道理，而是小与大多与少太不相称了。
天地万物的特性，是人和物的力量，少不能胜多，小不能胜大。
让众多的军队拿着木杖，让一个人拿着一把刀，施展力气，互相争斗，这个人必然被打死。
金的本性能胜木，然而木胜金败，是因为木多金少的缘故。
堆积如山一般的金属，燃烧一盆炭火去烧熔它，这堆金属必然不会熔化，并不是没有把握五行相克的道理，而是金属多炭火少，少与多、小与大太不相称了。
身材矮小的儿童与孟贲争斗，儿童不能取胜，并不是儿童胆小，是力气太小的缘故。
狼多就吃人，人多就打死狼。
施展力气，相互争斗，能够以小胜大的很少；争比强弱，较量威力，能够以少胜多的极少。
天道人事，不能以小胜大，是由于少数不能压过多数。
用一把刀剑，一盆炭火，压过解除凶祸，消掉岁月之神带来的灾殃，怎么可能呢？


有人问道： 天地之间，万物的特性，含有血气的各种动物中，有蝮蛇、蜂、虿等等，都含有毒汁，毒汁侵入人体之中，疾痛漫延，当时如果不救治，毒汁就会流遍全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吃了它就会气积胸闷，很能伤害人。
不知道这类东西是从上天那里承受了什么样的气而形成的？
万物的产生，都是承受了上天的元气，元气之中，有形成毒螫的气吗？
回答说：这些毒，是太阳之热气构成的，毒气侵入人体人就会中毒。
人吃了巴豆、野葛气积胸闷，那是不能忍受的缘故。
不能忍受就说它是毒了。
太阳之气就是火气，经常产生毒素，是因为太阳之气非常热的缘故。
南方最热的地方，老百姓性情急躁，急躁的人，口舌会产生毒。
所以楚、越地方的人性情急躁说话急促，与人谈话，口中的唾液喷射到别人身上，别人身上就会肿胀，肿了就会生疮。
在南部非常热的地方，那里的人诅咒树，树就枯死；对鸟吐唾沫，鸟就会坠落下来。
那里的巫师都能够用诅咒拖延人的疾病、加剧人的灾祸，这是由于他们生在江南，含有火气的缘故。
毒，是阳气构成的，所以它伤人，就像是火烧人一样。
有人被蝮蛇咬了，把被咬伤的那块肉割下来扔到地上，肉就枯焦沸腾起来，这就是毒为火气的证明。
四面最远的地方都是地的四个角的边缘，唯有东南角有温烈气。
温烈气发生，常在春夏季。
春夏季阳气产生，东南角，是阳气所处的正常位置。
其他东西的气进入人的鼻子眼睛，不能使鼻子眼睛产生疾痛。
火烟进入鼻子，鼻子会得病；进入眼睛，眼睛会疼痛，因为火有炽热的特性。
在万物之中，能够粉碎其他物品的东西很多，唯独火是最厉害的，因为火气能把物烧焦烤干变成碎末。
吃美味的食物，对人没有伤害。吃蜂蜜稍多些，就会让人中毒。
因为蜜是蜂的体液，而蜂是阳物的缘故。
人走路没有碰到什么东西，而身体无缘无故疼痛起来，疼痛的地方像有鞭棍打过的痕迹。
人患了腓病，腓病据说是被鬼殴打后得的。
鬼，是太阳之气构成的妖象。
轻一些的腓病，这种病称为 边病 ，边病的治疗用蜂蜜和朱砂。
蜂蜜和朱砂是阳物，这是用同类的阳物来治阳气导致的病。
治疗风病用风，治疗热病用热，治疗边病用蜂蜜和朱砂，那么可知边病是阳气所引起的，是流毒所造成的。
天地之间，毒气流行，人遇到毒气冲击，就面部患肿疾，世人说它是火流刺激引起的。
人们见到鬼，说鬼的颜色是红的，鬼是由太阳妖气构成的，自然也就像太阳之气的本色。
鬼是一种剧毒，触到人人会立即死，所以杜伯射箭，周宣王马上就死了。
鬼所携带的东西，属于阳火一类，所以杜伯的弓矢，其颜色都是红的。
南方把蜮这种毒虫称为短弧。
杜伯的妖象，拿着弓箭射。因为阳气被围住而激发，激发而喷射，所以它击中人就像用弓箭射中的一样。
火被围住而气发热，含火而气热的动物其血非常毒，所以吃了刚刚奔驰过的马的肝，就会把人毒死，这是由于气困发热的缘故。盛夏顶着烈日走路，人会中暑而死，这是热极了而产生的毒。
人走得很快会出汗，对着火炉烤会出汗，对着太阳晒会出汗，得热病的人也会出汗，四种不同的情况都会出汗，阳气受困炎热是相同的，是火和太阳引起的变化。
天下万物，凡是含有极盛的阳气而产生的，全都有毒汁。
毒汁多的，在动物方面是蝮蛇、蜂、虿；在草木方面是巴豆、冶葛；在鱼类方面是鲑和■、■，所以人吃了鲑肝会被毒死，被■、■螫了就有中毒的危险。
鱼与鸟同属一类，所以鸟会飞鱼也会飞跃出水面，鸟产卵鱼也产卵，蝮蛇、蜂、虿都产卵，它们是同性同类的动物。
含有极盛的阳气在人方面就表现为小人，所以小人的口，会给天下造成祸乱。
小人都含有毒气，南方的小人毒气特别厉害，所以南越地方的人咒禁什么都会立刻灵验。俗话说： 众口烁金 。
口属火。
五行中排第二位的是火，五事中排第二位的是言。
言和火位置与性质相同，所以称为 烁金 。
提到口舌能熔化东西，不说它像 取木烧火 一样，而一定要说它 烁金 ，是因为金受火所克，而火和口是同类的缘故。
药物不只是在一个地方生长，而太伯却要到吴地去采药。
铸剑的地方很多不只一个地方善于铸造，世人却赞美楚国棠溪铸的剑。
炎热之气天下到处都有，行路却害怕到南方沿海一带去。
鸩鸟生在南方，人饮了鸩酒会毒死。
辰属龙，巳属蛇，辰、巳的位置在东南方。
龙有毒，蛇有毒，所以蝮蛇有锋利的毒牙，龙有倒长的龙鳞。
木生火，火是一种毒，所以苍龙星宿中含有大火星。
冶葛、巴豆都有毒汁，所以冶葛生长在东南，巴豆生长在西南。
土地有干燥和潮湿的地方，所以毒物有多的和少的地方；毒物生出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毒汁有剧烈的和不剧烈的。
蝮蛇与鱼类似，所以产生于草泽之中；蜂、虿与鸟类同，所以产生于屋上树上。
长江以北地方干燥，所以蜂、虿很多；长江以南地方潮湿，所以蝮蛇很多。
由于生在高处、干燥靠近阳气的地方，这些阳物都是悬空向下垂的，所以蜂、虿刺人用尾针。
由于生在低处，潮湿靠近阴气的地方，这些阴物都是软体曲伸爬行的，所以蝮蛇用口咬人。
毒汁有的藏在首尾部，所以刺咬就有毒；有的藏在体肤内，所以吃了往往胸闷；有的是附在嘴唇上，所以舌头摇动就会产生祸害。
毒汁的产生，都是同一种阳气构成的，咬人、蜇人虽然不同，但可以归结为一类。
所以人梦见火，卜问是因口舌引起纠纷；梦见蝮蛇，卜问也是口舌引起纠纷。
火是口舌纠纷的征兆，口舌纠纷表现于蝮蛇，是因为它们是同一类而共一个本源，承受的是同一种太阳之气的缘故。
所以火象征言语，言语象征小人，小人成为一种妖象，就是由于口舌的缘故。
由口舌构成的征兆，是小人与天感应而造成的。
所以五事中排在第二位的是言，言语显示凶兆， 君王骄横常常会伴随天旱 。
超越本分的人讲究奢侈华丽，所以蝮蛇身上多花纹。
花纹是由阳气构成的，所以就伴随着产生了花纹。
天旱伴随君王的骄横出现，言语便不顺从，所以经常有 诗妖 出现。
妖气会使人容貌美丽，所以美貌的人大多是邪恶的。
叔虎的母亲漂亮，叔向的母亲明白 美貌之人多邪恶 ，所以不让她去服侍丈夫睡觉。
叔向劝谏母亲，他的母亲说： 深山大泽，是产生龙、蛇一类毒物的地方。
她长得漂亮，我担心她生下如龙、蛇般的子女给你带来灾祸。
你是势弱的家族，国家多有受宠的大族，不仁的人如果挑拨离间，你们弱族不是要遭难了吗？
我有什么舍不得而不让她去 视寝 的呢？
就让她去服侍丈夫睡觉，生下了叔虎，叔虎长得健美有勇力，受到栾怀子的宠爱。
到了范宣子驱逐栾怀子时，宣子杀了叔虎，灾祸也涉及叔向。
深山大泽是产生龙、蛇的地方，用它比喻叔虎的母亲，是因为容貌美丽的人都怀有毒汁。
生的儿子叔虎，健美而有勇力，勇力所产生，产生于美色；祸难所产生，由于有勇力。
火有光亮，树有容貌。
龙、蛇是配属于东方和木的，含有火的精气，所以色美貌丽。
胆附着在肝上，所以胆产生勇力。
胆火气猛烈，所以多有勇气；木属刚强，所以多有力气。
产生妖怪现象的，经常是因为美色；产生祸难的，经常是来源于勇力；产生毒害的，全都在于美色。


有的人问： 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
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
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
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
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
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
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
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
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
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
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
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
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
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
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
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
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
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
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
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
为什么呢？
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
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
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
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
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
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
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
孟子说： 难道我好争辩吗？
我是不得已啊！
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
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
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
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
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
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
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
《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
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
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
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
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
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有人说： 圣人创作，贤人阐述。
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
《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
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
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
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
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
《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
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
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
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
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
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
上书称为 奏 ，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 书 。
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
《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
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
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
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
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鲁国的史书《春秋》，都是史书，只是记的人和事不同而已。
《易》的 乾坤 ，《春秋》的 元 ，扬雄《太玄》中的 玄 ，讲的都是气，只是赋予气的称呼不同罢了。
由此说来，唐林、谷永的奏章，和《论衡》、《政务》是同一种意旨的东西。
汉代的文人多极了，书论的写作，在汉代特别的多。
阳成子张写《乐经》，扬子云著《太玄经》，两种经产生于兰台之中，诵读于宫廷之内，奇异杰出惊人耳目，不是阐述而是创作，才智可与圣人相比，而在汉朝并没有人讥刺他们。
何况《论衡》只是细说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与非的道理，让后辈读书做官的人，明白对与错的区别，唯恐这些废弃散失，就写在简牍之上，它和祖述经书的章句之学以及前辈老师与众不同的议论同属一类，是极常见的东西。
它的议论是为伸张法度，批判剖析庸俗的书传。
伪书泛滥，贤明通达的人，痛恨不已。孔子说： 诗人痛恨它不能沉默不语，我痛恨它不能藏在心中不说。
因此我要发表议论。
宝玉和石头混杂在一起，一般人不能识别；就像楚国的玉尹把宝玉当作石头，终于使卞和遭受了刖足的刑罚。
对的反而变在成了错的，虚假的反倒成了真实的，怎么能不发表议论呢？
庸俗的传闻已经错了，庸俗的书当然又是假的。
就如邹衍说现今中国只是一个州，四海之外有如中国这样的州有九州。
《淮南子》上说共工与颛顼争当天子，没有获胜，生了气而撞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绳拉断。
尧时十个太阳一同出来，尧从天上射下九个太阳。鲁阳公与人交战太阳偏西了，便向太阳挥戈，太阳因此而回到中天。
社会上的著作，大多如上述这类事例一样，浮妄虚伪的说法，淹没和压倒了正确的事实。
思潮喷涌而出，手握笔疾书，怎么能不发议论呢？
发议论时对问题用心加以思考，用事实加以证明，浮夸虚假的事情，马上就会检验出来。
如太史公书，证实许由没有归隐，燕太子丹也没有使西偏的太阳再回到中天，读到见到的人，没有谁不称赞好的。
《政务》这篇文章是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应当重视而勉力从事的问题，要让守、相、令、长做到养护百姓树立教化，从而颂扬朝廷的恩德。
《论衡》中的九虚、三增等篇，目的是使一般人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论死》、《订鬼》两篇，目的是使社会上俭约办理丧葬。
孔子穿过庭院跨上台阶，是由于被装进棺材的随葬品没有俭省；刘子政上书给皇帝提倡薄葬，而拿去埋葬的器物并没有因此而节约；汉光武称赞古人用草车茅马随葬，专做殉葬器物的人却不仿制。
为什么世俗书中不记载这些事呢？
是因为相信人死后变鬼的胡言乱语使人们受了蒙蔽。
现在我写了《论死》及《死伪》这两篇文章，阐明人死无知不能变鬼的道理，希望读者会因此了解一点薄葬的意义，变得更为节俭。
这就是《论衡》这部书有益于社会的证明。
这些言论如果有益于社会，即使创作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
仓颉造的文字，社会上用来纪事；仲奚造的车，社会上用来运载；伯余发明的衣服，人们用来防御寒暑；桀发明的用瓦盖屋，人们用来躲避风雨。
不考虑它是有利还是有害，只是讥讽他们的创作，这样的话仓颉这些人就有错，《世本》中记载的十五个发明家全都要受到指责了。
如果是对社会有益的，即使创作了也没有什么害处。
如果没有益处，虽然无害，又有什么用呢？
古代有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民诗的事情，这是君王想以此来了解各地风俗和老百姓的情况。
诗创作于民间，难道圣王能够说 你们是老百姓，为什么也要作诗 ，因而囚禁降罪于他们，消灭他们作的诗吗？
现在已经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所以《诗》一直流传到今天。
《论衡》、《政务》，它们如同诗一样。希望能够被采集，而说它有什么错。
这就是我写《论衡》这部书的起因。
大凡写书的错误，想必是因为其中言论荒谬而又有诽谤君王的地方吧。
《论衡》实事求是，痛斥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中的议论，没有诽谤的言辞。
写作书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免于降罪了。


卫灵公将要到晋国去，到达濮水岸边，晚上听见有人在弹奏新曲子，很喜欢，派人寻问弹奏的人，身边的人都说没有听见弹奏。
卫灵公召见师涓并把此事告诉他说： 有弹奏新曲子的人，派人寻问，我身边的人全都说没有听见，这种现象有点像是鬼在那里弹奏，您为我认真听曲子把它谱写下来。 师涓说： 是。
于是静坐弹琴而谱写曲子。
第二天向卫灵公报告说： 我掌握这个新曲了，然而还不熟练，请求再住一夜让我熟练它。 卫灵公说： 好吧。
第二天师涓完全熟练了此曲，于是离开此地而往晋国去。
晋平公请卫灵公在施夷宫喝酒，喝得很酣畅时，灵公离席对平公说： 有新曲子，请允许奏给您听听。 平公说： 好吧。
就召来师涓，让他坐在师旷的身旁，拿琴弹奏起来。
曲子尚未奏完，师旷按住琴制止弹奏，说： 这是亡国之音，不可奏完。
平公问： 这支曲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师旷回答说： 这是师延所作的淫荡音乐，奏给纣王听的靡靡之音。
因武王诛灭纣王，把纣王的头悬挂在白旄旗杆上，师延往东逃跑，到濮水时投河自杀，所以听见这支曲子一定是在濮水岸边。
先听见这支曲子的，他的国土会被侵占而亡国，所以不能让它奏完。
平公说： 我所喜欢的就是音乐，你让他奏完吧。
师涓弹奏完这支曲子。
平公问： 这称做什么曲子？
师旷说： 这称为清商曲。
平公问： 清商曲确实最悲哀吗？
师旷说： 不如清徵悲哀。
平公问： 清徵曲能够听听吗？
师旷说： 不行！
古代能够听清徵曲的人，都是有德义的君王，现在我国君王德义浅薄，不配听清徵曲。
平公说： 我所喜欢的就是音乐，希望能听听清徵曲。
师旷迫不得已，只好拿琴来弹奏清徵曲。
奏第一遍，有黑鹤十六只从南方飞来，停聚在廊门高高的屋脊上，奏第二遍黑鹤排列成队形，奏第三遍黑鹤伸长颈子鸣叫，展翅起舞。
鹤的叫声合乎宫商之声，声音响彻天空。
平公很高兴，在座的人全都欣喜不已。
平公举着酒杯站起来，向师旷敬酒表示祝贺，回到座位上问道： 乐曲没有比清徵更悲哀的了吗？
师旷说： 清徵不如清角悲哀。
平公问： 清角曲可以听听吗？
师旷说： 不行！
从前黄帝召集鬼神于西大山上，驾着象车，六条黑龙和毕方并列站在车键上，蚩尤坐在车前面，风伯扫地开路，雨师清洒道路，虎狼走在车前，鬼神跟在车后，虫蛇伏在地上，白云覆盖在车上空，召集众多鬼神，这才弹奏清角曲。
现今您的德薄，不配听清角曲。
听了清角曲，恐怕会有凶祸。
平公说： 我老了，所喜欢的就是音乐，就让我听听它吧。
师旷不得已而弹奏清角曲。
奏第一遍清角曲，有乌云从西北方升起，奏第二遍清角曲，暴风刮来，大雨随风而降，帷幕被撕裂，俎、豆礼器被打破，廊房上的瓦都吹落下来，在座的人都逃散了。
平公很害怕，仆伏在廊室之间。
晋国遭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平公的身体害了手脚麻痹病。
这怎么解释呢？
解释说： 这如果不是卫灵公将要亡国，那就是晋平公将要得病，或者晋国将遭大旱的妖象。
师旷说 首先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被侵占而灭亡 ，卫、晋二国君王都首先听了乐曲并未亡国。
怎么知道新曲子不是师延所弹奏的呢？
解释说：师延投濮水自杀，形体腐烂在河水中，精气消失于污泥之中，怎么能再奏琴呢？
屈原自投于汨罗江而死，屈原善于写文章，师延善于奏琴，如果师延能在水中奏琴，那么屈原也能又在江底写文章了。
杨子云写文章悼念屈原，屈原为什么不回答他呢？
屈原活着的时候，什么文章都能写，不能回答杨子云，是由于死后变成污泥，手已经腐烂了，没有手来写文章的缘故。
屈原手腐烂了不能用来写文章，那么师延的手指腐烂了也不能用来奏琴了。
孔子面对泗水埋葬，泗水倒流，世人认为孔子神灵而能使泗水倒流。
孔子喜欢教书传授知识，就象师延爱好奏琴一样。
师延死后能在濮水之中奏琴，孔子死后为什么不能在泗水岸边教书传授知识呢？
赵简子病了，五天不省人事，官员们都很担忧，于是召来扁鹊。
扁鹊进去看病，出来时，董安于向扁鹊打听病情，扁鹊说： 血脉正常，你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过去秦穆公曾经也是这样，七天就苏醒了。
穆公醒过来的那天，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 我去到天帝住的地方，非常高兴。
我所以要去这么久，是因为正好有所领教啊。
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五世不得安宁，晋国的后代将会成就霸业，但不到老年便会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会使你们国家发生淫乱之事。
公孙支记下穆公的话并收藏起来，秦国的谶语就从这里出现。
晋献公引起的祸乱，晋文公的霸业，晋襄公在崤山打败秦国军队回来后纵欲淫乱，这些都是你所知道的事情。
现在赵简子的病与秦穆公的相同，不出三天，病必然好转，病好转后一定会有话要讲。
停了两天半，赵简子苏醒过来，他告诉其他官员说： 我去到天帝住的地方，非常高兴，与众神仙遨游在天的中央，宏丽的乐曲多番演奏，万人齐舞，不像夏、商、周三代的乐曲，乐曲声激动人心。
有一头熊想要抓我，天帝命令我射熊，我射中熊，熊死了。
有一头罴过来，我又射罴，射中罴，罴也死了。
天帝很高兴，赏赐我两个竹笥，都有备用的笥。
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天帝身边，天帝交给我一条狄犬，说： 等到你的儿子长大以后，就把这条狄犬赐给他。
天帝告诉我说： 晋国将要衰败，七代以后就要灭亡，嬴姓将要在范魁之西大败卫国，但也不能占有它。
我现在思念舜的功劳，正要把他的后代的女儿孟姚许配给你的七世孙。
董安于听了赵简子的话后写下来收藏起，并把扁鹊说的事告诉了赵简子。赵简子赏赐四万亩田给扁鹊。
有一天，赵简子外出，有人挡住道路，驱赶他也不离开，随从的人准备逮捕他。
挡路的人说： 我有事要当面告诉主君。 随从的人把他的话告诉了赵简子，简子召见了他，说： 好呀！
这是我在梦中见到过的子晰啊。
挡路的人说： 请屏退随从的人，有事当面告诉您。
简子屏退了随从的人。
挡路的人说： 前些时候主君生病，我在天帝的身旁。
简子说： 对，有这回事。
您见我在干什么呢？
挡路的人说： 天帝命令你射熊与罴，熊罴都射死了。
简子问： 这意味着什么呢？
挡路的人说： 晋国将有大难，主君首当其冲。
天帝命令主君消灭二卿，那个熊罴都是他们的祖先。
简子问： 天帝赐给我两个竹笥，都有备用的笥，意味着什么呢？
挡路的人说： 主君的儿子将在翟战胜代国和知氏，两国都姓子。
简子问： 我看见小孩子在天帝身边，天帝交给我一条狄犬，说 等到你的儿子长大后就把这条狄犬赐给他 ，把狄犬赐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呢？
挡路的人说： 小孩，是主君的儿子。
狄犬，是代国的祖先。
主君的儿子一定会拥有代国。
到主君的后代，将会有革新政治而穿胡人衣服，在翟地吞并二国的事。
简子问他的姓名要请他当官。
挡路的人说： 我是山野之人，只是传达天帝的命令。
于是就不见了。
这怎么解释呢？
解释说：这些全都是妖象。
这些妖象预示的内容，完全和挡路的人说的在天帝面前发生的事情一样。
简子所见到的挡路人是个妖人。
那以后，晋国的二卿范氏和中行氏作乱，简子攻击他们，中行文子和范昭子失败，逃亡到齐国去。
当初，简子让姑布子卿给自己的几个儿子看相，没有一个是吉相，看到狄妇生的儿子无恤时，认为他是贵人之相。
简子和无恤谈话，很器重他。
简子召集几个儿子说： 我在常山上藏有宝符，谁先找到它有赏。
各个儿子都上山去找，谁也没有找到。
无恤回来说： 我已经找到宝符了。
简子问这件事，无恤说： 从常山上下临代国，代国就可以占领。
简子认为他有才能，就废掉太子而立无恤为太子。
简子死后，无恤继位，这就是赵襄子。
襄子继位以后，诱杀代王并吞并了代国土地，又吞并了知氏的领地。
后来娶空同戎女子为妻。
自赵简子以后，七代传到赵武灵王，吴广献他的女儿娃嬴给武灵王，她就是天帝提到的孟姚。从那以后，武灵王终于夺取了中山国，吞并了胡地。
武灵王十九年，更换为胡人的服装，国内的人也习惯了这种胡装。
这一切都如挡路的人所预言的那样，没有一处不是如此。
这是吉凶通过某些征兆表现出来，就很清楚的了，全都不是真实的事情。
吉凶的苗头，好像是上天在预告一般。
根据什么知道上天不如实预告人呢？
根据挡路的人在天帝的身旁。
在天帝的身旁，都是些贵神，传达天帝的命令，是上天的使者。
人君的使者，车骑全都俱备，天帝的使者，独自一人挡在路上，这不是天帝使者的样子。
天官有一百二十个，和地上君王的官数没有什么不同。
地上的君王，大小官吏俱备，效法于天官，承受上天的制度。
天上与地上的官制既然相同，那么他们的使者也应当一样。
官制相同而人不同，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根据什么知道简子所梦见的天帝不是真实的天帝呢？
根据梦来推断可以知道这一点。楼台山陵，是官位的象征。
人梦见上楼台、登山陵，往往可以获得官位。
实际上楼台山陵并不是官位，就可知简子所梦见的天帝并不真是天帝。
臣子梦见君王，君王一定没有见过臣子，也必然不会赏赐臣子。
根据臣子的梦来推测，知道梦中天帝赐给简子两个竹笥和一条狄犬，这个天帝并不是真天帝。
不是真天帝，那么简子说他和百鬼在天中央遨游，那并不是真的天堂。
鲁国叔孙穆子梦见天压住了自己，如果真是这么回事，这是天掉到地上来了。
天掉到地上，就有楼台顶住它，不会压倒叔孙穆子自己的身上。如果压到他自己的身上，那么楼台该是被压坏了。
楼台没有压坏，这是天没有掉到地上。
天没有掉到地上，就不会压到他自己的身上。
不会压到他自己的身上，那么压到他自己身上的，就不是天了，而是天的象征。
叔孙穆子所梦见的压在自己身上的天不是天，那么就知道赵简子所遨游的天也并不是天。
有人说： 人也有直接应验了的梦，梦见某甲，第二天就见到某甲了。梦见君王，第二天就见到君王了。
解释说：确实如此。
人有直接应验的梦，直梦全都是虚像，这种虚象不过是直接应验的罢了。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所谓直梦梦见某甲，梦见君王，第二天见到某甲和君王，这就叫直梦。
如果去问某甲和君王，某甲与君王则没有见到他。
某甲与君王没有见到他，他所梦见的某甲与君王，只是类似某甲与君王的虚象。
用某甲与君王的虚象来类推这件事，就知道简子所梦见的天帝只是类似天帝的虚象而已。
况且人所做的梦，占卜者认为它是魂在行动。
梦见天帝，是魂到天上去了。
上天如同登山。
梦见上山，足登山路，手攀树木，然后才能登上去。
升天没有可以登攀的东西，怎么能上得去呢？
天距离人要以万里计算。
人行走，每天不过一百里，魂与形体在一起，尚且不能走得很快，何况魂单独行走，怎么能走得快呢？
假使魂行走的速度与形体相等，那么简子上天下地，应该几年才能苏醒，七天就醒过来，为什么往返得这么快呢？
魂，是精气，精气行走和云烟相同，经考察云烟飘行不能很快。
要说魂行如同飞鸟一样吗？
魂行就不能很快。人有时梦见在飞行，是靠魂在飞，它飞行的速度并不比鸟快。
天地之气中速度最快的，是狂风。狂风吹起来，不能吹一整天。
要说魂行如同狂风一样吗？那么它的速度不过是狂风一天的距离，也不能到达天上。
人梦见上天，不过睡一觉那么短的时间，醒来的时候，感到自己也许还在天上，而没有最终回到地上来。
好像有人做梦到了洛阳，醒来的时候，就感到自己是在洛阳醒过来的了。
简子的魂神飞驰何等的迅速啊！
飞得极快就一定不是他的样子，一定不是他的样子那么他上天就不是实事了，不是实事就是表示吉凶的征兆了。
那个挡路的人，简子病中见到他在天帝身旁，后来见他挡在路上像人一样的说话，和在天帝身旁相见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
由此说来，睡梦中出现的征兆是 阴侯 ，醒时看到的征兆是 阳占 。这就很清楚了。
赵襄子继位后，知伯更加骄横，他向韩国和魏国索取土地，韩国和魏国给予了他；他向赵国索取土地，赵国不给。
知伯更是发怒，于是率领韩、魏进攻赵襄子。
襄子惧怕，于是逃跑出去守住晋阳。
原过随他逃跑，落在后边，到达王泽，看到三个人，自腰带以上部分看得见，自腰带以下部分看不见。三人给原过两节竹子，竹节不通，说： 为我们把这两节竹子赠送给赵无恤。
原过赶上赵襄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襄子。
襄子斋戒三天，亲自剖开竹子，竹子里有红字，写的是： 赵无恤，我是霍太山山阳侯，是天使。
三月丙戌日，我将让你消灭知氏，你也要在百邑祭祀我，我将把林胡之地赐给你。
襄子拜了两拜，接受了神的指示。
这怎么解释呢？
解释说：这大概是赵襄子将要取胜的预兆吧。
三国进攻晋阳一年多，引汾河水灌晋阳城，城只差三板就要淹没了。
襄子惧怕，派相官张孟谈和韩、魏私下谈判，韩、魏与赵合谋，竟然在三月丙戌日那天，反而灭掉了知氏，三国共分了知氏的领地。
大概是妖祥之气像人的形状，自称是霍太山的神，如同夏朝宫廷的妖象像龙，自称是褒国的两位君王一样。赵简子遇到的妖象像人，自称是天帝的使者。
根据什么知道不是霍太山的神呢？
解释说：太山，是地的形体，好比人有骨节一样，骨节怎么会成为神呢？
如果霍太山有神，这个神应该像霍太山的形状。
为什么呢？
人们认为鬼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它的形象如同活人的形象。
现在霍太山又广又长与人不相同，而它的精神却和人没有一点不同。
和人没有一点不同，那就不是山神而是鬼类似于人。
鬼类似于人，那就是妖祥之气构成的了。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荧惑星侵犯心宿，有星从天坠下来，到地上变为石头。有老百姓在这块殒石上刻字： 始皇当死国土分裂。
始皇听见这件事，命令御史追查，没有人承认，就把住在殒石旁的人全部抓来杀掉，随着烧毁了这块殒石。秋天，秦始皇的使者在晚上从关东路过华阴平舒，有人拿着一块璧拦住使者，说： 请为我把璧赠送给镐池君。
随着又说： 明年祖龙要死了。
使者想问这件事，忽然这个人就不见了，留下那块璧就离开了。
使者献上璧并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报告了秦始皇。秦始皇沉默很久，说： 山鬼只不过知道一年以内的事情。 于是又说： 祖龙 是人的祖先。
让御府官来看这块璧，原来是二十八年出巡时沉入江中的那块璧。
第二年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梦见与海神交战，海神像人的形状。
这怎么解释呢？
解释说：这些全是秦始皇将要死去而出现的妖象。
始皇梦见和海神交战，很愤怒，就乘船入海，等候射杀象征海神的大鱼，从琅邪山直到劳山、成山都没有看见大鱼。
到了之罘山，回来时看见了大鱼，射死一条大鱼，于是沿着海岸向西航行到达平原津渡口秦始皇就病了，到了沙丘秦始皇就死了。
当天上的星坠下之时，荧惑出现妖象，所以殒石旁的家人刻写字在殒石上，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让人刻石的，刻的字是 始皇死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教人这样刻的。
如同世间上的童谣，不是儿童所编造的，是 阳气 诱导他们唱的。
凡是妖象出现，有的是像人形的鬼，有的是人像鬼而活动，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晋公子重耳逃亡别国，在路上断绝了粮食，向耕田的人乞讨饭食。
耕田的人献上一块土给公子，公子很冒火。
咎犯说： 这是吉祥的征兆，是上天赐给你土地。
事后公子重建国家收复了国土，完全像咎犯所讲的一样。
齐国的田单守卫即墨城，想欺骗燕军，说 有天神下来帮助我。
有一个人上前说： 我可以成为神吗？
田单退走两次拜他，侍奉他为神，终于把神从天上下来帮助齐国的话传到了燕军那里。
燕军相信齐国有神帮助，又看见牛身上好像有五色花纹，于是更加相信而害怕，燕军被攻破吃了败仗。
田单终于获胜，又收复了被侵占的国土。
这是人像鬼的妖象。
秦始皇的使者路过华阴，有人拿着璧拦在路上，又放下璧而离去，是妖气构成的鬼像人的形状。
沉璧在江中，是想祈求福佑。
现在水神把璧归还秦始皇，是表示他不接受礼物，秦始皇就不可能获得福佑。
这块璧，像从前沉于江中的那块璧，其实并不是同一块璧。
用什么证明它呢？
根据鬼像人的形状而出现，它并不是真实的人来证明。
有人看见鬼像是某个活着的人，一定会去问这个活着的人，这个活着的人并没有与自己见过面，是妖气构成的鬼像人的形状。
妖气构成的鬼像人的形状，那么它所拿着的璧，就不是真的璧。 祖龙死 ，说的是秦始皇。
祖，是人的祖先；龙，是君王的象征。
人和物都是类似的虚象，那么所预言的祖龙死也只是一种比方而己。
汉高皇帝在秦始皇死的那一年，当泗上亭长，押送服劳役的人去骊山。
役徒大部分在半路上逃跑了，高祖随着放走了所要押送的役徒，于是役徒全都走了不再回来。
高祖带着酒意，于夜间在大泽中小道上行走，让一个人走在前头。走在前头的人回来报告说： 前面有大蛇挡在路上，请往回走吧。
高祖醉了，说： 壮士行路，怕什么！
于是往前走，拔剑砍斩大蛇，于是大蛇被分成两截。
小道通了，走了几里路，高祖由于酒醉而躺下来。
跟随高祖而落在后边的人走到斩蛇的地方，有一个老妇人在夜间哭这条蛇。后边来的人问： 老妇为什么事痛哭？
老妇说： 有人杀了我的儿子。
后边的人问： 你的儿子为什么被杀呢？
老妇说： 我的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化成蛇挡在小道上。
现在，赤帝的儿子斩杀了他，所以我痛哭。
后边的人认为老妇说的是妖言，因此想用鞭子打她，老妇人忽然不见了。
这怎么解释呢？
解释说： 这是高祖刚刚兴起威力胜人的祥兆。
用什么来证明呢？
根据老妇人忽然不见来证明。
忽然不见，必不是人，不是人那就是鬼妖了。
由于老妇不是人，就可知高祖斩杀的蛇不是蛇。
说是白帝的儿子，为什么变为蛇在夜间挡在小道上呢？
说蛇是白帝的儿子，高祖是赤帝的儿子，白帝的儿子为蛇，赤帝的儿子却为人。
五帝都是天上的神，有的儿子为蛇，有的儿子却为人。
人和蛇是不同的物类，而他们的父亲都是五帝之一同为天神，这不符合天道。
况且蛇是白帝的儿子，那么老妇是白帝的妻子吗？
白帝的妻子，前后该有随从，白帝的儿子，官员下属应该很多。
现在一条蛇死在小道上，一个妇人在小道上痛哭，说他是白帝的儿子，并不是真实的，就很明白了。
不真实则是虚象，虚象则是妖，是妖那么所见到的东西就不是真实的物，不是真实的物则是阳气了。
高祖斩杀的那蛇不是真实的蛇，郑厉公将要进入都城新郑时，妖气像蛇的形状而相斗。郑国相斗的蛇不是真实的蛇，那么可知夏朝宫廷里出现的两条龙是阳气构成的龙象，是龙象，那么可知郑国子产时互相争斗的龙不是真正的龙。
天道难以知晓，如果不是龙、蛇；那么就是妖象；如果是龙、蛇，那么也还是妖象。
留侯张良槌杀秦始皇，误中随从的车。
始皇大怒，命令搜捕张良。
张良改名换姓逃跑去躲藏在下邳。张良经常闲适从容地在下邳桥上散步游览，有一个老头穿着粗布衣来到张良散步的地方，故意把他的鞋掉到桥下去，看着张良说： 小后生到桥下面去给我捡鞋子。
张良很惊呀，想揍这位老头，因为老头年纪大，勉强忍气到桥下面捡鞋子，接着跪下奉上鞋子，老头用脚接受鞋，笑着离开了。
张良很惊奇。
老头走了一里左右又回来，说： 后生有出息可把本事传给你。
五天以后天刚亮时，和我在此相见。
张良很奇怪，就跪下说： 好的。
五天后天刚亮，张良就去那里，老头已经先在那里了，很不高兴地说： 和老年人约会，迟到，怎么回事呢？回去！
五天后早点来见面。
五天后鸡叫时张良又去，老头又已经先在那里了，又不高兴地说： 又迟到，怎么回事呢？回去！
五天后再早点来。
五天后，张良未到半夜就去了，一会儿，老头来到，高兴地说： 应当像这样啊。
老头拿出一本书，说： 读了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
十三年后，你在济北来见我，谷成山下的黄石就是我。
于是就离开了，没有说其他的话，也不再见张良。
第二天张良看这本书，是一部《太公兵法》。
张良因此很珍奇这部书，熟读这部书。
这怎么解释呢？
这是汉高祖将要兴起，张良成为辅佐的吉兆。
张良隐居在下邳，仰强扶弱，十年后陈涉等人起兵，沛公占领下邳，张良跟随沛公，沛公于是以张良为师、将，封张良为留侯。
十三年后，张良随高祖经过济北界，遇到谷成山下的黄石。取回来极尊贵地祭祀它。
等到留侯死时，与黄石同时下葬。
大概吉凶之象很神奇，天地的变化很巧妙，让老头像黄石，黄石像者老头，多么神妙啊！
问道： 黄石真能变老人，老人真能变黄石吗？
回答说：黄石不能变老人，老人不能变黄石。
妖祥之气出现，所以有征兆。
用什么来证明呢？
晋平公的时候，魏榆的石头说了话。
平公问师旷： 石头为什么说话？
师旷回答说： 石头不能说话，是有什么东西凭借石头说话。
如不是这样，就是老百姓听错了。
石头不能说人的话，那么也就不能变成人的形状。
石头说话，与秦始皇时候殒石坠落在东郡，老百姓在石头上刻字，没有什么不同。
雕刻出来就是文字，说出来就是言辞。
言辞与文字，实质上是一样的。
老百姓雕刻文字，气能发出语言，老百姓与气，性质是一样的。
石头不能自己刻自己，那么也就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那也就不能变成人了。
《太公兵法》是阳气构成的虚象。
根据什么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呢？
根据老人不是真实的人，可知书也不是太公的书。
阳气能构成像活人的形状，那么也能构成像太公之书那样的书。
问道： 气没有刀笔，用什么写成文字呢？
回答说：鲁惠公的夫人仲子，生下来就有字在她的手掌上，字是 为鲁国君的夫人 这几个字。
晋唐叔虞有文字在他的手上，字是 虞 字。
鲁成季友有字在他的手上，字是 友 字。
三个人手掌上的字是天生就有的；老人所传的书，是阳气自然形成的。
天生就有的，气自然形成的，和那些童谣是儿童口里自己说出来的，没有什么不同。
倘若童谣，不知是谁传授的，是儿童口中自说的。
童谣由口中自说，手上的文字自然形成，都象是有什么东西造成的。
从这里推测知道太公钓得一条大鱼，剖开鱼得到一本书，书上说： 吕尚将封在齐 ，以及周武王得到白鱼，喉下有文字： 把天下给姬发 ，大概都不会是虚假的了。
由此又考察《河图》、《洛书》上所说的国家的兴衰存亡、帝王的兴起，确实有那些文字了。这些全都是妖祥之气构成的，是吉凶的征兆。


《礼记》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山川，卿、大夫祭祀五祀，士及平民祭祀他们的祖先。对祖先、土地神及谷神的祭祀，是从天子一直到平民都要举行的。
《尚书》说： 于是对上天进行 类 祭，又祭祀天地四方，祭祀山川，遍祭群神。
《礼记》说： 舜时把黄帝作为远祖来祭祀而以帝喾配祭，把颛顼作为始祖来祭祀而以尧配祭；夏朝也把黄帝作为远祖来祭祀而以鲧配祭，把颛顼作为始祖来祭祀而以禹配祭；商朝把帝喾作为远祖来祭祀而以冥配祭，把契作为始祖来祭祀而以汤配祭；周朝把帝喾作为远祖来祭祀而以稷配祭，把文王作为始祖来祭祀而以武王配祭。
在大坛上烧柴以祭天，在大折下埋祭品以祭地，祭天地都用纯赤色的小牛作为牺牲。
埋少牢在大昭下以祭四时；在坎坛禳祈以祭寒暑；在王宫祭日：在夜明祭月，在幽祭星，在雩祭水旱，在四坎坛祭四方。
山林、川谷、丘陵能生出云，产生风雨，出现怪物，都称为神。统治天下的帝王祭祀百神。
诸侯拥有封地就举行祭祀，失去了他的封地就不祭祀。
这些都是法定的祭祀，是礼所规定的正常制度。
君王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侍奉天，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侍奉地，根据人间侍奉父母的事例来类推，所以也就有了对天地的祭祀。
祭祀山川以下诸神，用意在于报答它们的功劳。
根据活人有功劳就获得奖赏的道理，鬼神有了功劳也应祭祀它们。
山中涌出云雨来滋润万物，六方游神居处在六合之间，辅助天地的变化，君王尊重它们而祭祀它们，所以称为六宗。
祭祀社稷神是为了报答它们生育万物的功劳。祭祀社神是报答它生育万物，祭祀谷神是报答它生育五谷。
进行五祀，是报答门神、户神、井神、灶神、室中霤神的功劳，门、户是人们出入的地方，井、灶是供人饮食的处所，中霤是人依托和居住的地方，五种神的功劳相等，所以都应当祭祀它们。
有的传上说： 少昊有子孙四人，名叫重、该、修、熙，他们确实能管理金、木和水。
假如重任句芒，该任蓐收，修和熙任玄冥，世代不变它们的职位，于是完成了少昊传下来的功业，这就是报答木正、金正、水正功劳的祭祀。
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当火官；共工氏有个儿子叫句龙，当土官，这就是报答火正、土正功劳的祭祀。
后土是社神。
后稷是田官。
有烈山氏的儿子叫柱，是谷神，夏朝以前一直都祭祀他。
周弃也是谷神，从商朝以来一直都祭祀他。
《礼记》说： 烈山氏拥有天下，他的儿子叫柱，能种植百谷。
夏朝衰落，周弃接替了柱，所以把他当谷神来祭祀。
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安定九州的土地，所以把他当土地神来祭祀。
有的传说： 炎帝造火，死了就成灶神。
禹历尽辛苦治理天下水患，死了就成土地神。
《礼记》说： 帝王为百姓规定了七种祭祀，祭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
诸侯为封国规定了五种祭祀，祭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公厉。
大夫规定了三种祭祀，祭族厉、门、行。
適士规定了两种祭祀，祭门、行。
庶人规定了一种祭祀，或祭户神，或祭灶神。
对社稷、五祀的祭祀，没有具体的规定，都是为了思念它们的功德，不忘记它们的功劳。
心中思慕鬼神，因此供给鬼神吃喝。
思慕鬼神的人就祭祀它们。
自从夏禹兴建社坛、稷坛祭祀后稷，其后这些祭祀就全都废除了。
汉高祖四年，诏令天下祭祀灵星；七年，又令天下祭祀土地神和谷神。
对灵星的祭祀是由于天旱而求雨，照礼来说这种祭祀的旧名称叫雩。
举行雩祭之礼，是为老百姓祈求降下滋润谷物的雨水，祈求谷物有好收成。
春天祈求降雨，秋天祈求有收成，一年祭祀两次，这是由于重视谷物的缘故。
春天在二月里祭祀，秋天在八月里祭祀。
所以《论语》上说： 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做好穿上了，相约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
暮春时节，是四月份。
周历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
二月的时候，龙星初次出现，所以《左传》上说： 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
龙星出现的时候，节气已经到了惊蛰，所以又说： 到了惊蛰就举行雩祭。
春天求雨的祭祀被废除了，秋天求雨的祭祀仍然保存下来，所以社会上常年举行对灵星的祭祀，到现在一直不间断。
祭祀的名称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世人不明白；祭礼废除不用了，所以儒者不知道。
世儒考察祭礼。不知道为什么祭祀灵星，因为它难懂也就不知道怎么解释，由于皇帝称它叫 明星 ，根据明星这一名称，就把它解释为 岁星 。岁星，与东方相配属。
东方与春天相配属，春天掌管生长万物，因此祭祀岁星，是祈求春天之福。
四季对万物生长都有贡献，只在春天祈求，是因为重视根本尊重一年的开始。
如果真像儒者说的那样，求春之福，反而在秋天祭祀，这就不是祈求春天之福了。
《月令》中规定在春天祭户神，在秋天祭门神，各自根据合适的季节祭祀。
如果有人在秋天祭门神，却说是祭户神，评论的人能同意这种说法吗？
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明星就不是岁星，而是龙星。
龙星在二月出现，就举行春雩祈求滋养谷物的雨水；龙星在八月将要看不见了，就举行秋雩祈求谷物有收成。
有的儒者可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他们的话不是凭空说的。
春雩废除了，秋雩兴起了，所以秋雩的名称，自然就像是对明星的祭祀了，实际上它应该叫灵星。
灵星是神，神，讲的就是龙星。
众神指的是风伯、雨师、雷公之类的神。
风摇动万物，雨滋润万物，雷震动万物，四季使万物生长、成熟，寒暑使万物发生变化。
日月星辰，是人们所瞻仰的，水旱灾害，是人们所憎恨的。
四方，是气产生出来的处所。
山林川谷，是老百姓取得资财的地方。
这就是百神的功劳。
大凡祭祀的道理有两点：一是报答功劳，二是敬奉祖先。
报答功劳是为了勉励尽心尽力的人，敬奉祖先是为了尊崇有恩德的人。
尽心尽力受到勉励，恩德受到尊崇，功业树立教化广布，是圣王的职责。
所以 圣王制定了祭祀的标准，凡制定法律能在民间施行的人就祭祀他，凡勤劳国事而死的人就祭祀他，凡有战功安定国家的人就祭祀他，凡能防御大灾害的人就祭祀他，凡能抵御大祸患的人就祭祀他。
文王用文治，武王用武功，除掉了百姓的灾祸。
所有这些功业，普遍地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依靠了他们的力量，所以祭祀报答他们。宗庙供奉的祖先，是自己的亲人，他们活着的时候有赡养他们的道义，死亡后按礼不能背弃他们，所以举行祭祀，表示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对待他们。
根据人间的事例来侍奉鬼神，依照对待活人的道理来侍奉死人。人有赏赐功劳供养亲人的道理，因此也有报答恩德祭祀祖先的道理。
孔子养的狗死了，派子贡去埋狗，并说： 我听说，破旧的帐幕不丢掉，是用来埋马；破旧的车盖不丢掉，是用来埋狗。
我贫穷，没有车盖，对于狗的埋葬，也要给它用席子，不要让它的头陷在泥土中。
延陵季子路过徐国，徐国国君喜欢他的剑，季子因为正要出使到中原各国去，所以没有答应把剑赠送他。
季子出使回来路过徐国，徐国国君已经死了。季子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坟墓的树上。
驾车的人问： 徐君已经死了，剑还赠给谁呢？
季子说： 先前我心里已答应赠剑给他了，难道能够因为徐君已经死了的缘故而违背我的本心吗？
于是就挂剑在坟墓的树上而离开了徐国。
祭祀为报功，用意就同孔子埋葬所养的狗一样；祭祀是为了不背弃祖先，报答恩德就同季子挂剑在坟墓的树上一样。
圣人知道祭祀的意义是这样，可是祭祀前还要斋戒，祭祀时还要严肃恭敬，好像真有鬼神一样，连续不断地举行祭祀，好像鬼神真能消祸降福一样。
实际上这是尊重祖先的恩德和前人的功绩，殷勤地厚爱他们，未必有什么鬼神来享用祭品。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用吃饭时祭地这件事就可以证明。
人们将要吃饭时，先谦让，表示应当先祭地。
孔子说： 即使吃的是粗米饭蔬菜汤，也必定要拿出一点来祭一祭，而且一定要像斋戒那样诚心敬意。
《礼记》上说： 伺候君王吃饭，君王要让他先祭祀，然后才吃饭。
吃饭前祭地，就像礼所规定的各种祭祀一样。
吃饭之前也可以不祭祀，礼所规定要祭的各种神，也可以不祭祀。
饮食之祭和诸神之祀实质上是一样的，使用祭品的耗费也是相同的。
知道祭地并没有什么神，但是还要说各种祭祀都有鬼，这是不懂得类推的缘故。
经传上记载的，贤者所记载的，尚且没有鬼神，何况没有写在书上的呢！社会滥祭不该祭的鬼，迷信他们有神灵能造成祸福。
喜好法术求仙的人，不吃谷食，和一般人吃的不相同，是想身心清洁。
鬼神比仙人更清洁，怎么会跟人吃同样的东西呢？
评论认为人死后是没有知觉的，他的精神不会变成鬼。
假使有变成鬼的，和人吃的就不一样。
吃的东西不同就不肯吃人的食物；不肯吃人的食物就对人无所求；对人无所求就不能给人造成祸福。
大凡人有喜怒，在于对所追求的东西得与不得。
得到就欢喜，不得就愤怒。
欢喜就施恩而成福，愤怒就发怒而成祸。
鬼神没有喜怒，那么即使经常不断地进行祭祀，长时间地废弃而不进行祭祀，对人又会有什么祸福呢？


一般人迷信祭祀，认为祭祀的人一定有福，不祭祀的人一定有祸。
因此生了病就占卜是什么鬼神在作怪，知道了是哪种鬼神在作怪就举行祭祀，祭祀结束心中疑虑就消除，疑虑消除病也好了，却固执地认为这是祭祀的作用，而不断地尽力去祭祀。
认为死人有知觉，鬼神能饮食，好像招待宾客一样，宾客高兴，就报答主人的恩情了。
他们举行祭祀，这是对的；相信鬼神能享受供物，那就错了。
实际上，祭祀的意义，只是主人自己尽到对鬼神报恩和表示殷勤的心意罢了，鬼神未必会享受供物。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如今祭祀的目的是为了报答被祭者的功德，乃是遵循活人报答恩义的办法而已，其实鬼神哪里会享受供物呢？
现在所祭祀的是死人，死人没有知觉，是不能吃东西的。
根据什么确知受祭祀者不能享用供物呢？
天是实体，与地相同。
天上有各种星宿，地上有住宅房舍。
住宅房舍依附在大地的形体上，各种星宿依附在天的形体上。
形体具备，就有口，才能吃东西。
假使天地有口能吃东西，应该把上供的食物都吃光。如果没有口的话，那也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是气了，如同云雾一样罢了，也就不能吃东西。
如果天地的精神，就像人具有的精神一样，就人的精神来说，怎么能吃喝东西呢？
中等人的身体高七八尺，身大有四五围，要吃一斗食物，喝一斗汤，才能饱足，吃得多的要三四斗才够。
天地的广大，要以万里来计算。圜丘上面，一头小牛犊，加上谷物、麦芽糖和肉汤，不过几斛而已，用这点东西给天地吃，天地怎么能吃得饱呢？
天地的想法就同人的想法一样，人吃东西不饱足，就会埋怨主人，不会用恩德来回报他。
一定要说天地确实能吃得饱，那么古代郊祀的人就对不起天地了。
大地上的山，好比人身上有骨骼；大地上的水，好比人身上有血脉。
所以人吃喝得肠胃饱满了，那么骨骼和血脉因此也就强健旺盛了。
现在祭祀天地，那么山川也随天地而吃饱了。
如今又另外祭祀山川，认为是不同的神，这样就等于说人吃完了，还要让骨骼和血脉再吃。
祭祀社稷，是为了报答它们生育谷物的功劳。
万民生长在天地之间，好比毫毛生长在人体上一样。
祭祀天地，那么社稷也包括在其中了，君王尊重社稷，所以又另外祭祀。
一定要认为社稷神灵，这等于说人吃饱后皮肤和肌肉还要再吃东西。
五种祭祀的对象起初都来源于土地，门、户是用土和木造成的，土和木生于地上，井神、灶神、室中霤都属于地，祭祀土地，五祀都包括在其中了，君王尊重五祀，所以又另外祭祀。
一定认为五祀的对象有神灵，这等于说人吃完了，还要再给身体的其他部分吃。
风师、雨伯、雷公，是一般的神。
风，好比人有呼吸；雨，好比人有精液；雷，好比人有腹鸣。风、雨、雷都附于天地，祭祀天地，三者都包括在其中了，君王尊重这三者，所以又另外祭祀。
一定认为风、雨、雷有神灵，那么人的呼吸、精液、腹鸣都应当再吃东西了。
日月，好比人有眼睛；星，好比人有毛发。
日月星依附于天，祭祀天，日月星辰都包括在其中了，君王尊重日月星，所以又另外祭祀。
一定认为日月星有神灵，那就是说人吃完了，又让眼睛和毛发再吃东西。
宗庙，是祭祀自己祖先的地方。
祖先活着的时候，谨慎恭敬地供养他们，祖先死了以后对他们也不敢不虔诚，所以举行祭祀，遵循侍奉活人的道理去侍奉死去的祖先，表示不忘记祖先。
五帝三王郊祭黄帝、帝喾之类，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德，尊重他们的辛劳，不敢忘记祖先的功德，未必有鬼神真能享用供物。
不能享用供物，就不能成为神；不能成为神，就不能赐福，也不能为祸。
祸福的产生，由于鬼神的喜怒；喜怒的发生，由于鬼神的腹肠。
有腹肠的就能吃喝，不能吃喝就没有腹肠，没有腹肠就不能产生喜怒之情，不能产生喜怒之情就无从造成祸福了。
有人说： 鬼神只是吸取供品的香气，不能吃供品。
吸取香气与吃喝，是同一回事。
用口吃供品，也用口吸供品的香气。
没有腹肠就没有口，没有口，就无法吃东西，也就无从吸取香气了。
根据什么证明它们不能吸取香气呢？
根据人们祭祀时出现了差错，而鬼神却不能立即惩罚他们就可以作为证明。
吸取香气不用口就用鼻，口鼻能吸取香气眼睛就能看见供品，眼睛能看到供品手就能接触供品。
现在手不能接触供品，就知道口鼻不能吸取供品的香气了。
有人反驳说： 宋公鲍的身体有疾病。
主祭官名叫夜姑，曾奉命从事祭祀厉鬼的事。
厉鬼拄着船桨对夜姑说： 为什么你上供的谷物不丰厚？
为什么你上供的蒭牲不肥大？
为什么你用的圭、璧不符合标准尺寸？
是你的罪呢？
还是宋公鲍的罪呢？
夜姑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宋公鲍本人还年幼，在襁褓之中，没有参与过问这件事。
确实是我在主管此事。
厉鬼举起船浆打夜姑，夜姑死于祭坛下。
难道这不是鬼能说话能用手打人的证明吗？
我以为：夜姑的死，未必是厉鬼打他造成的，而是当时命里注定他该死。
妖象以厉鬼的形象出现，像鬼的形体就像鬼的说话，像鬼的说话就像鬼而打人。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鬼，很神灵，很神灵就能预先知道。
预先知道就应当亲自看到谷物不丰厚，圭璧不合尺寸，牺牲的瘦小，就可用以这些理由去责备夜姑，用船浆打他就行了，用不着要事先提问。
事先提问，是不能预知的证明；不能预知，是不神灵的证明。
不能预知不神灵，就不能现形说话，用船浆去打人。
夜姑是正直的臣子，把罪过归到自己头上了，所以鬼打了他。
如果他不正直而把罪过推到宋公鲍身上，那么厉鬼又会用船浆去打宋公鲍了。
况且祭祀不周全，鬼神发怒就会现出形体，因此而杀死掌管祭祀的人。
如果祭祀的礼节周到鬼神高兴了，肯显现形体而把食品赐给主祭的人吗？
人有喜怒，鬼神也有喜怒。
人不会为有发怒的事而使自身存在，也不会为有高兴的事而使自身消失，厉鬼的怒，表现为显露形体而进行惩罚。
宋国的祭祀，必定有符合礼节的时候，为什么鬼神不显现形体而赏赐他们呢？
鬼神的喜怒与人不同，那么鬼神的赏罚也与人不相同；赏罚与人不一样，那么关于厉鬼怒击夜姑的说法，就不可信了。
况且所谓 歆 ，是吸入供品的香气；说话，是呼出气息。
能吸入香气就能说话，好比能吸就能呼一样。
如果鬼神能吸入香气，就应当在祭祀坛上说话。
现在不能说话，可知鬼神不能吸入香气，这是第一点。
凡能吸入香气的，口鼻是通畅的。
假使鼻子堵塞不通，口紧闭不张开，就不能吸入供品的香气了。
人死了，口鼻都腐朽了，怎么能又会吸入香气了呢？
这是第二点。
《礼记》上说： 人死了，就会被人厌恶。
死人与活人属于不同类，所以人们厌恶死人。
死人变成尸体不会动，很快朽败灭亡，他的身体与活人的不相同，那么知觉也就不能和活人相通了。
身体不同，知觉不通，他们的饮食就与活人不一样了。
胡、越是不同的族类，口味大不相同。
死人与活人的差别，不仅仅是胡人和越人的区别了。
由此说来，死人不会吸取供品的香气，这是第三点。
当人睡觉的时候，放置食物在他的旁边，他是不能知道的。
睡醒了才知道食物在旁边，知道了才能去吃食物。
死人，是长卧不醒的人，怎么会知道吃东西呢？
死人不能享用供物的香气，这是第四点。
有人反驳说： 祭祀时鬼就来享用祭品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为：这是说他准备祭品又认真又整洁，谷米清香牺牲肥大，人面对着见到这些东西，就想吃这些东西。
拿自己的想法去推知鬼神的想法，认为鬼神如果有知觉，必定会享用这些祭品，所以说 鬼来享用祭品 。
反驳说： 《周易》上说： 纣王杀牛上供，不如周文王用素菜祭祀。
说纣王不如周文王，是说纣王上供的牲畜大却福少，而周文王的祭品少却福多。
现在讲鬼不吃供物，那么又依据什么来知道它所赐的福有多少呢？
我以为：这也是讲准备供品认真不认真，整洁不整洁的问题。
纣王杀牛祭祀，却没有尽到礼节；文王用素菜祭祀，却竭尽了他的诚敬。
礼节没尽到，人们就要非议他；礼节虔诚地尽到了，人们就会赞扬他。
受人赞扬，那么他兴办事情赞助的人就多；遭人非议，那么他的言行就会遭到反对。
遭到反对，好像是祭祀不被鬼神享用而带来的灾祸；赞助的人多，好像是祭祀被鬼神享用而带来的福祐。其实并非鬼神由于祭祀好坏的缘故而有喜有怒。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假如鬼是神灵的，不应当等人们上供才吃，等人们上供才吃，这是不神灵的表现。
如果鬼神真的享受祭祀，因为祭祀而带来祸福，那么你说鬼神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是鬼神自有储备呢？还是以人们上供与否作为饥饱的条件呢？
如果自有储备，储备必然和人的不同，就不该吃人的食物。
如果没有储备，那么就要人们每天早晚都祭祀才行。
有时祭祀有时不祭祀，那么鬼神就会有时饥饿有时饱足，时而饥饿时而饱足，那么鬼神就会时而愤怒时而欢喜了。
况且病人看见鬼，以及睡梦中与死人相见，鬼都像人的形状，所以祭祀时摆的祭品和人吃的东西一个样。
根据鬼要吃饭的道理来推论，那么鬼也该有衣服，所以又用丝绸给鬼做衣服，以仿效鬼活着时的仪表。
用如同活人吃的食物来祭祀，活人想吃这些东西，也希望鬼能享用这些祭品。
给鬼做衣服长短不过一尺或五六寸。
让所见到的又高又大的鬼神来穿一尺长短的衣服，难道鬼会高兴而给人们带来福祐吗？
认为所见到的鬼果真是死去的人吗？
那么给它做衣服就应该像活人的衣服一样。
如果所做的小衣服鬼真的穿上它吗？
那么所见到的鬼就该像偶人的样子。
这样说来，世人所见到的鬼并不是死人的神变的，或许穿这种衣服的神并不是所见到的鬼。
鬼神是什么还不能肯定，就用丰厚的礼节去侍奉它，怎么会得到鬼神的福祐而对它坚信不疑呢？


有人说： 士人的议论高明，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
回答说： 人要具备文和质两个方面才算完美。
物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有只结果不开花的。
《易》上说： 圣人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
说出口就成了语言，把简札编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辞书写出来，真实的情感就显现了。
体现德行的文采，就是社会的服饰。
只见之于文字叫 文 ，实际去做叫 德 ，装饰在衣上叫 服 。
所以说：道德越高的文饰就越多采，道德越明显的文饰就越鲜明。
官大位尊的人道德丰盈，他的文饰就鲜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饰就华丽。
官高位尊文饰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饰就丰盛。
华丽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卧床，让儿子把这种席子换掉。
由此说来，以穿的服饰来区别贤人，贤人是以文采的多少来区分高低。
愚昧杰出不能分别，必须要靠文采来判断。
不仅人类是如此，万物也都是这样。
龙的鳞上有花纹，在蛇类中是神物；凤的羽毛有五色，在鸟类中是首领；老虎威猛，毛色花纹很多；龟智慧，背甲上有花纹。这四种动物的躯体花色华丽，在动物类中是圣贤。
如果山没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长草木，就是潟土；人没有文采，就是无用的人。
土山上不会有麋鹿，潟土上不会生五谷，人没有体现德行的文采就不会是圣贤。
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阴阳二气协和，圣贤承受此二气，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
祥瑞吉兆，没有不以文采来显现的。
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们生下来就很奇怪，有字样在他们手上。
张良命该显贵，出逃时与神人相会，黄石老人授以兵书，终于被封为留侯。
黄河神异，所以出现河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洛书。
书籍所记载的怪奇的事物，不会出现在小水坑中。
物以文采为外表，人以文采为根基。
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贡就讥讽他。
认为文采不足为奇的，是棘子成这类人。
能著书立说的是文儒，能解释经书的是世儒。
两种儒生同在社会上，不知哪一种更优些。
有人说： 文儒不如世儒。
世儒解释圣人的经书，解释贤人的传述，意义道理广博，没有不见实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职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经博士，聚集了许多门徒，招引会集了千里之外的学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于后代。
文儒发表的是华而不实的议论，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没有固定的官职，不见他们有一个弟子门徒，他们本人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学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
回答说：并非如此。
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
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
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
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
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著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著述。
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
考察古代贤能的人著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
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
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
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
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
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
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
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
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
有人说： 从事著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罢了，不一定是他才智出众不同于平常人。
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
如果让从事著述的人，总揽各方面的事，掌管国境之内的职责，心情急切忙忙碌碌，他还有什么空闲去从事著述呢？
假使让一个平庸的人把闲暇时的思虑积累起来，也能写出八十多篇文章。
周文王忙于政务太阳偏西也没有空吃饭，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来接待客人，还有什么空余时间悠闲自在地用笔在简札上写出美丽的文章呢？
孔子写成了《春秋》，是因为没有被周天子重用。
司马长卿因为不能参预公卿的事务，所以能写成《子虚赋》。
扬子云因为只当了中郎这样一个闲官，所以才能写成《太玄经》和《法言》。
如果孔子能当上君王，《春秋》就写不出来；假如司马长卿和扬子云做了丞相，《子虚赋》和《太玄经》就不会有如此的巧妙。
回答说：周文王忙得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空去吃饭，这是为推演《易》和增加卦数。
周公洗一次头要中断三回，这是忙于为周朝改订法度和制礼作乐。
周朝的礼制不败坏，孔子就不会写作《春秋》，并不是因为他有空闲时间来思考，而是因为周代的礼制已经不完备，不能再沿用了。
他承受了天地的文采，发自内心而写作，哪里是闲着无事而写作以免荒废日月呢？
这乃是对虚妄有所感触而引起的，就像水源会流淌热气会蒸腾一样非写不可。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致于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商鞅辅佐秦孝公，为秦国开创了帝王之业。
然而他们两人写的书，也有几十篇之多。
司马长卿和扬子云，也是管仲、商鞅这类人。
由于他们都有所感触，因此才干不相上下；才干相同，因此学问相当。
他们都在做官而又各自著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空闲。
过问的事情越多见识也就越广博，官务越繁忙见识也就越深厚。
居住的地方不幽静文思就不会到来，文思不来下笔就不流利，顽固愚笨的人，有幽室供他思考，即使他无所忧虑，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
人才有能与不能，而不在于有没有空闲。
有缺乏才智而不能思考的人，没有具备才智而不能写作的人。
有才智很高想写作而无所缘起的人，没有才智很低而由于有空闲就能记录成文的人。
大概奇才有无从下笔的，没有不会写作的，有看不到的，没有缺乏功夫进行写作的。
有人说： 凡是著书立说的人他的精力智慧已经穷尽，居官位就不能胜任职责。
大约人的思想偏重于某个方面，那么精力也就会在这方面用尽。
著书立说的人，写的东西精深奇特，他的才智已经到了极限，他的智慧已消耗殆尽。
考察古代著书立说的人，大多处在闲散无事的地位；至于辅佐将要倾覆的社稷，安定将要危亡的国家，这不是著书立说的人所能做到的。
有所推动，有所坚持，就会有所开端，写出成百篇的文章来。
吕不韦写《吕氏春秋》，全家流放四川；淮南王作《淮南子》，遭祸至全家被处死；韩非著《韩非子》一书，自己被害死在秦国的狱中。
自身尚且不能保全、怎么能辅佐国家呢？
在那方面有所擅长，在这方面怎么能不有所不足呢？
精通写文章，怎么能不在政治上有所不足呢？
回答说：人有优的地方，必然也有劣的地方；人有工巧的时候，必然也有笨拙的时候。
并不是由于低劣，而是心思没放在这方面；并不是由于笨拙，而是精神没有集中于这方面。
心中存有某种志向，就会连泰山也看不见；思想达到了某种境地，自己就没有空闲来有所谋求。
世人称赞干将的锋利，但它能刺就不能砍，能砍就不能刺，不是剑刃不锋利。而是同时不能起两种作用。
用蛢弹雀就不能同时弹■，用弓射鹊就不能同时射雁；方和圆不能同时都画成，眼睛向左右看不能同时两边都看见，一个人如果同时做两件事，结果一件事也做不成。
如果干将不用来刺而改为砍，不用蛢射鹊而改为射雁，就一定能砍下来，一定能射中而不会失误了。
人如果放弃他的写作，专心搞政治，那么子产和子贱的事迹就不值得一比了。
古代著书的人，很多都是能建立功业的人，只是没有受到重用。
管仲和晏婴，功业和著书都有所建树；商鞅和虞卿，文章和政治都有所成就。
汉高祖得天下之后，使用武力治国的主张没有改变，陆贾写出《新语》，汉高祖大体都采用了。
吕氏阴谋篡权，刘氏的天下将要倾覆，如果不是陆贾的政策，汉家帝室就不会得安宁。
有才智的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关键在于他的遭遇如何，如果遇到乱世，就会去建立功业，有所感触，就会以他的才智从事著述。
说出口就是语言，写成字就是文章。
古代凭说话建功的人多，为写文章而遭受败家灭族的人极少。
吕不韦、淮南王是由于别的事而犯罪，不是因为著书才有罪的。让门客来写书，自己并不写，即使不写书，也仍然要蒙受灾祸，灾祸害人，从古至今接连不断，不一定都是在写作上才智穷尽了的人。
邹阳在狱中上书，被梁孝王免去了罪；徐乐给汉武帝上书，自己被拜为郎中。
才智能以文章的形式有功于人，为什么要怀疑它不能保护自身呢？
韩王安如果早点听从公子韩非的意见，国家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至于韩非的死，是因为李斯嫉妒他才能出众，并不是由于他著书才智竭尽，不能在政治上再有作为的缘故。
春天植物受到伤害，有的因此而死了；有些被摧残过的植物如果不再受伤害，到秋天也会长大成熟。
如果韩非不死的话，秦王朝的前途就很难说了。
所以有才学的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受人尊敬，却不能使别人必定效法自己；能够使自己的议论切实可行，却不能使别人必定采纳自己的主张。
有人说： 从古到今写书的人不止一个，各自牵强附会失去了经传的真实内容，违背了圣人的本质意义，所以称之为残缺之物，把它比作玉屑。
因此说： 残缺之物装满车，不能成为什么学说；玉屑装满箱子，不能成为什么宝物。
前人最接近圣人，还被称为残缺之物，何况远离圣人随前人之后重新来写书的人呢？
他们的著作必定是愚妄的，他们的言论必定是不贤明的，怎么能够采用而用来施行呢？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作传，要阐述著书人的本意，采集圣人的遗志，所以经必须要有传来解释。
都是贤人所写的，为什么偏认为经传是对的，而其他的书和记都不对呢？
那些可以见到的经传以及解释经的文章，说明经必须要传才能解释清楚，所以说它们是对的。
其他书与传上的解释不相符合，别创一说，所以说它们不对。
像这样的话，以五经作为是非标准，假如说的话不符合五经，即使完全正确，也不会被人听信。
假使五经从孔子门中出来，至今毫无残缺散失，称得上是纯粹完整的东西，相信它是可以的。
现在五经已经遭受了秦朝的糟踏，受到李斯主张的触犯，焚烧并禁止流传，伏生这类人，怀抱经书深藏在山中。
汉朝兴起，征收五经，经书残缺散失而下落不明，篇章亡佚散失而不完备。
晁错这类人，各按自己的想法，分割拆散文字的本意，师徒相继沿袭传授，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
秦朝无道义，所以就败乱了。
秦朝即使无道，并没有烧诸子的著作。
诸子的著作，文章篇目全都存在，可以阅读用来纠正各种言论，可以拿来给后人看。
后人重新写书，就和前人创作一样。
都博学而有智慧，全是史书所称道的，文义与经书不相上下，为什么单认为诸子的著作偏离了经书的真实呢？
由此说来，经书残缺而不完整，诸子百家的书没有散失不全的，而经书反而有遗失的篇目。
分析比较二者，谁是支离破碎的呢？
《易》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写成的，《诗》是向民间采集而编辑成篇的，《乐》的成书有赖于老百姓的欢愉，《礼》的成文全靠老百姓安乐讲礼节。
四经都有所依据，它的篇章才能写成。
《尚书》和《春秋》，采取了史官的记载。
史官的记载与诸子的著作没有区别，与依据百姓和事象写成的经书是同一个道理。六经的写作全都有所依据。
由此说来，诸子的书是根本，经书则是枝节，枝节偏离了事实，根本却具备了道的实质。
分析比较二者，谁才是玉屑呢？
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
诸子的著述，文句明白，事情真实。
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想求得彻底地理解而去问个一清二楚，一代代师承下去，仍就如此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就不会是通晓古今的人。


大凡论述事理的人，如果违背了事实而不举出证据，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动听，说得再多，大家也还是不相信的。
我论述圣人不能像神一样先知，在先知的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这不只是凭空瞎说，也不只是凭才智类推得巧妙。
我的这种看法是有证据的，而且可以证明事实确实是这样。
有哪些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它呢？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 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要别人的东西吗？
有这样的事吗？ 公明贾回答说： 这是由于告诉你的人把话说过了头。
公叔文子在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笑；符合礼义才索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索取。
孔子说： 难道真是这样吗？
难道真是这样吗？
天下的人，能做到像伯夷那样的廉洁，不拿别人一点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不说话、不笑的人。
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作出正确的判断，心有疑问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彻、非常远，以弄清楚事实，问了公明贾之后才知道了真实情况。
孔子不能先知，这是第一条证据。
陈子禽问子贡说： 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他自己打听来的呢？
还是人们主动告诉他的呢？
子贡说： 他是凭着温良恭俭让这些美德得来的。
温良恭俭让是高尚的德行。
用高尚的德行对待人，人们就亲近他。
人们亲近他，那么人们就会告诉他了。
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是由于人们告诉他才了解政治情况的，并不是神而自知的。
齐景公问子贡说： 孔老夫子是个贤人吗？
子贡回答说： 他乃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呢？
齐景公不知道孔子是圣人，子贡订正了他的名称；陈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么办法知道政治情况的，子贡确定了它的实情。
既然回答齐景公时说 他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 ，那么子贡对子禽也应当说 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 。
就子贡回答陈子禽的话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二条证据。
颜渊饶火做饭，灰尘掉到饭甑里，想放开它不管饭就不干净了，想把有灰的饭倒掉就要糟踏一些饭，所以就把它挑出来吃了。孔子远远地看见了，认为颜渊是在偷饭吃。
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三条证据。
路上有个狂人，把刀戳在地上等着；野泽中有只猛虎，磨着牙在望着。
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
如果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见而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会被狂人杀掉，被老虎吃掉。
匡人包围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该早早地换一条路走，以避开这场灾祸。
孔子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这场灾祸。
以孔子被围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四条证据。
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受到威胁，颜渊最后逃出来。孔子说： 我以为你死了。
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颜渊一定没有遇害，匡人一定没有弄死他。
看到颜渊回来了，才知道他没有死；没有看见他回来的时候，说认为他死了。
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五条证据。
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了的小猪。
孔子探明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见了阳货。
孔子本来是不想见到阳货的，所以既然去拜会，却又打探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这种情况说明孔子坚决不想见到阳货。
可是回来时，却在路上碰上了他。
以孔子碰见阳货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六条证据。
长沮、桀溺两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从旁边经过，派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
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就不该再去询问。
辩护的人说： 这是想考察一下隐士的品行。
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该自己知道，用不着考察。
如果不知道而去问他们，这正好说明他不能先知，这是第七条证据。
孔子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孔子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所以就把他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
别人看见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
大概是因为没找着与他父亲合葬的地方，在临时埋葬他母亲时，礼仪很郑重，所以别人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
邻居邹曼甫的母亲把孔子父亲的坟墓所在地告诉了他，然后才得以把他的父母合葬在防山。
本来在防山就有他父亲的坟地，而孔子却把他的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路旁，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八条证据。
合葬之后，孔子先返回家里。门人后回来，雨下得很大。
孔子问： 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
门人回答说： 防山的墓倒塌了。
孔子不再说什么，门人说了好几遍，孔子才泪流满面地说： 我听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
如果孔子先知，应当事先知道防山的墓会倒塌，等到门人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流着泪等着他们。
门人到家之后才知道墓倒塌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九条证据。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
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才问，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
孔子从来没有进过太庙，庙里的礼器很多不只是一两件，孔子即使是圣人，怎么能都知道呢？
辩护的人说： 太庙里的礼器孔子曾经都见过，实际上他已经知道，然而还要再问一问，这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
孔子说： 有了疑问要想到请教别人。
这是说有了疑难才应该问啊！
如果说 实际上已经知道，还应当再问，以此给人做榜样 ，那么孔子通晓 五经 ，学生们跟他学习，他也应该再去请教一下别人，以此来给人做榜样，为什么孔子只是给学生讲课而不请教别人呢？
不用自己已经知道五经还去请教别人这种行为给人做榜样，唯独以自己已经知道太庙里的礼器而再问别人这种事给人做榜样，圣人的用心，怎么这样不一致呢？
以孔子进太庙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条证据。
主人请宾客饮酒吃饭，或者想请客人住在他的家里。
客人如果听说他家有轻薄子孙，轻薄子孙必定会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还会关上房门，使客人不能留宿。
那么客人会拿定主意，肯定不会再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客人知道被请去了也不会有高兴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劳累和侮辱罢了。
如果去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又白劳累一场受顿侮辱回来，那是因为客人不了解主人的家庭，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
人和具体情况都很难预知，吉凶也很难预料。
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诸侯已经被谗臣所迷惑，是一定不会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还使自己受到侮辱，聘书和召令到了，也应该搁置起来不去应聘。
君子不去做那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不走使自己受到侮辱的路。
不必要周游列国去答应诸侯的聘请，而自取 削迹 的侮辱；不应该白费力气去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主张的君主，而自找 绝粮 的灾祸。
由此说来，孔子似乎并不能先知。
为孔子辩护的人说： 孔子自己知道是不会被任用的，圣人忧虑的是 道 行不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多半是想要辅佐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老百姓，所以才答应诸侯的聘请周游列国，不躲避灾祸和耻辱。
由于他为的是行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遇到灾祸也下怨恨；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为了出名，所以遭受诽谤也不顾忌。
我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孔子说过： 我从卫国到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
这就是说孔子了解当时的形势。
根据什么说他自己知道呢？
鲁国和卫国，是天下执行周礼最完备的国家，鲁国和卫国不能任用自己，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国家会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鲁国作《春秋》，删改编定《诗》、《书》。
以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这件事来说，可以知道孔子将要应聘时，还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
为什么呢？
没有兆象而无从察考，圣人是没有根据来作出判断的。
等到鲁、卫两国不任用自己，这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等到鲁国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道行不通，命也完了，征兆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内心怀着怨恨、沮丧，只好回去冥思苦想。
孔子不停地周游列国，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祷占卜希望病好，因为死的征兆还没有出现，希望能活下去。
这样说来，孔子应聘是因为没有看到彻底绝望的证据，还希望自己能被任用。
等到家中出现了要死人的征兆，占卜的人回头就走，医生也拒绝治疗，这才拿起笔来删定《诗》、《书》。
以孔子应聘周游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一条证据。
孔子说： 鱼类可以钓到，兽类可以射获。
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能乘着云风上天。
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一样吧！
圣人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龙，一个是人，一个是物，龙的活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事，孔子为什么不能知道呢？
如果老子是神，龙也是神，圣人也是神，那么神的活动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他们的精气可以互相沟通，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以孔子不知道龙和老子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二条证据。
孔子说： 闵子骞真是孝顺啊！
别人在他和他父母兄弟之间说不了挑拨离间的话。
虞舜是个大圣人，他在掩盖亲属的错误方面，应该超过闵子骞。
舜的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让他修理谷仓和淘井，打算借机杀害他。
舜应当看出他们有要杀害自己的意思，应该早早地规劝他们预先防止事情的发生，既然无可奈何了，也应该躲开或装病不干。
为什么要使他父亲和弟弟构成谋杀自己的罪名，使人们知道这件事而指责他的父亲和弟弟，以至万世之后还有人在谈论呢？
以虞舜不能预见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三条证据。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续武王的寿命。设置了祭坛，读完了祝文以后，还不知道上天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没有，于是就用龟甲占卜了三次，结果兆象都很吉利。
如果圣人是先知的，周公就应当知道上天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不必紧接着又用龟甲占卜三次。
知道圣人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决定事情，所以周公还要乞求天命，并且把祝文秘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由于天意很难知道，所以三次进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来加以对照。
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于是就根据兆象的指示去办事。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四条证据。
晏子出使到鲁国。使臣在朝堂上不应该小步快走，而晏子却快步走了；君王授与玉时，使臣不应该跪着接，而晏子却跪下来接了。
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去请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去请教晏子。
晏子解释之后，孔子才明白。
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五条证据。
陈贾问孟子，说： 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孟子回答说： 是圣人。
又问： 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武庚，后来管叔等人叛乱了，这两件事都有吗？
孟子回答说： 是有的。
又问： 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乱而派他去的呢？还是不知道而派他去的呢？
孟子回答： 不知道才派他去的。
又问： 如此说来，圣人尚且也有过错吗？
孟子回答说： 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
周公有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孟子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既说周公是圣人，又认为他处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预知管叔会叛乱的。
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六条证据。
孔子说： 子贡不听从天命而去经商营利，他猜测市场行情常常很准确。
孔子责备子贡善于囤积，善于估计物价涨落的时机，多次都能抓住时机，所以赚了很多钱，跟陶朱公一样富有。
由此看来圣人的先知，也不过是像子贡屡次猜中行情一样。
圣人也是根据一定的迹象和征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然后经过判断而得出结论。
圣人见到异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称，是由于学得多而记得住。
圣人巧于推算，善于估计，见识广，记得多，从微小的苗头看到明显的结局，如同根据今天的事物进行推测而预见到千年以后的情况一样，这可以说是才智浩如渊海了。
孔子能够看到细微而不明显的事物，思考问题透彻，是由于他的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才超过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超人的视力，能知道别人所不能知道的情况。
如果看得透彻看得远，听得清楚无所不闻，能与天地交谈，能跟鬼神说话，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那才称得上是神而先知，与一般人大不一样。
但是，现在圣人耳闻目见，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贤人略微高明一点罢了，怎么能说像神一样无可比拟呢？
圣人跟贤人一个样，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称为圣人，那么圣人与贤人只不过是区别才能大小的称呼，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名号。
怎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
齐桓公与管仲商议讨伐莒国，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问管仲说： 我与仲父商议讨伐莒国，还没有行动，国内的人都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管仲回答说： 国内一定有圣人。
一会儿，正好东郭牙来了，管仲说： 一定是这个人了。
于是就派一个管接待的官员把他请到殿堂上，分别按宾主的位置站好。
管仲说： 是您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吗？
东郭牙说： 是的。
管仲说： 我没想要讨伐莒国，你凭什么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呢？
东郭牙回答说： 我听说君子善于谋画，小人善于推测，我是私下推测出来的。
管仲说： 我没有说要讨伐莒国，你根据什么推测的呢？
东郭牙回答说： 我听说君子脸上有三种神色：婚庆喜事时，表露出欢乐高兴的神色；举办丧事时，表露出愁苦哀伤的神色；发生战争时，表露出非常愤怒以致气得四肢发抖的神色。
你的口开而不闭，说的正是 莒 字；你的手臂举起来指，所对着的又是莒国的方向。
我私下想国家小而又不服从齐国的诸侯，大概只有莒国吧！
因此我就这样说了。
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区别事物考察事理，他说 国内一定有圣人 ，是真心诚意地说国内一定有。
东郭牙来了，管仲说 一定是这个人 ，就是说东郭牙是圣人。
如果圣人与贤人根本不是一类，管仲明知当时并没有像黄帝等十二圣之类的人，他就应该说 国内一定有贤人 ，不应当说是 圣人 。
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说 国内一定有圣人 ，这是说圣人能先知。
等到看见了东郭牙，说 一定是这个人 ，是说贤人就是圣人。
东郭牙对事情了解得这样清楚，这和圣人是一样的啊。
有个宾客把淳于髡引见给梁惠王，梁惠王一连两次接见他，淳于髡始终一言不发。
梁惠王对此很不高兴，因此责备那个宾客说： 你赞扬淳于先生，说管仲、晏婴都赶不上他，等到他见了我，我并没有什么收获。
难道我不值得跟他谈话吗？
这个宾客把惠王的话告诉了淳于髡。
淳于髡说： 本来嘛，我前一次见惠王时，他的心思放在远处，后一次见他时，他的心思在音乐上，我因此没有说话。
宾客把淳于髡的话一一汇报给惠王，惠王听后大吃一惊，说： 哎呀！
淳于先生实在是个圣人呀！
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正好有人来献龙马，还没来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来了。
后一次他来，正好有人来献歌手，我还没来得及试听，正巧他又来了。
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那儿。
淳于髡能观察到惠王的心思在远处和音乐上，就是成汤、夏禹那样明察的人，也不能超过他。
一个人的心思藏在心里，从外面发现不了，淳于髡却能知道。
如果把淳于髡这类人看作是圣人，那么淳于髡就是圣人了；如果认为淳于髡这类人不是圣人，那么所谓圣人的明智，又怎么能超过淳于髡对于梁惠王的了解呢？
通过观察面部表情来探测内心的活动，都是由于有所依据才能推测得那么准确。
楚灵王召集各国诸侯，郑国的子产说： 鲁、邾、宋、卫四国不会来。
等到各国诸侯聚会时，这四国果然没有到。
赵尧是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 你手下的御史赵尧将要代替你的职位。
后来，赵尧果然做了御史大夫。
这样说来，四国诸侯不来参与盟会，郑子产是根据情理推断出来的，赵尧做御史大夫，方与公是通过某种状况观察出来的。
推究情理、观察状况，推断未来，都是有所依据而考察出来的。
鲁人公孙臣，在汉文帝时上奏章给皇帝，说汉朝是土德，它的吉兆黄龙该要出现了。
后来，黄龙果然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了。
公孙臣知道黄龙将要出现，是根据乐律和历法推断出来的。
贤圣的智慧如何，事情应该说已经得到验证了。
贤圣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们的先知，是运用各种术数，或者是善于估计和巧妙的推算，并不是圣人凭空就知道的。
神怪与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圣人与贤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们动脑筋想问题互有长短；他们对待事情并没有什么神怪的地方，因而圣和贤这两种名号可以相互更换。
所以，贤、圣是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称号；而 神 却是一种渺茫恍惚无形的事物。
事物不同，性质也不会一样；事物相同，表现也不会是两样。
圣和神的名号是不同的，所以说圣不是神，神也不是圣。
东郭牙因为善于推测所以能知道国家的内情；子贡善于估计所以能够赚钱。
圣人的先知，就是子贡、东郭牙这类人的先知。
圣人既然与子贡、东郭牙相同，那么子贡、东郭牙这类人也就是圣人了，既然如此，圣人与贤人的实质是一样的而只是名号不同，他们之间才能不一定相差很远，智慧也不会成倍相差。
太宰向子贡问道： 孔子是个圣人吧？
他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
子贡回答说： 这本来是上天让他将成为圣人，又使他这么多才多艺的。
将，就是将要的意思。
子贡不说已经是圣人，而说将要成为圣人，是他认为孔子当时还没有成为圣人的缘故。
成为圣人和成为贤人一样，要修养磨炼自己的操行，操行还没有磨炼成功的时候，那只能说是将要成为贤人。
现在子贡说孔子将要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是可以做到的缘故。
孔子说： 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业，三十岁言行合于礼，四十岁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一听到别人说的话，就能辨明是非真假。
从 知天命 到 耳顺 ，学习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达，这是成了圣人的验证。
还没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不能 知天命 ，达到 耳顺 的程度，所以就称之为将要。
当子贡回答太宰的问话时，大概是孔子三四十岁的时候吧。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 我做太子的时候。听说先生有这样的议论，说 做圣人容易 ，有这回事吗？
田诎回答说： 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去做到的。
昭王问： 这么说先生是圣人吗？
田诎说： 没有作出功绩之前就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尧对舜的认识；等到有了功绩之后才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一般人对舜的认识。
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功绩，而王就问我 你是圣人吗？
敢问大王你也是尧一样的圣人吗？
圣人是可能通过学习做到的，所以田诎说做圣人容易。
如果圣人卓绝得与一般人大不一样，是禀受天性自然生成的，那怎么能学呢？
学习做圣人又怎么能成功呢？
田诎说的 做圣人容易 ，未必能够成功；田诎说的 做圣人容易 ，也未必是对的。他所说的 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做到的 ，这大概倒是符合实际的。
圣人可以经过学习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更特殊些罢了，所以贤人圣人的称号虽有区别，但在仁与智方面是共同的。
子贡对孔子问道： 您已经是圣人了吗？
孔子说： 圣人，我达不到，我只是学习从不满足，教人从不觉得疲倦而已。
子贡说： 学习不满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
有仁又有智，您就是圣人了。
由此说来，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孟子说： 子夏、子游、子张，都学到了圣人的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骞、颜渊，他们学到了圣人的各个方面，但程度不深。
这六个人在当时，都具有做圣人的才能，有的略有圣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备了圣人之才而不够高明，然而都称他们是圣人，这说明圣人是可以经过努力学习而达到的。
孟子又说： 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辅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召唤，天下太平时出来做官，天下大乱时退去归隐，伯夷是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君王都可以辅佐，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召唤，局势稳定可以做官，社会动乱也可以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该离开就赶快离开，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
孟子还说： 圣人，是百代的师表，伯夷，柳下惠正是这样的人。
因此，听到伯夷品性的人，贪婪的人廉洁了，懦弱的人也长了志气；听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厚道了，狭隘的人宽宏大度了。
他们兴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后知道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鼓舞的。
难道不是圣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
更何况亲身受到他们熏陶教育的人呢？ 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们称为 圣人 ，说明圣人、贤人同是一类人，可以共用一个称号。
宰予说： 据我看孔子，要比尧、舜贤良得多。
孔子是圣人，宰予应当说 比尧、舜更圣明 ，然而他说 贤 ，正说明圣、贤差不多，所以圣、贤这两个名称可以互相交换。


一般人都存在着侥悻免祸的心理，喜好迷信禁忌，聪明的人也有怀疑，谁也不能核实判断。
因此博学的儒生信从了禁忌之说，而工伎之家占了上风。
宣扬迷信禁忌的书，战胜了经典上的道理；工伎之家的言论，压倒了博学之士的言论。
现在略为据实评论一下，让世人都观看清楚，总起来考核一下是非，使社会上的人都能醒悟。
《移徙法》上说： 搬迁到面对太岁所在的方位不吉利，搬迁到背对太岁所在方位也不吉利。 面对太岁名叫 岁下 ，背对太岁名叫 岁破 ，所以都不吉利。
假如太岁在子位，天下的人都不得往南北方向搬迁，盖房子嫁女娶妇也都要避开这个方位。
人们向东或向西搬迁，或者向四角方位搬迁，互相往来的，全都吉利。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与太岁相触犯，也没有向着与太岁相对的冲位。
如实问一下：避开太岁，是什么意思呢？
要说是太岁厌恶人们搬迁吗？
那么搬迁的人家都会有灾祸。
要说是太岁不禁止人们搬迁，只是厌恶人们抵触它吗？
那么在路上往南北方向行走的人都应该遭殃。
太岁的心意，如同官长的心意一样。
官长在路上，有人行走时碰上了官长的车马，触犯了官长的随从，官长就会对他发怒，哪里只是对拿着用具、载着什物、离开住宅搬迁新居而触犯了他的人才加以责罚呢？
过去，汉文帝出行，经过霸陵桥，有一个行人遇上了文帝的车队，就逃到桥下躲避，认为文帝的车子已经过去，就从桥下赶快跑出来，惊了文帝驾车的马。
文帝发了怒，把他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定了他的罪。
要说太岁之神出行像汉文帝出行一样吗？
那么触犯它的人，一定有如那个从桥下跑出来的人一样了。
现在行走在道路上的人，突然得病倒地而死，怎么知道他们不是触犯了正在出行的太岁神呢？
宣扬搬迁禁忌的人对此又不能判明。
不能判明，那么是否触犯了太岁神就无法知道。
无法知道，那么太岁神出行不出行也是不可确知的了。
要说太岁之神真的出行吗？
那么它出行的道路应该有曲折，不应该南北径直走。
官长从官舍出行，出行的路也会有曲折。
要说天神走的是直道而不拐弯吗？
那么，从东西方和四角搬迁的人，仍然会触犯太岁神。
就像官长从南往北走，人们从东往西，从四角相往来，仍然会触犯他一样。
如果太岁出行不是走正南正北，那么往南北的搬迁又有什么触犯呢？
如果说太岁神是安居不行动的吗？那么，它就应当有宫室营堡，不与人相见，人怎么能够触犯它呢？
如果说太岁神没有形体，和官长不同，像烟云彩虹那样一直贯穿天地，从极北分布到极南吗？
那么，从东西搬迁像从四角搬迁的人一样也会触犯它。
好像现在人们行走接触到浓雾毒气一样，无论纵横背向面对都会受到伤害。
如果太岁神真的像气一样，人们就该碰到它，即使不搬迁，也都会受到伤害。
况且太岁是从属于天的神，与青龙神没有什么不同。
青龙神的形体不过几千丈，假如太岁神的形体应当又长又大，增加到几万丈，让太岁的身体遮盖住整个北方，应当说太岁在北方，不应当说太岁只在 子 这一个位置上。
太岁的东边有丑，太岁的西边有亥，说明太岁神并没有将整个北方都盖住，也没有将东西两边的广大区域全部占了，这是很清楚的。
如果确定说太岁是在子位，那么只有在大地的中心地区正当子午位置的人不能向南北搬迁罢了，大地的东部地区正当丑、巳位置的地方，大地的西部地区正当亥、未位置的人家，为什么不能向南北搬迁呢？
对于在丑地与亥地的人家，假使太岁在子位的同时还向东西移动的话，那么按说他们不但不能向南北方向搬迁，而且也不能向东西方向搬迁。
为什么呢？
丑在子的东边，亥在子的西边，丑、亥之地的人家向东西方搬迁，触犯了太岁所在的位置；巳、未之地的人家向东西方搬迁，触犯了太岁所冲的方位。
儒者议论天下分为九州，认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境的广度和长度，在九州之内纵横各有五千里，境内以 三河 作为大地的中心地区。
周公占卜住宅位置的吉凶，经书上说： 周成王来占卜上天之命，亲自在全国的中心治理天下。
可见洛邑是大地的中心了。
邹衍论述这个问题，认为九州之内纵横各五千里，九州全境合为一个大州，在天下的东南部，名叫赤县神州。
天下各自分为九州的大州共有九个。九九八十一，总共八十一个州。
这种说法也许不真实。
大地的形状很难确知，假使大地上确有八十一州，那么也可以作为对搬迁禁忌说法的一种责难。
如果天下的九个州，如儒者所议论的那样，正当洛邑以南，正对 三河 以北，那么豫州、荆州、冀州之地就有太岁。
雍州、梁州之间，青、兖、徐、扬等州的地方，怎么会有太岁呢？
如果像邹衍所论述的那样，那么天下九州在东南方位，不正当子午，怎么会有太岁呢？
如果太岁不在天地的尽头，而是分散在民间，那么一户人家的住宅中，就有太岁，即使不向南北方向搬迁，仍然会触犯太岁。
假如从东街迁住西街，西街有太岁；从东宅迁往西宅，西宅也有太岁。太岁或在人的东西方，或在人的南北方，如同人行走在路上，无论东西南北方太岁都会与人相逢。
太岁所在位置的数目要以千、万、十万来计算，天下的老百姓凡搬迁的都会碰上凶，要搬迁的人怎么能确知太岁的位置呢？
如果太岁果真立在天地之间，好比君王的位置在大地的中央一样。
东方的百姓，张开弓箭向西射，人们不认为这是在射君王，是因为箭不能射到君王的都城，箭身只落在它的射程之内。
现在搬迁的人难道能往北一直搬到太岁所在的位置上吗！
搬迁在很短的距离内就停止了，为什么说它侵犯了太岁呢？
而且宣扬搬迁禁忌的人之所以禁止人们朝南、朝北搬迁，是由于太岁在子位，与子位相对的午位就是 岁破 ，往南北方搬迁不是 抵太岁 就是 负太岁 ，所以称之为凶。
所谓破，必须有用来击毁对方的东西。
如果太岁确实有用来槌打的东西，那么不搬迁的老百姓也都会受到槌打的伤害；如果太岁根本没有用来槌打的东西，怎么能够伤害人呢？
雷是天上的气形成的，盛夏时节雷击断树木，击毁山峰，有时会突然杀死人。
如果说太岁击破东西时像迅猛的雷一样，那么它的声音应当迅猛，杀死人应当很突然；如果不像雷那样迅猛，也就不能吉破东西。
如果认为冲抵太岁称为破，那么冲抵本身怎么能相互为破呢？
东西方相互为冲，而南北方相互为抵。
如果一定认为冲抵是凶的话，那么东西方常常是凶而南北方常常是恶了。
如果认为太岁是神，与它相冲特别不吉利的话，那么神没有超过天神、地神的，天地相互为冲，那么在天地之间就没有一个活人了。
栻上的十二神如登明、从魁之类，工伎家说它们都是天神，常常立在子丑等方位上，全都有冲抵之气。
十二神的神灵虽然不如太岁神，触犯了它们也该会造成一些微小的祸害。
搬迁的人即使避开了太岁之凶，仍然会触犯十二神之害。宣扬搬迁禁忌的人，为什么不禁止人们搬迁呢？
冬天气候寒冷，是因为冬天属 水 ，而 水 位在北方的缘故。
夏天气候炎热，是因为夏天属 火 ，而 火 位在南方的缘故。
考察秋冬寒冷，春夏温暖，天下普遍是这样，不只是南北两个方位水火所冲的地方才寒冷和炎热。
如今太岁的位置只是在子位罢了，天下都是太岁的位置，不只是子午位相冲的地方才是太岁的位置。
如果真以太岁所在的方位为主，那么午位可算是炎夏，子位可算是严冬。
冬天往南迁或夏天往北迁的人，会再遇到凶吗？
立春，八卦的变化情况是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废、坎休。 王 所冲的位置是 死 ， 相 所冲的位置是 囚 ，和 王 、 相 相冲的位置有死亡、囚禁的凶气。
八卦反映了天下万物发展的正常道理，伏羲和周文王取法八卦来治理天下。
有关八卦的文字被记载在《周易》这部经书里，八卦所含的道理被圣人所信任采用，比触犯太岁遭祸的说法清楚多了。
有的人在立春那天往东北方搬迁，到达艮的方位，却不会遭受凶害。
太岁正好在子位，他们往东北搬迁，坤卦接近午位，就像从艮往坤，搬迁触犯子位，为什么偏遭凶祸呢？
夏历正月北斗星柄指向寅位时，申处于冲位，从东北、西南方向搬迁，相互往来的人，却不会有凶害。
子位的太岁实际上并不破午位，而凭空说 岁破 ，午位实际没有凶祸，而无缘无故禁止往南北搬迁，难道不荒唐吗？
十二个月为一年，四季节气完结，阴阳之气终了，又开始了新的一年。 岁 不过是天、月积累起来的名称罢了，为什么会有岁神而说它正好在子位呢？
积累时分成为日，积累日子成为月，月与月相连成为四季，合四季就成为年。
岁也就同日、月、季之类的名称一样。
岁如果有太岁神，那么日、月、季也同样有神吗？
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称为一统，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称为一元。
岁就和统、元是一样的。
岁如果有神，那么统、元同样也有神吗？
我论证它是不存在的。
假如有神，为什么祸害人呢？
神当中没有超过天神、地神的，天神地神却不祸害人。
人们说存在百神，百神却不祸害人。
太岁之气，就是天地的气，怎么会对人憎恨呢，触犯了它能造成祸害呢？
而且《移徙法》中说： 太岁在甲子位就不能南北搬迁。
说明甲与子的方位不同，太岁在子位就不能又处于甲位，而是由于宣扬搬迁禁忌的人通过运转 栻 才使太岁又处于甲位的。
既然运转 栻 又使太岁处于甲位，那么宣扬搬迁禁忌的人，也应该同时禁止往东西搬迁。
甲与子的地位相同，它们引起的凶祸也应当相同。
不禁忌迁往甲位而唯独禁忌迁往子位，宣扬搬迁禁忌的人，毕竟荒唐不可信用。
人们居住不可能不搬迁，搬迁不可能不触犯太岁，触犯太岁的不可能在某个时候死去。
工伎之人，看到现在人死了，就归祸于过去的搬迁触犯了禁忌。
一般人都存在着侥幸免祸的心理，死人的事又不断发生，所以有关太岁的禁忌，世代相传而不灭绝。


儒者的传书上说： 尧的时候，十个太阳同时升起，万物焦烂枯死。
尧就举箭射十个太阳，九个太阳被除掉，一个太阳永久升起。
这话是假的。
人射箭，不超过一百步箭的力量就完了。
太阳运行，是按天上星宿一定的度数转动的。
天离人，要用万里来计算，尧举箭向上射，怎么能够射着太阳呢？
假使尧的时候，天地相隔很近，不超过一百步，那尧射太阳，箭就能射到太阳；超过一百步，就不能射到。
假使尧的时候天地相隔很近，尧射着太阳，尚且不能伤害太阳，太阳怎么肯离开呢？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是火。
假使在地上的火点着一个火把，人从一旁用箭射它，虽然射中，怎么能使它熄灭呢？
地上的火不是被射中而熄灭，天上火怎么是被射中而去掉呢？
这是想说尧是用真心诚意去射太阳，凡是真心诚意达到的地方，金属和石头都会被毁坏，似乎在 精诚 面前没有坚硬的东西，那么也就没有远得达不到的地方了。
水与火，分别具有同是物质实体的特性，能射中火而使它熄灭，那就应该能射中水而使它消除。
洪水成灾的时候，泛滥中原各国，成为老百姓的大祸害，尧为什么不拿出真心诚意来射洪水而使它消除呢？
尧能够射太阳，使火不成为灾害，却不能射河，使水不成为灾害。
射水不能使水退却，那就知道尧能射太阳的话，是虚假不真实的。
有人说： 太阳是气，用箭射虽然达不到，但真心诚意能去掉它。
天特别远，如果它是气，那跟日月相同；如果它是物体，那跟金属、石头一样。
用尧的真心诚意能去掉太阳毁坏金属、石头，那他举箭向上射天就能射穿天吗？
社会上声称夏桀、商纣的罪恶，射天而打地；称赞殷高宗的德操，能用善政消除桑树穀树生于朝廷的凶象。
如今尧不能用良好的德操来除掉十个太阳，而一定要射掉它，这是他的德操不如殷高宗，罪恶则与夏桀、商纣相同，如此，怎么能用精诚的心获得上天去掉九个太阳的报应呢？
传书上说： 周武王讨伐商纣，过孟津，碰到惊涛骇浪，逆流而上，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人马都看不清楚。
于是周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握着白旄，瞪大眼睛挥动着它们，喊道： 我在这里，天下有谁敢违反我意志的！
于是风停了波浪也平息了。
这个说法不真实。
周武王过孟津的时候，将士们都欢喜快乐，前边的歌唱后边的舞蹈。
照传书的说法，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人欢喜而天发怒，这实在不合情理。
前边的歌唱后边的舞蹈，未必有其事；手挥动风就停止，事情近乎是虚构，风是气，议论的人认为它是天地发出的号令。
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对的，天就应当用安静的环境来保祐他；如果讨伐商纣是不对的，那么天刮风就是发怒。
周武王没有遵奉天的命令，检查自己的罪过，却瞪着眼睛喊道； 我在这里，天下有谁敢违反我意志的！ 这就加重了天的愤怒，增加了自己的罪恶，风怎么肯停止刮呢？
就像父母亲发怒，儿子不肯改正过错，反而瞪着眼睛大喊，父母亲肯饶恕他吗？
如果风是天自然而然刮的，那么水波逆流，疾风晦冥这些祸气就是自然形成的，可见这些也是无意识的，不会因为周武王瞪眼、挥旄的缘故而停止。
风同雨一样，即使周武王瞪眼用旄挥动雨就会停止下吗？
武王不能使雨停下，那么也不能使风停刮。
或许是周武王正好挥动白旄，风碰巧自然停止，世人为了赞扬武王的圣德，就说武王能制止刮风。
传书上说： 鲁阳公跟韩国打仗，打得正起劲太阳落山了，鲁阳公举戈一挥，太阳因此退了三舍。
这话是假的。
凡是人能够以真心诚意感动上天的，都要专心一意，放弃一切事务，全神贯注，才能感应给天，天才会改变移动，但是还不能说就一定会使它如此。
鲁阳公心思在打仗，因为太阳落山而挥了一下戈，怎么能使太阳退回呢？
即使是圣人对着太阳挥戈，太阳也始终不会退回，鲁阳公是什么人，而能使太阳退回呢？
《尚书·洪范》上说： 星宿有好刮风的，星宿有好下雨的。
太阳与月亮运行，才有冬有夏。
月亮靠近箕宿毕宿，就要刮风下雨。
星与太阳月亮同样是精气，太阳月亮不靠近星，星总是在反复变化，同样要刮风下雨。
这表明太阳月亮的运行有一定的度数，不会随着星的好恶而靠近或离开星的，怎么会顺从鲁阳公的欲望而退三舍呢？
星在天上，是太阳月亮休息停留的地方，就像地下有邮亭，作为地方官吏办公的地方。
二十八舍划分得有度数，每舍大致十度，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说太阳退回三舍，就是三十度。
太阳，每天运行一度。
挥戈一下顷刻间，就退回到三十天前所在的地方。
如果说一舍为一度，三度也就是太阳三天的行程。
挥戈一下的瞬间，竟使太阳退回了三天的行程。
宋景公发自诚心说了三句好话，火星就移动了三舍。
实事求是的人尚且说这件事是假的。
鲁阳公正在打仗，讨厌的太阳要落山，因此挥了一下戈，没有诚心，也没有说好话，太阳就为他退回，这大概不是事实吧！
况且太阳是火。圣人向火挥动一下，始终不能使火退却；鲁阳公对着太阳挥动一下戈，怎么能使太阳返回呢？
或许打仗的时候太阳正在东方，打迷糊了，以为太阳要落山，于是挥戈转向东方，就错误地说太阳好像倒退回去了。
世人好谈神怪，在此就说太阳退回去了，而不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传书上说： 荆轲为燕太子谋杀秦王时，天空出现白色长虹穿过太阳。
卫先生为秦国谋画长平之事时，天空出现金星侵蚀昴宿。
这话是说人用真心诚意感动上天，上天才会变化受打动。
要说白色长虹穿过太阳，金星侵蚀昴宿，是事实。
但说荆轲谋杀秦王，卫先生谋画长平之事，感动了上天，所以才有 白虹贯日，太白蚀昴 的事，这是假的。
我们用筷子敲钟，用算筹来打鼓，之所以不能发出声音，是因为用来敲打的东西太小。
如今人的形体不过七尺，凭人七尺形体中的精神，想有所作为，即使全神贯注真心诚意，也同用筷子敲钟、用算筹打鼓一样，怎么能感动上天呢？
心不是不诚，而是用来感动上天的东西太小了。
况且想杀害的是人，人还没有预感，天反而能预感到吗？
有人问说： 人想谋害别人的气，能使人预感到吗？ 我以为： 不能 。
人又责难道： 那么豫让想谋害赵襄子，赵襄子却事先心动察觉；贯高想弑杀汉高祖，汉高祖也事先心动有所察觉。
他二人怀有害人的精气，所以两位君主被震动而有感觉。
依我说： 祸害将要来，这人本身就会有作为预兆的奇怪现象出现，而并不是敌人害人的精气所能震动的。
用什么来证明呢？
有时会在路上碰到狂人，用刀砍他自己，狂人未必想伤自己的身体，然而自己身体先的时候却已经有作为预兆的奇怪现象发生。
照这样说，奇怪现象的出现，是灾祸要到来的凶兆，而不是想害自己的人造成的。
将要遭到灾祸的人，去占卜会得恶兆，去算卦会得凶卦，出门也会见到不吉利的事情，观天象占卜会见到祸气，祸气表现在脸上，就像白虹，金星在天空出现一样。
灾变在天空呈现，奇异的预兆在人身上出现，天上地下的怪现象碰巧同时出现，这是自然的相互应和。
传书上说： 燕太子丹在秦国朝见，得不到离开，于是向秦王请求回国。
秦王坚持要留下他，跟他发誓说 除非偏西的太阳再回到正中来，天上降下谷子，使乌鸦白头，马长出角，厨门上的木象生出肉脚来，才能回去 。
正当这个时候，天地保祐他，偏西的太阳则又回到正中，天上降下谷子，乌鸦白了头，马长出了角，厨门上的木象长出了肉脚。
秦王认为他是圣人，就放他回去了。
这个说法是假的。
燕太子丹是什么人，能感动上天？
圣人被拘禁，没有能感动上天；太子丹是贤人，怎么能做到这样！
上大能保祐燕太子丹，生出诸多吉祥的东西来以避免他的身体被困，那就应该能缓和秦王意图，以解除他的困境。
要解决被拘禁一事很容易，要产生出吉祥的五件事来却是极困难的。
抛开一件容易做的事，而去干五件困难的事，上天怎么就不怕辛苦呢？
成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拘留在羑里，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
三个圣人受困，上天不能保祐他们，使拘留者看到上天的保祐而知道他们是圣人，释放并尊重、厚待他们。
有人说： 拘留三圣人的人没有与他们立誓，三个圣人的心里就没有产生求天保祐的愿望，所以保祐三圣的吉祥物就无从出现。
上天保祐人，就像拿器物借给人一样，别人不来求取，就不给他。
我的回答是：燕太子丹希望上天降吉祥的时候，那里会开口说话呢？
只是心里希望罢了。
然而成汤被关在夏台，周文王被囚在姜里的时候，心里也希望被释放；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心里是多么希望有饭吃。
上天为什么不使夏台、羑里的门闩和锁毁坏，让成汤、文王走出来；降谷子在陈国和蔡国，让孔子吃饱呢？
太史公说： 世人称赞燕太子丹能使天降谷，马生角，大都是假话。
太史公是记载汉代真实情况的人，却说是 假话 ，可见上面的说法近似不真实了。
传书上说： 杞梁的妻子对着城痛哭，城为此崩塌。
这是说杞梁随军打仗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很悲哀，对着城痛哭，至诚的悲痛，精气感动了城，所以城墙为此崩塌。
说杞梁妻子对着城痛哭，是事实；但说城为此而崩塌，是假的。
人们哭声的悲哀没有超过雍门子的。
雍门子向孟尝君哭诉，孟尝君也为此抽泣，大概哭得真诚，所以面对他的人也感到凄惨悲痛。
雍门子能感动孟尝君的心，但不能感动孟尝君的衣服，因为衣服不知道忧伤，不与人的心相贯通。
如今的城是土的。
土就同衣服一样，没有五脏，怎么会为悲哀的哭声悲痛而崩塌呢？
假使至诚的哭声能感动城的泥土，那她对着草木哭，就能使草折断使树裂开吗？
对着水和火哭泣，能使水冒出来灭掉火吗？
草木水火与泥土没有两样，那么杞梁妻的哭声，不能使城崩塌，是明明白白的了，或许是城正好要自己崩塌，而杞梁的妻子恰巧这时痛哭。
后代喜欢随便说的人，不追究这事的真实情况，所以杞梁妻使城崩塌的名声，到今天也没有消失。
传书上说： 邹衍没有罪，却被燕王囚禁，正当夏天五月，仰天长叹，天因此降霜。
这跟杞梁妻痛哭使城崩塌，没有什么不同。
说他没有罪被囚禁，正值夏天而仰天长叹，是事实；说上天为此而降霜，不是事实。
万人张口一齐发出叹气声，尚且不能感动上天；邹衍一个人受冤枉叹一口气，怎么就会下霜呢？
邹衍的冤枉不会超过曾子和伯奇。
曾子被疑忌就低声哀吟，伯奇被放逐就高声悲歌。
疑忌、放逐跟囚禁一样，哀吟、悲歌与叹气等同。
曾子和伯奇不能招致寒冷，邹衍是什么人，唯独他能降霜？
被放逐的冤枉，尚且不值得说。
申生自杀，伍子胥割颈，一个忠心孝敬被赐死，一个真心效忠被诛杀。
临死的时候他们都有话说，话说出口，与仰天长叹没有两样。
上天不被他二人感动，唯独被邹衍感动，难道是上天痛心被囚禁，而不哀怜流血吗！
为什么那冤屈悲痛相似而上天所感动不一样呢？
点一个火把烧一大锅水，整天不会热；拿一尺冰放在厨房中，整夜不会冷。为什么呢？
因为微弱的感触不能触动巨大的东西。
现在邹衍的叹气，不过像一个火把、一尺冰，而上天的巨大，不只像一锅水及厨房一类东西。
一仰天长叹，天就会降霜，是什么天这样容易感动，是什么霜这样容易降下？
悲哀跟快乐相同，欢喜与愤怒一样。
邹衍发出怨痛的声音，能使天降霜，那么假使邹衍受到意外的赏赐，仰天大笑，能在冬天使天变热吗？
谈变复的人说： 人之君子秋天受赏则天气温暖，夏天被罚则天气寒冷。
寒气不累积多时则霜不会降，暖气不连续几天则冰不会化。
一个人被冤枉而叹一口气，天就下霜，是什么气候这样容易改变，是什么时节这样容易转变？
气候的寒冷与温暖自有一定时节，这与谈变复的人的说法是不相合的。
姑且听从变复的说法，或许燕惠王好用刑，寒冷的气候应该来了；而邹衍被囚禁长叹，叹气时霜正好自己降下。
世人看见正好在邹衍叹气的时候霜下起来了，就说是邹衍叹气所导致的。
传书上说： 师旷演奏《白雪》曲，神物从天而降，风雨突然而来，晋平公因此得了手脚麻痹的病，晋国地上则寸草不生。
有人说： 师旷的《清角》曲，开始演奏，就有云从西北面升起；再次演奏，大风来，大雨随之而到，吹裂帷幕，砸坏俎、豆，把廊上的瓦刮了下来，坐着的人纷纷逃散。
晋平公感到恐惧，趴在廊室里，接着晋国大旱，三年地上寸草不生，平公也得了手脚麻痹的病。
看来《白雪》和《清角》也许是同曲异名，因为它们灾祸的情况相同。
解释儒家经典的人，把它当作对的东西记载下来，社会上一般人看见，相信以为就是如此。
要是研究考察一下它的实际情况，大概是句假话。
那么《清角》是什么声音能导致它这样呢？要说 《清角》是木音，所以能招致风产生。如果木能招风，雨就会跟风一起来。
三尺长的一把木琴，几根弦发出的声音，就能感动天地，怎么这样神奇啊！
这还是一哭就使城崩塌，一叹气就使天下霜之类。
师旷能弹奏《清角》，肯定有传授的人，不可能是本性生就出来的。
他开始接受学习的时候，经常练习，不只一次两次地弹奏过。
考察一下，如果确实像传书所说的，那么师旷学奏《清角》时，风雨就一定会经常到来。
传书上说： 瓠芭弹瑟，深渊里的鱼会冒出水面来听；伯牙奏琴，正在吃料的马也抬起头来听。
有人说： 师旷弹奏《清徵》，开始演奏，有十六只黑鹤从南方飞来，在廊门的脊上停留；再演奏黑鹤就排成队；第三次演奏，黑鹤群便伸长脖子鸣叫，舒展翅膀起舞，乐音中符合五音的声音，响彻天空。
晋平公很高兴，在坐的都欢喜。
《尚书·舜典》上说： 敲击着石磬，使各种兽类一齐起舞。
这虽然使人奇怪，然则尚且可信。
为什么呢？
因为鸟兽喜好动听的声音，它们的耳朵与人的耳朵一样。
禽兽看见人的食物，也想吃；听到人的乐曲，为什么要不快乐呢？
虽然鱼冒出水面来听，吃料的马抬着头听，黑鹤伸长脖子鸣叫，各种兽类一齐起舞，这些大概接近其真实。但狂风暴雨的到来，晋国大旱，地上三年寸草不长，晋平公得手脚麻痹的病，大概是假话。
也许弹奏《清角》的时候，天正好要刮风下雨，风雨过后，晋国碰巧遭上大旱；晋平公喜欢听乐曲，喜笑过度，偶然得了手脚麻痹的病。
解释儒家经典的人，相信认为是这样，世人看了，就更认为是事实了。
事实上，乐声不可能招致这样。
用什么来证明呢？
风雨突然到来，这是阴阳错乱。
乐声能使阴阳错乱，那么也能使阴阳调和。
既然如此作君王的又何必要修养身心，端正操行，广泛施行善政呢？
只要让人弹奏能调和阴阳的曲子，调和之气自然到来，太平景象自然就会呈现。
传书上说： 汤遇上七年大旱，用自己做牺牲在桑山的树林里祷告，列举六项过失责备自己，天才下雨。
有人说： 大旱是五年。
祷告说： 我一个人有罪，不要涉及万民。
万民有罪，罪在我一个人。
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昏庸，就让上天鬼神伤害万民的生命。
于是剪自己的头发，捆自己的手，把自己作为牺牲，以此向上天请求降福。
上天很高兴，当时就下了雨。
说汤把自己当做牺牲在桑林祷告责备自己，以及说剪头发捆手，把自己当作牺牲，以此向上天请求降福，这是事实。
至于说天下雨，是因为汤责备自己，把自己当做牺牲向上天祷告的缘故，大概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孔子得病，子路请求为他祷告。
孔子说： 有这样的事吗？
子路说： 有的。祷词上有： 为你向天上的神和地下的神祈祷。
孔子说： 我祈祷已经很久了。
圣人修养身心，端正操行，平常祷告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地鬼神都知道他们没有罪过，所以说 祷告很久了 。
《周易·乾卦·文言》上说： 圣人与天地同德行，与日月同光明，与春、夏、秋、冬四时变化同顺序，与鬼神同吉凶。
这是说圣人跟天地鬼神同德行。
如果圣人一定要祈祷才能得福，这就是说他跟天地鬼神不同德行了。
商汤和孔子都是圣人，平素祈祷的时间都很久。
孔子不让子路祷告为他治病，商汤为什么要用祷告来得到雨水呢？
孔子一向祈祷，身体尚且还生病。
商汤也一向祈祷，整年还是大旱。
既然如此，那么天地有水灾旱灾，就像人会生病一样。
生病不可能因为责备自己而消除，水灾旱灾同样不可能因为祈祷而自动免除，这是明摆着的。
商汤遭到旱灾，是因为犯了过错吗？
这就是他不与天地同德行了。
如果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招致来的大旱，那么，责备自己向上天祷告谢罪，也没有什么用处。
人的形体长七尺，身体中有五脏，会得疟疾，狠狠地责备自己，尚且不能痊愈。何况广阔的天，本来就有水灾和旱灾，汤用七尺长的身体，心中的诚挚，责备自己祷告谢罪，怎么能得到雨水呢？
要是人在高台上，有人从高台下叩头，请求得到台上的东西。
台上的人听见他的话，就会怜悯给他；如果听不见他的话，即使他诚恳到极点，最终还是得不到。
天离人，不只高台那样高，商汤即使责备自己，天怎么能听见而给他雨水呢？
那干旱，是火气造成的灾害，久雨，是水造成的灾异。
尧遇到的洪水，可以说是大得很。
尧并没有责备自己，用自己作牺牲来向上天祈祷，而是一定要舜、禹去治理它，因为他知道水灾必须靠治理才会消除。
消除水患不能靠祈祷，消除旱灾也应该像这样。
由此说来，商汤的祈祷不可能得到雨水。
也许是干旱得太久了，该当是下雨的时候，商汤由于久旱，碰巧在责备自己，世人看雨下来，是随着汤责备自己而来的，就说汤是靠祈祷得到雨水的。
传书上说： 仓颉创造文字，天上降下谷米，鬼夜晚哭泣。
这是说文字产生而祸乱也随着出现，所以他创作文字的奇异现象导致了天降谷，鬼夜哭头。
说天降谷，鬼夜哭，是事实，但说那是应验仓颉创造文字，则是假话。
黄河中出现图，洛水中出现书，是圣帝明王吉兆的应验。
图书文章跟仓颉创造文字有什么区别？
天地作图书，仓颉创造文字，所从事的跟天地相同，意图与鬼神相合，有什么错，有什么罪，却招来天降谷、鬼夜哭的怪现象呢？
如果天地、鬼神憎恨人有文字，那么黄河中出现图，洛水中出现书，就不对了；要是天不憎恨人有文字，创造文字又有什么错而会导致这样的怪现象呢？
也许仓颉正好创造文字，天碰巧降谷，鬼偶尔夜哭。而天降谷，鬼夜哭，自有它的原因，世人看到它们是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到来的，就说创造文字产生祸乱的现象，是跟随着仓颉的事业而发生的。天降谷，议论的人说它从天而降，是随着灾变而发生。
如果用云雨来解说，降谷的怪现象，不足奇。
用什么来证明呢？
因为云是从山丘中产生，分散落下来就成为雨。
人看见它从天上落下来，就说天下雨了。
夏天则是雨水，冬天天冷，那雨就凝结成雪花，这都是由于云气在山丘中产生，而不是从天上产生降落在地上，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那谷雨，好比重复云雨一样，也是从地上产生，随着跟大风一起飘扬，高入云霄，然后再降集在地上。
人们看见它从天上落下来，就说 天降谷米 。
建武三十一年，陈留地方降谷米，谷米下来把地都遮盖了。
察看谷米的形态，像蒺藜子但要黑些，有点类似于稗子。
这或许是边远的夷狄地方，出产这种谷米，夷狄不用谷米作粮食，这谷子生于荒野中，成熟后散落在地上，碰到大风突然来，吹起飘扬跟着一起飞驰，等风势减弱谷子聚集在中原地区落下。
中原地区的人看见，就说天降谷米。
以什么来验证呢？
野火烧山泽，山泽中草木都被烧光，树叶成了灰，大风突然来，吹起飘扬，高高在天上纷飞，风势减弱叶灰下落，堆集在路上。
天降谷米，就像草木的叶子被烧成灰飞上天，然后降集在地上一样。
而一般人便以为天降谷米，作传书的人就认为是灾变的怪现象。
天主管散布气，地主管生产物。
有叶子、有果实可以啄吃的东西，都是地上长出来的，不是上天所造的。
这谷米不是气生成的。而必须有土才能长成，虽说天降谷是怪现象，但怪现象都源于同类事物。
长在地上的东西，变成从天上降下来；那么产生在天上的东西，可以从地上长出来吗？
地上有万物，就像天上有群星一样。
群星不会改变从地上长出来，谷米为什么就能单独从天上产生呢？
传书上又说： 因为伯益凿井，龙飞升到高高厚厚的云端，神隐居于昆仑山中。
这是说凿井有害，所以龙和神在作怪。
要说龙飞升到高高的厚厚的云端，是事实。
但要说神隐居昆仑山中，又说因为凿井的缘故，龙飞升神离开，那是假的。
凿井有水喝，种田有饭吃，同是一种情况。
伯益凿井，导致变化，开始有种田的人，怎么能说没有改变呢？
神农把木头弄弯做成耒，教百姓种田锄草，百姓才开始以五谷为粮食，五谷才开始播种。
改耕土成为田，凿地成为井。
井出水能解渴，田产谷能救饥，这是天地鬼神想做的事，龙为什么要躲入高高的厚厚的云端去呢？
神又为什么蔽居昆仑山呢？
其实，龙升入高高的厚厚的云端，古今都有，并非始于伯益凿井才升入云端。
如今盛夏，雷雨的季节到了，龙多数要飞升云里。
云雨与龙相互应和，龙驾云雨而行，同类之物互相招致，这并非是有意的行为。
尧的时候，天下很和睦，老百姓无事，有个五十岁的老人在路上玩击壤的游戏。
围观的人说： 伟大啊，尧的德政！
玩击壤的人则说 我太阳升起就劳动，太阳下山才休息，凿井来喝水，种田来吃饭，这里边尧出了什么力呢？
可见，尧的时候已经有井了。
唐尧、虞舜的时候，养龙驾龙，龙常在朝廷。
夏朝末年政治衰败，龙才隐藏起来。
并非伯益凿井，龙才飞入高高的厚厚的云端隐藏。
所说的神，是什么神呢？
各种各样的神都是。
各种各样的神为什么要憎恨人凿井呢？
假使神跟人一样，那也应该有喝水的欲望，有喝水的欲望。
却要憎恨井而离开，这就不真实。
要是伯益不凿井，龙就不会因为憎恨凿井而蔽入云端，神也不会因此而隐居昆仑，这是作传书的人胡乱揣测，编造出来的。
传书上说： 吕梁山崩塌，堵塞了黄河三天没有流水，晋景公非常发愁。
晋伯宗听从拉车人的话，叫晋景公穿着丧服哭泣，河水就会因此流通。
这是假话。
山崩塌堵塞黄河，就像人生疮长脓，血脉不通。
治毒疮的人，难道可以又重复用穿丧服，通过哭泣的声音来治病吗？
尧的时候，洪水滔天，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
帝尧叹息，广求贤能的人。
洪水成灾比黄河堵塞更凶，尧为此发愁比晋景公厉害，但没有听见用穿丧服，通过哭泣声的手段能制服洪水的。
这是因为尧的时候没有贤能的人像拉车人那样具有法术呢？
还是洪水灾害太大，不能用哭泣声和穿丧服的办法来消除它呢？
如果穿着丧服哭泣是在悔过和责备自己，那么尧和禹治水是用人力，而不靠责备自己。
吕梁山，是尧时的山；堵塞的黄河，是尧时的黄河。
山崩塌黄河堵塞，天下雨洪水猛涨，二者灾害没有区别。
尧和禹治理洪水用人力，拉车人治理黄河堵塞靠责备自己，灾害一样而治理办法不同，同样是人而对付水灾的办法却不同，这大概不是圣贤消除灾祸恢复正常状态的实际情况。
但凡能消除灾祸恢复正常状态的道理，是因为能互相感动，是同类事物的缘故。
寒冷就用温暖去消除它，温暖就用寒冷去解除它。
所以用龙招致下雨，用酷刑会带来严寒赶走暑气，这都是因为五行之气需要相互感应，相互克制的缘故。
山崩塌堵塞黄河，就穿着丧服哭泣，在道理上是什么意思呢？
这事或许是黄河被堵塞的时候，山刚崩塌，泥土聚积，河水没有兴起。
三天以后，河水兴起泥土失散，逐渐毁坏。
积土毁坏了河水开始流动，终于向东流去。
碰巧伯宗听到拉车人的话，于是晋景公穿着丧服哭泣，一哭河水就流了。河水流了，人们就说黄河的灾害是由于哭泣才被消除并恢复正常状态的。事实并不是这样。
用什么来证明呢？
假使山经常自然崩塌，穿着丧服哭泣也没有用。
如果山崩是天应和人事的一种灾变，那就应该改变政治才能消除。
穿着丧服哭泣，是什么改革了政治而使天灾消除并恢复正常的呢？
传书上说： 由于曾子很孝顺，所以能跟母亲的气相同。
曾子在野外去砍柴，有客人来找，见不在想走，曾母说： 请留步，曾子马上就到。
立即用右手掐她自己的左臂。
曾子的左臂立刻感到疼痛，就飞跑到家问母亲： 我的左臂为什么会疼痛？
母亲说： 现在有客人来访想要回去，我掐臂叫你回来。
就因为曾子非常孝顺，所以跟他父母的气相同，身体有疾病，精神上总是有感应。
我认为这话是假的。
所谓 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能与天神地神相通。
是说德行可以感化天地。一般人由此解释说，孝顺父母，尊重兄长到极点，人与人之间精气就可以互相感动。
像曾母左臂痛，曾子的左臂也就跟着痛。那曾母生病，曾子也跟着生病吗？
曾母死，曾子也跟着死吗？
考察事实，曾母先死，曾子没有死，这样说来，精气只能在小事上互相感动，而不能在大事上互相感应了。
世人声称申喜晚上能听见他母亲唱歌，心有所感动，开门问唱歌的人是谁，果真会是他的母亲。
这大概是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声音相互感应，心里悲哀神情感动，开门而问，大约是事实。
如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外，听不见叫喊的声音，母亲稍微掐一下左臂，怎么就能感动曾子呢？
我怀疑是一般人为宣扬诚心，又听说曾子孝顺父母天下难找第二个，就为此凭空捏造了曾母掐臂的说法。
社会上称道南阳卓公做密县县令时，蝗虫不飞入他的县界。
这大概是因为他贤明得极诚心，害虫不会进入他县境的缘故。
这又不真实了。
贤明极诚心使卓公德化，与同类相通，能互相知心，然后对他仰慕，信服。
蝗虫是蚊虻之类，它们何时知道何时看见而能够晓得卓公德化？
如果贤者住在茫茫荒野之中，蚊虻能不飞入他的房子里吗？
蚊虻尚且不能避免飞进贤者的房舍，蝗虫怎么又能不飞入卓公的县境呢？
发果说蝗虫是一种灾变，跟蚊虻不同，那寒冷与温暖也是一种灾变，假使一郡都寒冷，贤者做一县之长，一县之内能单独温暖吗？
寒冷与温暖不能避开贤者的县，蝗虫又怎么能不飞入卓公的县界呢？
要么是这样，蝗虫碰巧没有飞入县境，而卓公的贤名恰好在社会上被称颂，于是世人就说他能使蝗虫不入境。
拿什么证明呢？
蝗虫在野外降落，不可能完全都把地遮盖住，往往有的地方聚积得多些，有的少些。
它们没有聚积的地方，只有盗跖住的地方；聚积少的野外，只有伯夷隐居的地方。
降落和飞过的蝗虫有多有少，不可能把一个地方完全都遮盖住。
蝗虫聚集的地方有多有少，它们飞过的县，有的停留，有的飞走。
其降落的多少不可能证明谁善谁恶，那么有没有降落怎么能够用来说明谁贤谁不贤呢？
大概当时蝗虫自己飞过，并不认为是贤人管理的县界就不飞进去，这是很清楚的。